“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走近被冷落的缪斯——吴兴华新诗研究评析

早在抗战前期,吴兴华诗就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随后由大陆至香港、台湾,引起了很大反响。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对吴诗文本的细读与历史探因,将吴兴华诗歌研究的明朗声音又以回忆录与文本研究的方式重新传达出来。新世纪对吴诗由文本深入到内质、由形式探悉到核心的纯文本研究方式也有一定的进展。     

通古开新：吴兴华诗学初论

吴兴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早慧诗人。可惜身逢乱世,抗战时期身在沦陷的北平,以后又经历国共内战;50年代因应时代转变,作品产出变少,60年代中期英年早逝;然而他却留下非常有份量的作品,后人初步整理成五卷,其创作、翻译以及评论,都非常值得研究。吴兴华早年在《新诗》与《文学年报》发表有关现代诗选本与《唐诗别裁》的评论,显示出开阔的视野与深刻独到的眼光。1941年提交大学毕业论文《现代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诗学研究中的运用》,借用英国剑桥批评学派蒂尔雅德《诗之直与曲》的理论,并作出调整修正,以分析中国古典诗歌,成绩亮眼;更是下一阶段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发展的基础。     

论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及其译诗实践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立足忠实,辨证地吸取传统的翻译理论,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提出了信似译的翻译思想.他指出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翻译不仅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但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忠实是不可能的,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所在,不是做到和原作相等,而是做到在本国语言里相当于原作.他的诗歌翻译很好地实践了他的翻译思想,忠实再现了原作的风姿与神韵.     

诗意与诗译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存在极大的差异,加之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音韵美、意境美等特点,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道路显得尤为艰难。本文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出发,借鉴前人研究的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诗意与诗译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存在极大的差异,加之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音韵美、意境美等特点,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道路显得尤为艰难。本文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出发,借鉴前人研究的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译诗与诗艺

诗歌翻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通过大量的译例,从形式、内容等方面分析和探讨诗歌翻译的原则、方法和技巧、完全可以说明,译诗要“文质相称”,翻译时要做必要熔裁而又要忠实于原作。要想提高译诗水平,译者就需不断提高自己的诗歌艺术修养。     

中文广告的诗型英译

广告作为刺激消费、增加商品消费量的手段,需要语言精练、富有感染力。广告设计者们想方设法制作有创意的广告,使得广告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性越来越高,广告越来越有诗性美。这与诗歌的特征不谋而合。本文力图探讨中文广告在英译过程中赋予其诗性元素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从王维诗英译探讨典籍英译的批评标准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针政策的提出,我国的典籍翻译事业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典籍翻译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局面。翻译著作,尤其是典籍翻译作品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正确传播中国文化思想内涵,影响到以文学著作为媒介的中外思想交流。因此,翻译批评必须发挥其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衡量翻译批评活动以及翻译理论的一个尺度,翻译批评标准的确立尤为重要。文章从王维诗的两个英译本出发,探讨典籍英译的翻译批评标准。     

吴兴华诗歌的叙事艺术

吴兴华诗歌是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一种独特的存在.他采用幻化时间、时空联结视角等艺术手法.通过营造浸润了个人情感和思维的意象群落来加强叙事作品的诗化程度,使诗歌呈现出神话性、意象意绪化等特征.吴兴华引入西方诗歌的叙事技巧.注重在现代语境中挖掘古典叙事与现代情绪的反讽效果,增添了戏谑成分,结合穿插旁白体,造成多方叙事的角色转换技巧.     

论吴汝纶教育思想

分析了吴汝纶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全面阐述了吴汝纶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征,肯定了吴汝纶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它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重大影响。     

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

吴兴华的诗在题材、意象、诗想、形式方面,有意与流行的自由体新诗拉开距离,大踏步向古典诗靠拢,用力之深,在1940年代诗界,堪称异数。1940年代后期,他把叙事性和戏剧性因素纳入诗歌写作,有意淡化抒情性的比重,拉开与主流诗坛的距离,因此为新诗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定义：诗歌不是外在的日常经验的艺术转化和再现而是一个诉诸于人的内在世界的“历史想象”,不再是个人情感和观念的自由表达而是一个要求具备学养的“知识之航”,它要求驱除诗歌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转向对修辞技艺和文本秩序的经营。我们可以在吴诗中辨识到“古典新诠”的特征。古典新诠的接力者遍布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北美,形成一条辉煌长远的“现代主义历史诗学”的光谱。     

试论吴宓诗学思想的研究现状

本文结合学界对学衡派乃至对整个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转变过程,将吴宓诗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划分为冷落期、尘封期和复兴期三个阶段,并对复兴期中理论界围绕吴宓诗学思想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以期展望吴宓诗学思想研究的未来走向.     

孙子的军事哲学思想探析

兵学和哲学是紧密联系的,兵学充满哲学,哲学运用了兵学中的战例.被中外学者称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孙子兵法》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其提出的“修道保法”的朴素唯物主义战争观,“知己知彼”的战争认识论,“奇正相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等,都可用来分析战争的胜负与主客观之间的关系,并指导战争、驾驭战争,把战争引向胜利.     

吴嵩梁《石溪舫诗话》述评

吴嵩梁是清代嘉道诗坛的名家,时有“诗佛”之称。吴氏的诗学观集中反映在他所作的《石溪舫诗话》中,该诗话作于嘉庆十五年至十八年间,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价值,而且反映了吴氏独到的诗学理论体系,对研究清代诗歌与清代诗学均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作用,值得后人重视。     

从《办学公文稿》看吴汝纶教育思想与实践

创办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学校——桐城学堂,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办学公文稿》则凝聚了吴汝纶在中国处于危亡之际为救亡图存而改革教育的诸多思考,是研究考察吴汝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伍光建译著特色及其影响评述

从中国近代翻译出版史的角度,对伍光建译著影响进行介绍、分析与比较,揭示了伍译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节译、突出原著精华、以“信”统摄“达”“雅”、尽力顾及读者接受能力等特点。有助于更好地评价伍译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罗伯特·克里利投射诗理论与实践述评

罗伯特·克里利一直被认为是仅次于查尔斯·奥尔森的投射诗派中坚人物。他提出投射诗的核心原理：“形式向来不过是内容的延伸。”研读克里利的散文和访谈录可以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竭力拥护与奥尔森共同推出的投射诗理论,他此间有关客观性、语言、形式以及诗歌尺度的言论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投射诗理论的诠释。然而在创作实践中,即使是在他极力拥护投射诗理论时候,他的有些诗歌也表现出对投射诗原理的背离。这可以从他这段时期创作的几部组诗中得到证明。无论克里利是否遵循了投射诗理论,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尝试把自己的即时感知投射到诗歌中,从而为自己在美国诗歌史上奠定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吴宓外语教育思想和实践之探析

吴宓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教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他在长期的外语教育实践中所奉行的外语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重视翻译术以及教书育人等观点,至今仍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吴贻芳女子“人格教育”思想探析

吴贻芳奉承＂厚生＂精神,倡导女子＂人格教育＂思想,她主张的是完全人格教育,并强调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爱国精神。＂厚生＂精神是其人格教育的基石,并把＂人格教育＂理念自始至终贯穿到教学实践中,采取创建性的措施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