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吴中诗文价值解读——以何良俊诗文创作为例

"诗言志,诗言情"是诗歌的最主要功能,然而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二者做了高下之分:言志之作往往得到更高的评价,而言情之作则往往受人冷漠.明代中期诗坛可谓上述情况的最好注脚:复古诗人、诗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受人青睐,而处于同一时期的吴中诗人群体则极少受人关注.然而实际上吴中诗人雅致的生活情趣,以及反映在诗文中的日常生活主题,对思考如何缓解我们当下日益繁重的生活压力不无裨益.     

清宫书画鉴藏、佚存与研究述评

清代宫廷书画收藏在乾隆朝蔚为大观,为前朝各代所不及。清宫珍藏书画虽然有所散逸和损毁,但其最重要的部分却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北京与台北两座故宫博物院中。两院荟萃了中国法书墨迹及绘画作品的精华,有相当多的名迹巨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清宫书画得以初步整理与鉴定,古物陈列所文物鉴定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以来,两岸故宫博物院对清宫书画的整理鉴定和学术研究不断发展。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宫书画经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研究鉴定,使书画鉴定逐步发展为一门学问乃至一门学科。故宫书画鉴定以文献考据与艺术鉴定并举为特点,构建了书画艺术史的基础,也构成了故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从对立到合流:明代言官群体与宦官的互动

基于身份和政治理念的不同，明代言官群体与宦官有着本能的对立，在宦官为祸炽烈的正德、天启朝，二者的对抗尤为惨烈。但随着明代政治格局的演变，言官与宦官的政治分野逐渐模糊，双方的关系由对抗趋于合流。从整个明代的历史来看，言官群体制衡宦官的作用十分有限，在与宦官的较量中多处劣势。究其由，首先，宦权是异化的皇权，宦官假手皇权压制言官；其次，言官群体分化蜕变，丧失气节，党附宦官，助纣为虐，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明代诗文的功利化趋势——嘉靖、隆庆文人何良俊诗文解读

在唐宋诗文成就的重大压力下,明代文人虽努力使诗文创作恢复唐宋盛世面貌,然诗文仍无情的受到清代文人的讥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明代诗文功用的转变原因不可忽视。奉和、雅集、题画之诗充斥明人诗文集,不幸的是此类诗歌仅仅成为日常雅致生活的点缀及交往的媒介;文章之中的代笔、请托之作更是比比皆是,文人往往借此显己扬名、赚取润笔,所以文章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年间的松江文人何良俊即为其中的典型。     

江南地域传统对明代诗文的渗透——以吴中“皇甫四杰”为对象

文章以明代吴中皇甫四杰诗文为对象,考察江南地域传统如何影响明代的诗文创作。从中发现,江南地域传统一直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渗透在诗文创作中。选择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物象,营造清新自然的意境,采用繁复的描写和修辞手法,表现江南人的高超才情和文化优越感,是显性渗透的主要方式;而江南士人追求自由、崇尚隐逸的精神诉求正是其内在隐性支撑。江南地域传统伴随着江南人的足迹在明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弘治朝之科举与弘治会元考论——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中心

明代科举处于科举史的鼎盛之期,以弘治朝为代表的明代中期又是明代科举的成熟阶段。此期的分地域取人、考试规范性、庶吉士考选、防弊措施等方面均有表现,而会试所取的榜首——会元,正代表了明朝科举的最高水平。在弘治朝会元中,钱福之文体现了重气格的成弘时文之风,董圮因年辈较晚,对正嘉时文及唐宋派具有一定影响。汪俊的仕途浮沉则被打上了科举政治的较深印痕,体现了举业与宦业相关的特点。《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载录的丰富史料对考订以上事实极具学术价值。     

二十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

二十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走的是一条由崇俗黜雅、俗热雅冷到多元发展、百家争鸣的道路。前五十年为开拓领域、确立格局时期,“五·四”以后至抗战前夕曾出现第一次高潮,俗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中间三十年乃古为今用、有得有失时期,“得”表现为有限的实证性成果,“失”多在于直接为当代政治运动服务;近二十余年为多元发展、百家争鸣时期,也是本世纪的第二次高潮,无论资料建设、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气象。     

论诗文体性之异——明代诗学的一项重要建树

文章以体裁为先。明代诗学的一项重要建树是从功能、表达方式、语言运用等方面揭示诗文体性之异 ,其成果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     

许衡的价值理想与诗文创作

许衡是有元一代著名的理学家 ,他具有“成己成物”的价值理想和“出处分明”的人格建构。这些在他的诗文中表现为济世的远怀和幽居的拙谋两大主题。其幽居的拙谋 ,从内在层次上可分为三个方面 ,即道德性、情感性和自然性     

明代吏员的参充及指参———以《盟水斋存牍》为考察中心

在明代,吏员的参充制度主要有佥充、罚充和求充三种,而且其之间又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明代中后期,求充成为主要参充制度,在这种参充制度下,吏员的指参问题日益凸显,如参充中的吏员压参争缺、役满吏员索取顶头钱、役满吏典托故恋参占役、吏役借效劳、捏劳指参吏职、吏役移恩指参吏职、贿买吏批参充吏职以及吏与官勾结参充吏职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对明代吏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总结其利弊得失,并以此警示现行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面文学复古运动的帅旗——评明代李攀龙《唐诗选》

李攀龙的<唐诗选>,在明代多达二百多种的唐诗选本中是影响最大的.     

明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完整阐述——评《明代文学与文化》

《明代文学与文化》是吴志达先生以79岁高龄奉献给学术界的一部新著①。这部关于明代文学史的著述立足于文化,从深层的社会层面论述了明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对各个时期文学观念的变迁、文学题材的选择、审美情趣的嬗变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观照。在＂绪论＂中,吴先生说：     

《全宋诗》佚诗辑考——以方志文献为中心

《全宋诗》及诸家补正之外,仍有一定数量的宋诗散落在各个时期的方志之中,可据以辑补见于《全宋诗》著录的20位诗人的30首佚诗。     

明代文人对民歌的认识——以冯梦龙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民歌再度兴盛,引起文人的广泛关注,他们在序跋、笔记、评点中对民歌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他们将民歌与《诗经》中的《国风》相提并论,将民歌与文人诗文、戏曲进行比较,以提高民歌的地位。他们从方言和曲调两方面论述了民歌的地域特色,高度评价民歌的情真语直的特点,充分肯定民歌朴实、自然的风格。     

明朝宦官干政形象的一种政治文化解读——以王振为中心

明人语境中的宦官王振形象以戕害大臣、耗帑纳贿、唆主弄兵为主要内容。关于王振的负面评价在明中期以后逐渐固化为一种明人对宦官干政形象的典型性描述,这是士大夫意识形态主导而生的历史产物,反映出士大夫群体对宦官干政的不满情绪。王振形象凸显于明史的深层次政治文化含义为,士大夫群体有意避免宦官把持朝政与皇权专制极端化互为表里的政治模式达到现实制度安排的常规化,以及此种政治模式合理性的自足。     

抗战中西南联大抗战文学研究——以学生社团创作为例

西南联大举世瞩目,已成为教师、学生追逐的家园。社团和壁报的活动是认识西南联大的一个窗口。在众多的社团、壁报活动中,文学创作已成为西南联大的一个重要活动形式。在诸文学活动中,以学生社团创作的抗战文学已然成为西南联大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就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活动进行研究,主要有专业社团、综合社团和壁报等。在这些活动中,涉及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体裁,抗战内容的创作一直贯穿活动始终。通过研究,西南联大的抗战文学创作蔚为大观,数量巨大、艺术水平较高。这与联大学生、教授合作不无关系。学生社团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或许可为如今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空间营构、创作场景与柳宗元的贬谪文学世界——以谪居永州时期的生活与创作为中心

柳宗元贬谪永州后,其生活环境与生存空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贬所的空间营构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贬所的居住空间、游历空间及社会空间不仅与其思想、心态、情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多又成为其作品的表现对象、创作场景与描写内容,由此他在永州的创作也创造了一个个性独特的贬谪文学世界。     

从文体类型和创作生态看明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学术增长点——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例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一书,首次以编年形式展现有明一代文学与科举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进程,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跨学科研究视域两方面都具有创新之处。从中可以发现明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学术增长点：一是适当加强对某些文体类型,如策论、八股文的研究;二是重视对科举时代作家的创作生态的整体还原。     

明代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以明代掖县为中心

金元以来胶东地区灾害频发,战乱不已,土著居民大量死亡或迁徙。明初为防御倭寇,加强海防,在胶东地区建立了众多卫、所,陆续地从刚平定的四川一带迁来大量军籍移民,与当地居民通婚并繁衍下来。由于明中期天灾不断,倭患侵扰,大量土著居民渡海移民关外,导致当地土著人口比例下降。剩下的土著姓氏,或为寻求宗族保护,加入迁居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或因“先世失考”,后世讹传附会,从而造成了掖县（今莱州市）居民中明初四川移民后裔的高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