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受限视角下的武汉城市圈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在国土资源非均衡开发、基本农田发展受限的背景下,综合运用效益转移法、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之间跨区域的农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发现:2008年单位面积的农田发展权价格最高的是东西湖区,为21.67万元/hm2,最低的为孝昌县,仅为434.28元/hm2;2008年武汉城市圈总生态赤字面积为102.72万hm2,48个县市区中24个亏损区,24个盈余区,其中武昌区的亏损面积最大,为-9.93万hm2,麻城市的盈余面积最大,为4.50万hm2;支付额度最大的区为江汉区,年支付额度为63.08亿元,江夏区应该接受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3.03亿元;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跨县域转移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绝对值占到自身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3%~21.94%,纳入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前后,共有33个县(市、区)的GDP排名发生了变化。保护农田资源,维护农田生态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在不同土地开发类型区之间确立适宜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建设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补偿研究

耕地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保护已有的耕地,平衡好耕地与其他行业发展对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激发地方政府、农户与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区域,测算出湖南省耕地盈余、耕地赤字的市域均为7个。耕地赤字的市域将耕地保护的任务转嫁给了耕地盈余市域,需要对耕地盈余市域支付补偿。采用机会成本法,测算出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7.1万元/ 公顷。其中,耕地赤字最严重的为长沙市,耕地标准面积赤字量为108.56×10³公顷,需要支付的补偿额度为77.08亿元。耕地盈余最大的为常德市,耕地标准面积盈余量为162.72×10³公顷,需要接受的补偿额度为115.53亿元。以耕地资源价值分类为基础,采用当量因子法、替代法等方法,测算出湖南省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分别为19.18万元/公顷和107.51万元/公顷,并引入政府支付能力指数和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进行动态修正,以该值为依据,测算出湖南省农户和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28.87万元/公顷。以期为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应用研究——以黑龙江省和福建省为例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耕地保护问题是我国土地管理的基本命题。以耕地保护产权不清为特征的基本制度缺陷是耕地保护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为保护耕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需要建立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以耕地赤字区福建省和耕地盈余区黑龙江省为例,从耕地保护区域补偿的对象、价值标准、面积标准、补偿资金的运行管理、机制监督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探讨了我国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运行。     

江西省2004年生态足迹及区域差异分析

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江西省2004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2004年人均生态足迹1.640 6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0.767 2 hm2,人均生态赤字0.873 4 hm2,已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不管从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还是生态足迹利用效益、生态足迹的多样性与发展能力,江西省11市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生态赤字呈经济发达区大于经济落后区的分布特征;资源利用整体效益不佳,经济发展对资源耗竭的依赖程度高。     

基于生态足迹的安徽省耕地生态补偿评价

利用生态足迹理论和生态补偿理论对安徽省耕地生态补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耕地生态补偿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由2001年1.614亿元增长到2015年15.498亿元,每公顷耕地的补偿则由38.3元增长到263.7元;耕地生态补偿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和各地级市呈现出"中心城市低,周边县高"的空间格局;耕地生态补偿价值总量主要受到生态赤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水平的影响,且三者对耕地生态补偿呈正相关关系;耕地生态系统被破坏的潜在可能性在增加.进行耕地生态补偿研究,对保护耕地生态,提高农民耕地生态保护意识,保护农民权益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并为安徽省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一定的参考.     

制度创新:国内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研究综述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法和比较分析法评述了国内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并展望了下一步的研究重点与方向.研究表明:1)国外成熟的外部性理论和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为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2)国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实践更注重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其对耕地保护主体的经济激励措施,尤其是土地发展权购买或转移的做法为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新思路.3)国内学者对耕地资源具有外部性价值基本达成了共识,采用较多的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评估方法包括替代法、成本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等.4)国内已有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和经济补偿机制的研究整体上尚处于起步和设想探讨阶段.5)运用博弈论理清耕地保护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关注农民的利益诉求和经济补偿意愿,通过土地发展权的设置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之构建与完善

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划,自然保护区被界定为禁止开发区域,必然要对其科学有效地实施生态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应当结合当前主体功能区划的政策导向,进行重新定位与构建。依据公共物品与外部性等理论,为缓解现实矛盾,需积极探索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的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涉及政府与市场两种基本途径或机制范畴,合理安排相应的政策引导与制度创新。制度构建的关键在于加快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立法调整,无论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还是市场经济手段的生态补偿政策,都需要立法确定其方针原则、实施模式及机制。     

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经济效应研究

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并且生态环境脆弱,是影响国家生态安全、经济安全、边疆安全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特殊地区。文章在分析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及生态补偿状况的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生态补偿对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虽在一定程度有促进作用,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加,但影响不显著,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和退牧还草补偿可以增加居民收入,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导致居民收入减少,生态补偿"组合体"、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退耕还林补偿、退牧还草补偿的"城镇"效应挤占"农村"效应。因此,需建立生态补偿主体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的多样化格局以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才能更好地促进新疆产业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双赢。     

经济补偿对农户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来自四川、湖北、上海和江苏的典型实证

以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四川省成都市、上海市闵行区及江苏省苏州市,以及尚未实行经济补偿政策的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和黄冈市6个典型区域93个村庄940名受访农民的调查为实证,探讨经济补偿对调动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采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农民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补偿明显增强农民在改善耕地生态环境、维持耕地数量不减少、确保农地用途不改变、平衡耕地质量不降低等方面的积极性; 经济补偿显著提升了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评价,已接受经济补偿的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综合评价值较未享有经济补偿农民对耕地保护成效的综合评价值高0.143; 受访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耕地功能环境认知、区域发展环境状况及政策自身因素均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影响。     

高寒草原圣域区保护与发展模式研究

本文探讨的高寒草原圣域区保护与发展模式,是在对三江源模式、羌塘保护区模式和九寨沟模式评述的基础上,在生态功能区划和主体功能区划、产业替代与地域替代等理论的支持下,以符合当地实际情况所决定的高寒草原圣域区范围为研究边界,通过综合考虑所研究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域的产业、人口、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以及公共设施等的规模、空间分布、季节性变动和演进规律等因素,将所研究区域划分为中心区、过渡区和外围区,并对各区进行分区指导,实行功能替代,最终提出经济布局、人口分布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     

海南省2003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发展能力分析

利用生态足迹与发展能力的基本理论,对海南省和各县(市)2003年的生态足迹与发展能力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海南省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为2.1338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1.3111hm2,人均生态赤字为0.8227hm2;12个县(市)存在生态赤字。海南省及其大多数县市的资源利用效益比较低,经济社会发展在较大的生态压力下运行。同时,计算与分析了海南省和各县(市)2003年的生态足迹多样性及其发展能力。     

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青藏高原生态脆弱区的保护与重建

青藏高原属于我国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设四大主体功能区的构想,高原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分布广泛,它们的主体功能都是提供生态功能区.该区域同时又是我国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地区,面临着提供生态功能区与发展经济的双重压力.所以.该地区的保护和重建应采取包括广泛宣传青藏高原保护与重建的重要意义、大力发展资源优势产业、建立健全财政支持体制和生态补偿机制、适度进行生态移民以及创设土地发展权等措施.     

耕地保护主体行为分析及补偿激励机制构建

从耕地保护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行为目标出发,采用博弈分析方法,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对我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构建和进一步保护农民主体的合法利益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1.在当前的耕地保护制度安排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对耕地保护存在着巨大的目标差异,再加上外部监督和相应激励机制的缺失,三者的耕地保护行为不一致,地方政府和农户更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2.实现耕地保护主体行为一致的关键是重新构建耕地保护激励机制,主要包括确定耕地保护补偿的主体和受偿主体、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建立多渠道的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筹集模式和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方式等方面。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构建的理论与思路

耕地数量锐减在一定程度上与耕地保护区缺乏激励有关,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可以弥补过去耕地保护制度的不足.本文从外部性、公共物品、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服务功能等方面总结了耕地保护补偿的理论基础,分析表明发挥政府与市场各自作用和比较优势是构建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可行思路,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土地开发(发展)权转移是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发展方向,核心目标是以经济补偿、生态补偿和社会补偿激励耕地保护区,并提升外部性内部化的比例,加大土地开发区建设占用耕地的成本约束.同时,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还须加强法律政策、基金运作、土地规划、标准评估、市场交易等配套体系的建设.     

主体功能分区战略角度的中国城市化研究审视

"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主体功能分区战略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推进模式。在土地利用规划或城市规划中,采用开发建设优先或保护利用优先的不同划定思路,必然会相应产生不同的土地空间格局和城市发展模式。通过回顾我国城市化政策,对我国城市在土地开发建设、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审视。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建设用地规模的不断扩展是该时期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由于我国人均土地资源相对匮乏,对耕地资源以及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又是必须执行的方针,从而在理论上构成了土地开发和保护的矛盾,在现实中表现为县(市)域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不协调。主体功能区的提出,理论上为区域土地利用模式和城市化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战略指导,现实中为县(市)域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一体化勾画了工作平台。     

资源型城市克拉玛依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

生态可持续发展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考虑到生态足迹模型中均衡因子的地域差异性,采用市域均衡因子量化评估克拉玛依生态可持续发展。2012年克拉玛依市人均生态足迹为5.658 7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5.877 4 hm2,仅存在0.218 7 hm2的生态盈余,耕地、林地及牧草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赤字:-0.043 1 hm2、-0.003 2 hm2、-0.251 4hm2。研究揭示,克拉玛依市正处于弱可持续发展阶段,水资源匮乏严重制约农业、林业以及畜牧业的发展,同时支柱产业的发展乏力和单一的产业结构警示克拉玛依市应避免陷入"矿竭城废,源尽城衰"的困境。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途径与机制设计

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外部性出发,可以将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界定在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经济补偿,从而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补偿机制。(1)粮食主销区的土地产出效率高于粮食主产区,因而具有对主产区进行经济补偿的现实条件和意愿;(2)通过GDP增长提成、机会成本税及市场调节的途径,可以实现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有效补偿;(3)在补偿机制运作上,要合理界定税费收交主体与额度,制定可行的征收办法。要强化基于市场途径的产销区补偿中政府的调控作用。     

中国生态赤字核算与分析

生态赤字是一国消费所需的生物生产型土地面积超出该国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可提供的生态足迹量形成的。通过对1991～2003年中国生态赤字的核算与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均赤字0.5076～0.7246ha,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赤字的65.08%～86.42%是靠耗竭资源、尤其是能源来平衡;环境污染占赤字的比例达11.06%～31.62%;进出口仅占1.15%～5.73%;从1996年开始,我国在初级产品和能源产品贸易中的净输入足迹由赤字转变为盈余,有利于保护国内资源存量。     

民族地区流域生态补偿规模与结构调整——以长江上游西部五省区为例

促进长江流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平衡各地方间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当前,面临着部分地区生态补偿支出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规模与地方实际需求存在差距,生态相关财税管理与民族地区治理不匹配,民族地区水利建设、维修保护和生态修复存在资金缺口,生态功能区产业结构优化的补偿机制还有待完善等问题。今后,首先应扩大补偿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转移支付政策效果。其次,需优化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推动特色产业合理布局。第三,完善横向转移支付,构建纵横配合的支付体系。第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撬动金融市场和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保。第五,完善税收分享和优惠,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农地非农化配置中的土地收益分配研究——以江苏省N市为例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土地收益格局决定了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性。从江苏省N市的实证分析看,土地征用出让过程中,农民的补偿偏低,难以保障农民失地后的长期生活,既影响了土地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也影响了农民的农地保护积极性。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土地收益分配中所占比例较少,难以对地方政府形成耕地保护的经济约束机制,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耕地保护的力度受限制。市级政府收益比例的过大,既刺激了地方以地敛财,也为他们低价出让土地提供了可能,最终是加速了农地的过度非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