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以湖北省为例

以湖北省102个县(市、区)为例,采用粮食安全法,界定了县级区域间的补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补偿分区结果与湖北省出台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探讨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总体上,湖北省耕地资源处于亏损状态,亏损面积达312.34 khm2,不能满足自身需求;且省内耕地资源差异较大,18个盈余区中,襄阳区盈余面积最多,约108.01 khm2,盈余面积最小的保康县仅盈余59.726 hm2;37个赤字区中赤字面积最大的武昌区赤字面积高达149.448 khm2,赤字面积最小的赤壁市仅赤字293.287 hm2。结合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分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分布规律可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受偿区主要分布在农产品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主要分布在重点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市、区)基本属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和平衡区。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补偿研究

耕地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保护已有的耕地,平衡好耕地与其他行业发展对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激发地方政府、农户与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区域,测算出湖南省耕地盈余、耕地赤字的市域均为7个。耕地赤字的市域将耕地保护的任务转嫁给了耕地盈余市域,需要对耕地盈余市域支付补偿。采用机会成本法,测算出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7.1万元/ 公顷。其中,耕地赤字最严重的为长沙市,耕地标准面积赤字量为108.56×10³公顷,需要支付的补偿额度为77.08亿元。耕地盈余最大的为常德市,耕地标准面积盈余量为162.72×10³公顷,需要接受的补偿额度为115.53亿元。以耕地资源价值分类为基础,采用当量因子法、替代法等方法,测算出湖南省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分别为19.18万元/公顷和107.51万元/公顷,并引入政府支付能力指数和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进行动态修正,以该值为依据,测算出湖南省农户和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28.87万元/公顷。以期为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四川省生态旅游补偿额度研究

补偿额度的确定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本文建立了logit模型,对影响四川省生态旅游补偿额度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公众对生态补偿的认知度、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旅游时长,对生态旅游补偿的支付意愿影响显著;采用条件价值法对补偿额度评估显示,公众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的意愿为景区门票价格的11.5%,2011年四川省生态旅游补偿的额度应为3.35亿元。     

农田生态补偿利益相关群体分析

农田生态补偿作为政府再分配的一个环节,是政府为协调各经济主体利益平衡的主要手段,其相关利益群体的准确界定和关系分析是农田生态补偿工作推进的基础和前提。在广泛查阅和梳理国内外农田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农田生态补偿的研究框架,从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农田生态补偿方式偏好与模式选择——区域农田生态补偿转移等四个农田生态补偿工作的环节出发,分别对参与研究框架的各环节相关利益群体概念进行界定和相互关系展开分析。研究明确了农田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群体关系,可为政府协调农田生态补偿各方利益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西北生态脆弱区居民生态补偿意愿研究

对流域微观主体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有利于流域内生态补偿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实现全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适合生态脆弱区实际的生态补偿意愿属性指标体系,利用选择实验法,对石羊河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对900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多项式Logit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在自然景观比例、旅游指数、沙尘天气数、森林覆盖率、草地覆盖率、旱生植物面积、水量、水质以及家庭支出9个生态环境属性中,除旅游指数外,其他8个属性均显著影响受访者选择;边际支付意愿较大的属性分别是：自然景观比例、森林覆盖率和草地覆盖率;石羊河流域居民针对现状变化最佳改善方案的平均支付意愿为每年572.62元/户,全流域每年的支付意愿为2.8亿元。     

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困境与构建策略

目前学界对小地域空间内跨社区环境治理研究较少。生态补偿是治理跨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市场主导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与政府主导的跨行政区生态补偿机制在补偿主体、补偿模式上有明显差别。基于云南M县的田野调查,探讨上下游村庄围绕水问题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实践探索中的跨社区生态补偿存在补偿资金不足、补偿意愿较低、协商机制不健全和支付主体分散的困境。结合已有成功实践,从补偿定价机制、补偿协商机制、补偿支付方式、村庄治理能力建设等4个方面提出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构对策。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为我国大地域空间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积累有益经验。     

碳汇功能的设施蔬菜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设施蔬菜生产系统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提高农田生态系统碳汇的供给水平和推动我国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对农田碳汇功能生态补偿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依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补偿主体、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方面出发构建了我国设施蔬菜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运用2011-2013年的数据对我国省域设施蔬菜碳汇功能的补偿标准进行了厘定。通过核算设施蔬菜生产系统农田单位面积产生的净碳汇量,并将其乘以我国碳交易市场的碳汇价格,以此作为设施蔬菜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标准。根据测算结果,省域设施蔬菜碳汇功能的生态补偿标准平均为21.37元/亩,相应的净碳汇量平均为356.14千克当量/亩。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模型研究

根据2005-2015年新安江流域生态与经济的相关数据,建立跨省份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模型,依据综合成本法核算生态保护者的总成本;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敏感性分析,运用熵权法与受益权重系数调整其结果,选取发展阶段系数评价下游地区对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最终得出补偿阈值。结果显示:赋权前新安江流域下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308.23亿元,赋权后服务总价值调整为244.91亿元,2015年新安江流域补偿标准区间为22.00⁷7.98亿元。在此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推进流域生态补偿的技术交流,支持补偿资金筹措,尽快完善流域补偿机制等建议。     

海南省2003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发展能力分析

利用生态足迹与发展能力的基本理论,对海南省和各县(市)2003年的生态足迹与发展能力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海南省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为2.1338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1.3111hm2,人均生态赤字为0.8227hm2;12个县(市)存在生态赤字。海南省及其大多数县市的资源利用效益比较低,经济社会发展在较大的生态压力下运行。同时,计算与分析了海南省和各县(市)2003年的生态足迹多样性及其发展能力。     

财政转移支付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问题与对策

财政转移支付是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最直接最有力的经济手段,中央及各民族地区政府在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方面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完善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转移支付策略包括三方面:一是在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中引进相容的激励机制;二是增强民族地区纵向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的力度;三是建立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大汶河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以此为基础确定的生态服务价值则是确定生态补偿额度的关键依据。本文运用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相关理论,以大汶河为例,将其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分为直接市场价值、间接市场价值,并结合市场价值法、替代价格法、重置成本法等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和指标,通过对大汶河的生态服务价值的测算,得出其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约为101.9亿元,其中直接服务功能价值约为25.44亿元,间接服务功能价值约为76.49亿元。这一结论为以后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确定

青海是我国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江源被誉为"中华水塔",其生态服务功能在全国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三江源试验区最近开展的土地、草地、湿地、林地、荒漠化土地等资源调查,得到三江源试验区各类土地面积,如草地总面积2 802万公顷,林地223.2万公顷,湿地418.4万公顷等等;确定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草地为4 209.03元/公顷,林地为11 097.42元/公顷,湿地(沼泽、河流和湖泊)为50 005.9元/公顷,农田为4 341.2元/公顷,其他地类为371.4元/公顷,计算出三江源生态服务功能每年价值为3 530.15亿元。其中草原1 179.37亿元,林地247.65亿元,湿地2 079.65亿元,农田和其他地类23.48亿元。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对维系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基于生态足迹的安徽省耕地生态补偿评价

利用生态足迹理论和生态补偿理论对安徽省耕地生态补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耕地生态补偿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由2001年1.614亿元增长到2015年15.498亿元,每公顷耕地的补偿则由38.3元增长到263.7元;耕地生态补偿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和各地级市呈现出"中心城市低,周边县高"的空间格局;耕地生态补偿价值总量主要受到生态赤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水平的影响,且三者对耕地生态补偿呈正相关关系;耕地生态系统被破坏的潜在可能性在增加.进行耕地生态补偿研究,对保护耕地生态,提高农民耕地生态保护意识,保护农民权益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并为安徽省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综合配套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一直以来,我国的生态补偿都是由国家财政来支付的。这种单一的生态补偿机制已经不足以解决跨区、跨界的环境问题。对生态保护作出贡献者应当给以补偿,对在生态破坏中的受损者也要进行补偿,还要对减少生态破坏者进行补偿,这种情况下,亟待建立一种完善的市场补偿与政府补偿相结合的综合配套补偿机制。     

区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京津风沙源区的案例分析

京津风沙源区生态补偿的实践中，区域补偿主体为中央政府，受偿主体为鸟兰察布市政府和张家口市政府；其他有关主体有：各级政府和发改委、财政部门、资源主管部门、分管部门，以及企业、个人等各类社会组织。京津风沙源区的区域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方式以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还存在群众自筹资金及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形式。根据生态补偿有关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不同及其角色行为，可以归纳出三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对应关系。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综合考虑农户受偿意愿、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构建生态补偿标准转化模型,对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及其分区特征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约为365.64亿元/年,湿地农户受偿意愿总值约为82.96亿元/年,鄱阳湖湿地行政区内部和外部生态补偿标准总值分别约为86.88亿元/年和84.91亿元/年;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实施对策建议。     

太湖流域双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上游宜兴、湖州和下游苏州市为例

以上游宜兴、湖州和下游的苏州市为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模拟假想市场,分别对上游和下游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太湖流域下游基于激励机制的支付意愿比上游基于惩罚机制的支付意愿平均高56.90元/（户?年）,下游苏州和上游湖州、宜兴市的平均最大支付意愿分别为275.81元/（户?年）、194.90元/（户?年）和162.47元/（户?年）。太湖流域双向生态补偿最大支付意愿与受访者的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以及对太湖流域的依赖程度呈显著相关性。流域双向生态补偿的方式可采用政府补贴为主,同时采用税收和捐款的方式,支付金额需要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居民可支付能力。双向生态补偿资金需要建立专户,严格监管。     

水权交易模式下江西流域生态与经济耦合关系研究

由于生态补偿资金不足、补偿标准难以确定等问题,导致流域内发展两极分化较为严重,普遍存在"上游保护地区发展缓慢,下游地区免费受益"现象。通过引入以水权交易为补偿模式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江西流域生态与经济耦合关系,有效实现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因流域生态保护失去发展权的补偿,平衡流域内不同行政区经济发展,为江西省统筹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提供方向。在机会成本法的基础上,引入水质系数1/IP综合、单位用水经济效率系数1/E以及协商系数β,建立江西流域生态补偿模型。以赣江南昌、宜春段为例,计算得出2012年的补偿额度应为20.890 3×β亿元。通过结合两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设定协商系数β的合理取值范围,最终确定具有实际操作意义和运用价值的补偿额度。     

茶农对茶园生态功能的认知及支付意愿——以福建茶叶主产区为例

以茶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对福建省茶叶主产区生态保护支付意愿与额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年龄、受教育年限、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年限是影响茶农支付意愿的显著性因素。(2)茶园的经济效益对农户是否愿意支付起主导作用。(3)茶叶生产质量是茶农关心的首要问题,但茶农对是否实施生态茶园建设存在矛盾心理。(4)茶农对茶园生态保护意愿支付额度:有一定种植经验和文化程度较高的茶农倾向于每年每公顷支付18000元;文化素质较高且对茶园生态功能、茶叶质量安全具有一定认知的茶农倾向于每年每公顷支付21000元;茶园生态发展的主题定位、经营规模、发展方案等方面较完善的茶农倾向于每年每公顷支付24000元。综合考虑茶园生态保护中茶农的机会成本及支付意愿对制定茶业发展政策极为重要。     

安徽省水资源生态足迹动态分析:2005—2013

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基础上,建立了水资源生态足迹的计算模型,分析了安徽省2005—2013年水资源生态足迹和水资源承载力的演变历程。2005—2013年,安徽省人均水资源生态足迹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人均水资源承载力呈波动变化趋势。水资源生态足迹由三个二级指标构成,包括生产用水生态足迹、生活用水生态足迹以及生态用水生态足迹。安徽省历年人均生产用水的生态足迹所占比最大,远远超过人均生活用水和人均生态用水的生态足迹,而人均生态用水所占比最小。从安徽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三个评价指标来看,2005—2013年,全省人均水资源利用一直处于盈余状态,即历年人均水资源生态足迹均未超过人均水资源承载能力,但历年盈余程度变化较大,波幅达到1.88 hm2/人;全省人均水资源生态压力指数<1,压力指数最小的年份为0.36,最高达到0.95,接近临界状态;安徽省万元GDP水资源生态足迹逐年下降,由2005年的0.86 hm2/万元下降到2013年的0.34 hm2/万元。总体而言,安徽省水资源的利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历年降水量的不稳定造成水资源总量的时大时小,同时人均用水消耗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使安徽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