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鼓字释义辨析——兼言儒家经学对汉代学术的影响

自从《说文解字》对鼓字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以后 ,历代都有据此穿凿附会者。本文通过探讨 ,发现《说文》的作者是在明知鼓字本义与用法的情况下 ,附会儒经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 ,其意在弘扬儒学的礼乐教化思想。而且 ,诸如此类的释例 ,在《说文》中屡见。儒家经学对汉代学术的影响之深 ,从此也可略见一斑     

对传统儒学之道的延续——论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

《中庸》在宋代地位的上升与一般儒者对其的研究息息相关,这其中就包含了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司马光、陈襄等的研究主要从对道的界定、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以及对《中庸》教化功能的阐发三方面入手,通过研究得出了"率性之为道"并不指"道"是"率性"的结果、道是由性转化过来的结论,认为道先天就存在、对道的重视就应该关注具体化后的中庸之道以及诚明之性影响下的教化。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体现出了对传统儒学之道延续的特点,这个研究并没有实现儒学理论体系的突破、没有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和实现道的本体化。     

“身怀六甲”的文化意蕴

"六甲"这一称谓来源于先民阴阳合德,化生万物的理念,即"道"之阴阳相生与母体育婴生子亦为同功。因此,"身怀六甲"不仅涉及古人生育观,揭示了古人对生命本原的初始体认,还揭示了古人对于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社会都是阴、阳两种元素交感而成的动态过程的认知。     

出土汉代儒学题材画像和铭文的整理与早期民间诠经的范式及价值研究

汉画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及其上面所刻文字的合称。在汉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汉画成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个时代的道德教科书,汉画通过圣贤人格宣扬、礼乐传习、孝道思想灌输等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教化,构建了一个不同于现行哲学化、学问化诠释方式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系统,于人伦日用中演绎儒学教化的深厚义蕴,特别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传播及其功能的实现。汉画弘扬儒家教化思想的经验启示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从西方窠臼中解放出来,从生活、情感、体道群体的角度来确证和反观儒家教化思想的本质,将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发展,有利于儒学学科当代形态的重建。     

文学与经学的互动——以阮籍为中心的考察

前人研究汉代经学,依据的资料,除了传世的汉人经注外,主要是保存在汉代典籍、散见于后世各类载籍的汉人遗说,而对汉以后学者、文人的诗赋文论关注不够。事实上,魏承汉后,魏晋文人不可能完全斩断同汉代经学的关联。《诗经》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尤为魏晋诗人所重视。阮籍传世的诗、文、书、论、赋、笺、奏记中,对于《诗经》的征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摇曳多姿,既体现了魏晋"风骨"之共性,又因阮氏家学渊源、阮籍个人才情等因素,而有着鲜明的个性。阮籍所引《诗》,体现了汉代《诗》学对于魏晋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也自然而然地保存了丰富的两汉《诗》说,生动地诠释了"文学自觉时代"文学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阮籍作品历来以含蓄蕴藉、"归趣难求"著称于世,探求阮籍的《诗》学渊源,对于进一步索解"遥深"之"阮旨"不无助益。     

论《旧约》和《太平经》中的两性与婚姻思想

中国道教从天人感应的视角出发,以宇宙命理对应人间秩序,提出"道"的概念,作为其最高哲学范畴,此概念被视为宇宙与人间万物的终极根源。道教的阴阳观把事物分成阴阳两性,并通过二者的相互转化、和合,最终达到"天人合一"、"道通为一"的境界。与道教相近的是,犹太教的造人神话提出了把男女两性作为相辅相成的两种属性,从不同侧面建构出耶和华的完整形象,体现了阴阳结合的两性观。为早期道教经典著作之一的《太平经》也揭示了两性之间的联系,而《旧约》作为早期犹太人的经典著作,反映了犹太民族"两性观"和"婚姻观"的发展和演变。通过对两个作品文本的分析与比较研究,对阴阳结合的两性观和婚姻观与神、人之婚约试作初步阐发和比较。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损益与易道及《易》书——帛书《要》篇“损益之道”章释蕴

马王堆帛书《要》篇"损益之道"章以损益二卦论四时阴阳之变,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卦气说,所表达的不仅是四时阴阳的损益消长,而且将"产"作为天地之变的价值归宿。由对损益之变的体察,《要》篇提出了"易道"的观念,以"顺于天地之心"为易道之要义,并以"君道"的视野来论易道,实现了易学由筮到德再到道的理论提升。随着易道观的提出,《要》篇对《易》之为书的内涵和价值做了新的解读,特别从易象角度阐发三才之道和四时之变。与《说卦传》相关章节相比,《要》篇"损益之道"章的问题意识和致思理路更为原始,带有春秋战国之际古人对《周易》进行理论创作之初始阶段的痕迹。     

照亮与对话——现象学视野中的“文之为德也大矣”

"文之为德也大矣"引发了众多学者的不同解读,可谓"尺水兴波",余韵无穷。从新文化运动直至当下,基于不同历史语境及话语模式,许多学术解读尽管与原初之意存在差异,但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接近《文心雕龙》中刘勰的原意,笔者借用童庆炳先生的"照亮"说,在现象学视野下,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显现"进行异时空的照亮与解读,厘清"文"与"道",并由"文"鉴"道",索"道"观"文",在本质直观和主客交融的层面上,鉴照洞明,使"文之为德也大矣"历经无限衍义后归于作者初衷。     

《坛经》伦理思想初析

《坛经》是中国佛教重要宗派之一禅宗的根本经典,它不同于其他的佛教经典,它将宗教信仰伦理化,将世俗伦理宗教化,提倡一种标准的伦理化、道德化的佛教。这些特征,体现在它的善恶观、戒律观和修行观等方面。     

论朱熹理学的诠释学建构

朱熹以"天理"为形上架构,构筑"太极、理、气、阴阳"宇宙系统、深化完善"理本体论"思想,视其为万物生化的本根和伦理价值的本源,使之获得诠释本体的地位。在诠释方法上,贯彻理一分殊的"以理演申法"和兼治汉宋的"训诂解义法":前者确保诠释原则及意义的整体性,开显儒学的思辨内涵和形上意蕴;后者融贯汉唐训诂释辞、以文解意释义法,延续传统经学。理学诠释学立足儒家经典,坚持哲学诠释和文本释义双重路向;承继了传统训诂释义的经学宗旨、赋予儒学哲理化,将儒学提高至新高度。理学的兴发,汉、宋之学的互动及经典诠释的与时偕行,皆与理学诠释学致思路向密不可分。其本体与方法相即互融的特点,可资助益于当前西方诠释学之新生。     

天道与人道的贯通——从周敦颐的易学观看宋明理学的逻辑起点

宋初,周敦颐著《太极图说》与《通书》,通过对《周易》阴阳哲学原理的阐发,并结合儒家人文主义价值理想,推《周易》为“性命之源”,进而提出一个与佛老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论。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周敦颐教人从太极到立人极至最后成圣,力图沟通天道之理与人心性命,为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论哲学建立了一个形而上的理论起点,不仅把儒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回应了佛老二教的诘难。周敦颐的思想文章中也称为其易学观。     

试论《吕氏春秋》的美育思想

《吕氏春秋》体现出战国晚期儒道美育思想的会通、合流倾向,而道家以尊重人的自然生命为主旨的养生学说是其美育思想的核心。《吕氏春秋》美育思想以"乐"论为中心,在音乐本体论方面主要受道家宇宙本体论影响,具有纯艺术论倾向;在音乐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方面则吸收了儒家礼乐教化的美育观;在音乐的审美心理及其与个体养生的关系等问题上,主要以道家养生学说为主体同时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的"乐"论观,并有进一步发展。     

大易之复：一种生生不已的和谐循环智慧——从《易》之“复”卦的圆润通变图式谈起

宇宙万有在时与位周而复始地运动变化,无不体现出和谐循环特征。易学阴阳相反相成的和谐思维形式,隐含着生生之道。大易之复的和谐提升机制属循环型,具有强大的化生之德。先哲认为,复是亨通,是往复不已的自然之道,是整体系统的形态、属性、功能方面的往复性转换,是在和谐发展中向着对立面转化。《周易》把宇宙万有看作是整体圆润、广大和谐、旁通连贯、生生不已的系统。此种和谐循环观念自从被《周易》系统地表达出来以后,成为中国文化成长壮大、生生不息、创新不止的内在生命力,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明清之际儒学之德的公共性与约束性发展——方以智会通道法以卫德的思考理路及其意义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方以智以公共性的道与约束性的法为药,医救儒学德之病。为避免德与法的直接对抗,实现德与法的互通互补,方以智以道为缓冲。他通过五喻——君臣喻、四时喻、仁树喻、筐实喻与天日喻会通道与法。五喻显示了道法关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道法互主,道主法,法又能主道;道法互生,生成方式多样;道法并置,既可离断分别,又共为一体。在道法会通的基础上,承接天日喻,如同天与日均以"於穆"为底色,道与法又都以"於穆"之德(生生之德)为基础,由此确立起儒学之德的主体,凸显德的生机。德与道、法具有了双向关系,德可展开为道与法,道的公共性与法的约束性又可捍卫德、反哺德,以补救儒学之德的缺陷。方以智会通道法以卫德,主要是为了应对儒学面临的道德危机。以道、德与法为标准,人的道德水平可分为三类:有道有德的君子;位于道与德之中、法之上的大众,包括处于底部的乡愿;位于法之下的无忌惮乱法小人。明清之际儒学堕落,乡愿亦难求,方以智借助法,惩治无忌惮小人,以法卫道,以法卫德,解决儒学的结构性与制度性伪善问题,致力于庶民共同遵循的公正之道。方以智的思考具有原创性、超前性,对于道德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字诂》引《说文》考

清初黄生《字诂》为训诂要著,此书引《说文》考证文字音义,疏解《说文》,纠正其误,补苴疏漏,黄生实为清初《说文》研究之大家,对＂说文学＂之建立起到重要作用。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周易》生命哲学内在生成“三论”

《周易》是一部讲生命哲学之书,“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本是《复卦·彖辞》中的一句话,“天地之心”一词在《周易》中只出现一次。还有一个词那就是“仁”字,“以下仁”,也在《复》卦出现。“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天地之心”就是“仁”,就是“生”。在一定程度上说,儒学就是“仁本体论”。对“生”问题视域的展开,《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正所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这是宇宙生成论的诞生地和秘密。宇宙生生不息而有秩序,“中和之道”是宇宙生生不息所遵循的“生生之德”,即规律。人生于天地之间,作为“三才之道”之一,理应维护这个秩序,忧患这个秩序被破坏,“吉凶与民同患”,这是人的责任和使命担当,也是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从观卦［ ］ 看《 周易》 中的“ 神道设教” 观———兼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

观卦[■]九五、上九两个阳爻在四个阴爻之上,有阳观于阴之象,亦犹人之二目下视或日月当空之象。圣人通过观察天地万物而明天道、神道及人道,并施其教化。如果人能做到内心诚敬、洁静精微,就可以与天交感、贯通天人。观之大用,不在祭祀,而在感孚,上观以孚天性而达性命之源,以立其本;下观以孚于人情而化育万物,以达其用。与天感孚又赖人之"中正"之德。"四时不忒"乃"神道"之显现,但非"神"之自为,而是阴阳消长循环所致。神"藏于心,发于性,与生俱生",人们通过"观心"即可知"神"之所存,通过"观性"即可知"天"之所在。故这里所说的"神道"即"性道"。"神道设教"能够让人们生起敬畏之心,而如果没有敬畏之心,则所谓"内在的超越"及儒学的宗教性就难以坐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