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要素与构建逻辑——基于政治代理模型和中国省级数据的分析

现代财政国家是拥有现代财政制度和合意财政能力的国家,是以现代财政制度为切入点建立起健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国家。现代财政制度应该包括现代税收制度、现代预算制度、税收法定和明晰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本文构建了一个"比斯利"式政治代理模型,通过该模型来阐述现代财政制度和现代财政国家的构成要件及其逻辑关系。模型分析表明,税收能力、预算能力、税收法定和健康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将有效促进居民福利的提升。文章还对中国分税制之后的财政制度建设根据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的现代财政制度建设面临关键的转型期,在税收能力、预算能力、税收法定和政府间财政关系几个方面面临重要考验。     

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这一财政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理论研究中,通过构建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各自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并分析了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在两目标下最优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原因.实证研究发现,2004年～2012年间,中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占比普遍低于经济增长目标;而在2004年～2008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还未达到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在2009年～2012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继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升都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政府更需审时度势、通过适时优化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副省级城市人才环境对人才竞争力的影响

从副省级城市角度入手研究人才环境对人才竞争力的影响。根据副省级城市实际状况的构建人才环境指标体系,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各城市2012年人才环境得分,计算结果验证了人才环境与人才竞争力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灰色关联性分析法分析结果发现对副省级城市人才竞争力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包括"科技支出占GDP比重"等。     

香港与上海会议业发展潜力比较研究

本文建立了包含28项指标的会议业发展潜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对其进行因子分析后确立了影响会议业发展潜力的六个因子:经济环境发展水平因子(F1)、城市交通承载能力因子(F2)、基础设施及环境支撑能力因子(F3)、人力资源保障能力因子(F4)、旅游业支撑能力因子(F5)和会议业发展水平因子(F6),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城市会议业发展潜力的综合评价模型。进而借助会议业发展潜力综合评价模型,对香港和上海会议业的发展潜力进行比较研究,分别明确了影响两城市会议业发展潜力的推动因素和制约因素。     

中国副省级城市科技竞争力的比较分析——兼析提高成都市科技竞争力的适宜策略

中国副省级城市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要素积聚区域中心,发挥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带动作用意义重大。当前影响中国副省级城市科技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是科技创新与科技实力,影响中国副省级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本竞争力。提高成都市科技竞争力应当从科技创新、科技转化和科技与金融相互结合方面入手的建议。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再评估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使得少数民族县人均财政支出显著增加。利用这一政策冲击,并借鉴模糊断点回归思路构造工具变量,本文基于约1600个县级单位1994~2007年的样本,评估了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大于1,这表明各级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偏好有其合理性,财政支出效果总体上还是好的。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表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乘数无显著差异,但衰退期的乘数高于繁荣期,这一结论不仅表明,我国财政资金配置均等化目标有合理性,也为实施跨期预算,构建繁荣期为衰退期财政支出融资的财政规则提供了支持。     

关于财政支出与就业的计量分析

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财政支出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通过对1979—2003年我国财政的主要支出与就业人员的数值进行计量经济分析,把二者的关系数量化。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财政支出对就业的影响作了两阶段分化,比较两个阶段的特点并分析其出现的原因,得出了中国财政支出对结业的影响在后一阶段小于前一阶段的结论。最后,针对当前情况,提出几点能够提高财政支出政策对就业效应的建议。     

中国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面板数据因果性与协整研究

本文应用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性检验和面板数据协整方法,研究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关系。我们发现,在1979~1993年,省级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相互影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1994年以后,财政支出单方面影响财政收入。在1979~2005年整个时期,省级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分税制改革事实上加强了省级政府对财政收入的控制能力,省级财政收支仍然保持密切联系。本文还对财政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DEA-t检验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效率评价

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是衡量科技投入后的产出水平、资源利用效率并寻找影响科技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为优化资源投入结构打下基础。以企业作为科技投入和产出的主体,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中CCR模型和BCC模型测算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科技创新的总体投入产出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通过DEA-t检验的方法萃取出显著影响效率的关键指标,找到不同副省级城市各自效率偏低的关键问题。创新与特色一是将保留所有指标的DEA效率测算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将逐一剔除单个指标后的DEA效率测算模型作为对比模型。通过t检验,依次检验基础模型与每个对比模型的总体投入效率TE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差异显著,则对比模型中剔除的指标为显著影响效率的关键指标,由此确定了影响科技创新效率的五个关键指标。改变现有研究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仅仅能测算效率、无法萃取影响效率的关键因素的弊端。二是实证结果表明：显著影响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效率的关键指标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科技从业人员数、技术市场成交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三是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副省级城市导致效率偏低的关键问题大相径庭。如杭州的关键问题是“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的冗余率过大,而哈尔滨的关键问题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的产出不足超高。     

山东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增加财政支出规模以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优化。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1978～2006年山东省财政支农支和农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山东省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消费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同向变动关系和相互促进作用。     

基于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地方财政压力对住房空置的影响研究

房地产发展过程中的住房高空置率问题受到了普遍关注。以2008—2019年35个重点城市为研究对象,测算其住房空置率。以住房价格为中介变量,分析财政压力对住房空置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财政压力越大,会通过引起住房价格上升进而导致住房空置的恶化,住房空置率还受到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城市人口密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城市住房空置率上升的推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将35个大中城市按东部、中西部划分后发现,同一因素对不同类别城市的影响性存在差异。总之,财政压力对住房空置率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此基础上,也引起了不同规模城市住房空置现象的差异。减少住房空置对房地产供给侧改革意义重大,为此提出建议：开源和节流;优化供地价格和程序,降低住房价格上涨压力;优化供地结构,增加普通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的有效供给。     

副省级城市发展逻辑:官员配置与增长驱动

正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副省级城市政治与经济运行具有"扁平化"特质,即经济体量大、辖区面积小、城市化水平高、党政官员配置级别高。自设立之初,副省级城市就扮演着"试验田"和"领衔者"的重要角色。与一般省会城市或地级城市不同,副省级城市书记和市长的行政级别是副省(部)级。在党政官员高配的特殊行政治理模式下,政府主导型增长内涵丰富,即一方面通过全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安徽省各市财政支出比较研究——以2012年为例

本文以2012年安徽省16个地市的财政支出数据为基础,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安徽省各市的财政支出情况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根据各地市财政支出的得分以及排序结果可以将16个市分为四个层次;(2)公共因子(社会服务支出)对财政支出的情况影响最大;(3)合肥在公共因子(地区发展支出)上拥有绝对优势。     

大数据发展、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效率

为了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大数据正日益成为政府治理创新的新工具。然而,已有文献关于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政府治理效率影响机制的研究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理论,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点,基于中国31个省区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大数据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效率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助于政府绩效的提升并能有效抑制腐败行为,而大数据发展水平对监管质量和法制水平的影响作用不显著。(2)大数据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的有效契合是提高政府绩效和抑制腐败的关键。(3)制度环境是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政府治理效率发挥作用的主要边界条件,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我国东西部地区政府治理效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大数据发展和制度环境对我国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机理,并为经济转型背景下运用大数据实现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提供政策建议。     

县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差异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县域经济的增长差异非常大;结合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地理位置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业发展水平与县域人均GDP增长率之间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工业化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作用;城镇化发展能对缩小县域经济差异作出较大的贡献。     

基于核主成分分析的生态评价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利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框架构建了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基于核主成分分析的生态评价模型,并对中国10个副省级城市的生态状况进行了分析。创新与特色一是将人的需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要素纳入DPSIR概念框架构建指标体系,克服了现有生态评价片面关注环境与资源状况或只关注环境保护与治理状况的不足。二是通过比较各备选核函数对应的核矩阵与最优核矩阵的相似度确定了最优核函数和最优核参数,改变了现有研究的核函数和核参数随意选取的问题。三是通过对评价指标和评价系数进行属性聚类确定影响生态评价的关键因素,改变了核主成分分析无法判断关键影响因素的问题。四是研究结果表明,影响中国副省级城市生态状况最重要的指标分别是人均绿色GDP、人均绿地面积、空气质量和万元GDP SO2排放强度;而人均居民生活用电量、人口密度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其影响很小;影响中国副省级城市生态状况的最重要的评价准则依次是驱动力、状态、压力和响应。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激励来源之争

改革开放后迅速兴起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最为显著的行为特征.在中国特色的“政治集权,行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具有特殊的形成机理和表现形式.当前围绕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性质和后果,学术界存在颇多的争议.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实质,有必要对众多的研究观点进行集中.为此,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激励来源之争.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政解困

本文基于我国2000~2005年间县级面板数据,从财政自给能力角度出发,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在促进我国县级财政解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财政收支分权在县级财政解困中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财政收入分权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财政支出分权水平提高则会显著加剧县级财政困难程度。2002年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以来,财政收支分权的不对称性作用明显减弱。另外,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包括撤乡并镇改革和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在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和改善财政状况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其中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反而不利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运用1995—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为风险指标,对财政分权和由财政分权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的赤字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显著地影响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财政赤字水平也越高。由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的竞争效应较之财政分权本身能够更好解释地方政府的赤字膨胀。     

理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本质:从FGFF到SGFF——基于国内外文献的思考

本文试图从两种视角去理解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如果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出发,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对财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很显然,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会尽力考虑辖区居民的偏好从而引发政府间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考察地方官员的行为取向从而理解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机制。这也是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分析公共品供给的主要思想,他们着重于解释财政分权的机制特别是对于财政分权实施主体的微观基础——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