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玄言诗论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迅创立玄学。“夫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辩”①。玄学综核名教与自然，调和儒道，本质上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②。但到了激康、阮籍时期，由于“现实变得更不合理，连调整的可能性也完全丧失，玄学就从世界分离出来而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由政治哲学转变为人生哲学”③。税康、阮籍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他们“使玄学深入到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问题之中分从而使玄学走向人生，走向诗歌，以玄言为内容的玄言诗便产生了。然而，众人对玄言诗的产生时间，一直认…     

“明体达用”：孙奇逢的道统建构、理学实践与社会转型

明末清初社会转型之际，思想界门户林立，聚讼纷纷，孙奇逢摒除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包，取诸家所长作为圣学之“拼图”，提出“明体达用”的理学主张，建构其独特的道统观，使一代学人身上添了包容的气质。“明体”反映在《理学宗传》的道统建构上，表现为：“严儒释之辨”，建构道统谱系；“不一处见一”，消解诸家聚讼；“折衷于圣道”，以圣人为归。“达用”体现在“主于实用”的理学实践中。孙奇逢主张躬行实践、内圣自得，强调为学要有“把柄”，即在人伦日用间体认天理，理学由此不再高高在上，在经世致用之外，开始回归日常。他通过著书讲学，开创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中州学派，其理学思想和理学实践对于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和社会转型影响深远。     

论鸦片战争前后爱国主义传统的近代转化

鸦片战争前后，尽管清王朝仍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1]，但在西方文明的撞击下，中华文化中心论的自我优越意识已开始失衡。社会变动，导致了社会粤潮的变向。作为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形成的爱国主义的变向和转型已势在必然。一、经世致用思潮与忧时改革意识作为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发生变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上林风气的歌舞升平转为忧患时势，知识分子由崇尚空谈变为寄意改革。这种忧国忧民的危机意识寄托在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里，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的主心骨。鸦片战争前夕，经世致用思潮主要以关心社会政治、…     

儒学精神旨趣与魏晋玄学的兴起

玄学思想何以能在魏晋兴起？以前人们一般倾向于从土族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汉晋之际士人群体的自觉以及政治背景之隐微诸方面去解释。其中尤以政治背景，即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最受史学家的注意。这些论断大体而言都是有坚强根据的。但双晋之际玄学的兴起不是单纯从外经方面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本文但求立巴，不欲破人，只想从汉晋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之角度在上述的解释之外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玄学思想的特色是以易老庄的三百之学代替了汉代的儒学。然而，严格而言，玄学所代替的是特殊的儒学即汉代经学而非儒学本…     

从崇史尚散到缘情趋俪──汉魏六朝散文审美大势

西汉散文继承先秦“尚用”的传统，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关注民生，充满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散文创作表现出缘情趋俪的审美大势。由于对文学以情动人的特征的认识有所深化，“为情而造文”或“述志为本”的散文作品，一扫过去的教化、讽谏之旨，代之以慷慨悲歌或哀怨之音。写景散文的盛行，显露出明晰的山水审美意识；骈偶从原先的一种修辞手法变成了建构文章的基本要素，使骈文以一种崭新文体的姿态堂而皇之地挺进文苑。     

“经世致用”与当今中国史学的出路

怎样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是关系到今天史学发展的大问题。本文对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在今天的史学研究中仍然应该高扬“经世致用”的精神。因为首先，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是史学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因此，史学研究无法逃避“经世致用”的功能。其次，“经世致用”的精神与“帝王之术”是根本对立的，因为“经世致用”的精神的核心就是学术为社会服务，为民众服务，就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而今天的史学的出路就在于坚持、发扬“经世致用”精神，为今天的社会和民众服务。     

左宗棠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

有清一代,经世致用之学日益兴盛,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在推崇和实践经世致用之学的人中,左宗棠是颇具特色的一个。不管是在早期作为一介贫儒,还是在后期作为一位名震遐迩的中兴大臣,在他身上一直明显体现出经世致用思想。本文拟对左宗棠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作一评论。一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清代后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革思想,鸦片战争后我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以及师友的影响、从政的生涯等等,都与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发展有关。青年时代的左宗棠如同所有求取…     

玄学与黄淮地区的区域文化

玄学与黄淮地区的区域文化刘德增儒学发展到魏晋，分化出一种变体即玄学。玄学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章句繁琐的经今文学走入死胡同，东汉名教统治出现危机，曹魏与司马氏的权力争夺加剧等。除此之外，特定的黄淮地区区域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１．...     

中国传统哲学的经世致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

关于“经世致用”,在中国传统哲学上一般有两种含义,习惯上是指宋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这是经世致用的一层含义。我们经世致用还有一层含义,即指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哲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其最     

“由儒入道”与“非儒弘道”的歧路与会通——以阮籍与嵇康的哲学进路之比较为例探析魏晋玄学的生发理路

汉初“黄老之学”兴盛,经董仲舒改造的汉代新儒学曲折地彰显出道家基质。魏晋之际,儒道互济、阴阳表里。作为“竹林玄学”的领袖,阮籍“由儒入道”,以儒道价值认同的进路通达玄学;嵇康“非儒弘道”,以重估儒家价值的进路展开其玄学思想理路。阮籍与嵇康殊途同归的哲学进路折射出魏晋玄学生发于先秦以降儒道互济的思想理路。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     

中国传统义利观与颜元的功利之学

颜元是明末清初之际“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他针对“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提倡“唯在实学、实习、实用之天下”。其思想中的义利观,更以经世致用为原则,否定了宋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重义轻利观点,抉破了宋明理学思想的藩篱。与以往理学家“道德之事功”的观点相比,颜元更强调功利之学,讲功用必重收效,“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以期达到“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的目的。     

玄理在诠释之中——以皇侃《论语义疏》为中心

儒学与玄学的对立是魏晋玄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提供了理解玄学变迁的思路，也为玄学的产生和瓦解提供了思考的契机。学界在研究玄学史时，较多关注玄学的产生，却较少关注它的瓦解。思考玄学的瓦解意味着思考儒玄对立的问题如何得到最终的解决。南朝梁时的儒学家皇侃通过注解《论语》，将玄学对应到义理，并将玄理内在于儒家的经典解释之中。皇侃的这个思路为理解儒玄对立之解决和玄学之瓦解提供了一些线索。     

傅山思想精华三论

傅山是我国十七世纪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注重经世致用的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思想以及背离封建伦理纲常的道德学说,在当时确有其光辉之处。傅山力图跳出宋明理学的空浮圈子,提倡“济世”和“救时”之学,批判“腐儒”的“空言”。全祖望在《阳曲傅先生事略》中,说他“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     

论郑光策与林则徐

清代嘉庆初年,开始出现经世致用之学,此风气的首倡者。便是当时福建鳌峰书院的主讲郑光策。郑又通过其门人林则徐、梁章钜、李彦章等人的影响,使福建经世致用之学,与全国经世致用思潮合流。而至道光时期,林则徐则逐渐成为当时全国经世致用派(亦称社会改革派)和抵抗侵略派的首领。本文主要探讨郑光策与经世致用之学,及其对林则徐的思想影响。     

言意之间的“不尽之尽”——略论《周易》的言意观

中国哲学史上,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是十分重要的一章,它既促成了玄学的诞生,又成为玄学本身一个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一种要义。汤用彤先生说得好:一方面,“玄学统系之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辨’;另方面,“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从而言意之辨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指针与方法论。而玄学的言意之辨,应当上溯至《庄子》与《周易》。首倡“得意忘言”的玄学先驱王弼,就是从援引老庄、读解《周易》入手的。因此,要深入研究玄学的言意之辨,不能不首先弄清《周易》的言意观。本文拟对《周易》的言意关系理论作一粗略考察。     

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

<正> 一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的时代背景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二千多年的历程,到清代嘉道年间已是强弩之末,进入“衰世”,朝野上下危机四伏,真到了“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的地步。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首先是地主阶级中的少数开明之士以匡时救世自诩,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革除病政,修整朝纲,减赋轻税,利商便民,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适当限制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的侈靡生活,对“天田富民”依     

陶澍与漕政改革

自隋炀帝开通运河之后，漕运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内容。延续到了清代，更是被称为“三大政”之一。清中叶以后，清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世风日下，萎靡不振，漕政也是弊病丛生，已严重威胁到京师的粮食和财政供应。有着“干国良臣”美誉之称的陶澍，为了打通这条大动脉，维系清政府的正常运转，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裁汰冗员，删除浮费；严禁包漕，严格制度；治理运河，疏通河道；另辟新径，漕粮海运等措施，对漕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给后世留下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文章试以陶澍漕政改革为中心，做一些探讨。     

曾国藩哲学思想初探

曾国藩的哲学思想渊源于程朱理学,具有一定的守旧性与落后性,然而由于曾国藩长期治政,治军的实践,和受到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又带有注重实际的理性特点,其中不无值得重视的内容。今不揣谫陋,就曾氏哲学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谈点个人看法。一、关于“天命”问题。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     

有无之辨与自然雕饰之争——魏晋南北朝两种审美情趣的玄学根源

一《南史·颜延之传》记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刺绣,亦雕缋满眼。”钟嵘《诗品》引汤惠休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这些记载其实反映了贯串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两种审美情趣:从魏晋之际的阮籍、嵇康到南朝的陶渊明、谢灵运,以及标“自然之道”论文的刘勰、倡“自然英旨”品诗的钟嵘,都推崇自然天真、芙蓉出水的审美情趣;从西晋的陆机、潘岳诸人到南朝的颜延之、萧纲、沈约等人,则追求雕饰藻绘。魏晋南北朝这两大美学风潮的形成原因,除受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影响之外,与玄学中的“有无之辨”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玄学成为整个社会的学术文化思潮,甚至影响到人们的立身行事。审美创作也受到玄学思潮的冲激,嵇康、阮籍、陶渊明、谢灵运等六朝大诗人和大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无不浸染上了玄学成份,陆机、刘勰等大美学家,在构铸自己的理论大厦时,更是自觉地运用了玄学方法论。所以,六朝的美学与先秦两汉和后世相比,与当时的哲学思潮联系更紧。以王弼、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