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王充究竟属于哪一家?

王充,会稽上虞人,他是东汉时代杰出的哲学家。王充的哲学思想属于哪一家,过去说法不一。明清之际的熊伯龙在《无何集》中说王充是“儒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认为王充是古文经学家(属汉代儒学的一派);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说王克思想“属于道家”;从《隋书·经籍志》到清朝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都把王充所著《论衡》列入“杂家”。在“批儒评法”的时候,王充又变成了反对孔孟之道的“法家代表”。王充的哲学思想究竟属于哪一家?本文想就此作些探讨。     

直面问题寻方法,重铸"经世"新精神

“经世致用”是儒家学术的基本精神品格,凭借着这一精神品格,儒学自其创立之日起,在两千多年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排拒佛老的出世与遁世思想,代有儒家宗师崛起,形成了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革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等不同形态,体现了儒学与世偕行,     

东方:儒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观述论

本文以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对儒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作探讨。文章提出,儒家文化本身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是一个悖论。在政治观念上,儒学是一个导向封建专制主义的体系,但又主张开放改革,倡导民本、人本和民主意识。在经济观念上,儒学是重义轻利,甚至否认利的学派,但又主张重利节本裕民。在价值观念上,儒家主张“明哲保身”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惠意识,也是矛盾的。文章强调应以辩证逻辑的流动范畴来审视儒家文化的悖论命题,实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基础上的新的超越。     

"寡人"意义考辨

“寡人”一词在古代注疏中一般都认为是君王用以自称的谦词,含有“少德之人”的含义。“寡人”在先秦典籍《左传》中,并不是一个自谦的词,而是一个能够标明诸侯的等级和特定身份即他的“嫡正”身份的一个词。也不含有“少德”之意,“少德”之意的注疏,是汉以后儒学占统治地位后,一些儒学大师以“温良恭俭让”为思维准则,主观臆断的结果。     

新儒学研究三题

一、确定我们自身的存在 儒学在先秦、宋明和现代的发展乃是针对不同的问 题、境遇而展开的。先秦儒家所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 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 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 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础;宋明儒家所面临 的是佛老泛滥,儒学衰微的局面,理学诸大师通过对佛 老的吸收和扬弃,重建孔孟道统,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则是西风东渐,传统 的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面对一味“菲薄固有”、自 贼自戕和民族自尊、自信的丧失,以及所谓“文人”、“…     

“危机”从何而来

生命在于运动。新陈代谢的终止是僵尸的“诞生”。人们常带挖苦的口气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孔子。”从某种角度来理解,这与其说是对儒学的讽刺,还不如说是对儒学的赞颂。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时代,儒学历尽人间桑沧,其至尊地位却巍然不动。究其原因,就是儒学有极大的思想容量,便于吸收新的思潮,不断产生新的“孔子”。早在战国时候,儒家内部就有点“百花齐放”的样子,当时就有好几个思想面貌不同的“孔子”。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墨家。它一诞生就虎气生风,对儒学发动猛烈的进攻,史称“儒墨显学”。墨家在逻辑学与物理学方面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     

本期导读

本期导读由孔子基金会向本刊推荐发表的《儒家学说的方向与命运》一文，是美国学者Ｗ．Ｔ．狄百瑞提交“孔子诞辰２５４５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篇论文，文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儒学的精湛研究，字里行间无不反映出儒学深受作者的推崇。作者认为，应该将儒家的“天人...     

论朱彝尊词的典范意义--兼论浙西词派发生、发展、衰落原因

朱彝尊词采南、北宋之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清代卓然一大家.从文本的典型示范意义而言,有清一代词人无人能及.但朱氏词之所以能成为浙西一派的典范,尚需结合宏观视角来进行分析和审视.而这种分析和审视,实际也是对浙西词派兴衰过程与规律的某种认知.     

台湾当代新儒学研究概述

台湾一直是现 (当 )代新儒学的大本营。现 (当 )代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先生等曾经长期在台湾著述讲学。现在 ,大师均已逝去 ,新一代的大师尚在形成之中 ,学说仍待开展。台湾当代新儒学正处于调整与转型时期。笔者有幸获得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的资助 ,于 2 0 0 0年 10月至 12月在台北东吴大学哲学系做了近三个月的当代新儒学研究。在此期间 ,笔者专门访问了“第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刘述先先生以及目前在当代新儒学领域表现极为活跃的李明辉、杨祖汉、林安梧等先生。以上诸先生学识宏富 ,思想开放 ,视野开阔 ,堪称牟宗…     

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评析

本文阐述了第二代新儒家思想主旨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对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进行了较深入的评析。文章认为，现代新儒学以儒家特有的“悲怆”心态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并从“仁”出发来归纳人性，以个性的差别否定阶级利益的对立，否定“唯物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新儒家把道德意识客观化为“绝对理性”，企图以不变的原则去规范万变的世界，因此他们的理论必然流于荒谬。     

儒学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儒学社会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为依归。从形式上说，儒学社会的正式起始，则在儒学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时，即在汉武帝确立“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而其正式结束即在于“儒家法”的被终止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阶段。儒学社会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分析的社会学概念，有其学理的根据和社会学意义。     

从经济学意义上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学无法开出或阻碍开出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经验事实缺乏足够的认识。从孔孟到汉宋儒家的经济思想正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经济思想。在儒家经济思想的导引下,自唐中叶到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特别是北宋经济已具有“近代”特征;就经济和生产力的意义而言,以儒学为命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接触之前已经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基本条件”,完成了现代化的文化预备。可见,儒学文化具有现代化基因,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传统资源。     

中国文化与人类前途——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58年元旦,生活于海外的四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乃至人类前途的根本看法。可以说它代表当代新儒家共同的愿望、理想、情调和心境,在当代儒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深思、玩味。一、“同情”和“敬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它的渊源,在我们看来,可以上溯到康有为的儒学改造运动。康有为试图借资产阶级之尸,还儒学之魂,大胆地将封建圣人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的教主。实质上,他努力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儒教之国。故当时他有“孔教之路德”之称。但他的儒学改革     

浅说荀子的语言观

荀子是我国先秦时代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谙熟儒学,兼通诸子,他的理论研究既根植于儒家传统“明贵贱”的“正名”之中,又能定位于墨子的语言“本体论”之上,其理论成果为我国学术史,尤其是语言学史树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他的语言观主要体现在《正名篇》中。《正名》所论述的远远超出了儒家政治伦理的观点,已经涉及到了为现代学术界仍在咀嚼的语言本体问题。诸如语言的本质问题,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语言发展与社会交际的关系等。     

心灵的避难所──论晏几道的恋情词

宋词以善言“艳情”著称。对宋恋情词的深入理解,是宋词研究的必须项目。本文选取晏几道恋情词,从三个层次透视其表达方式、基本内涵、心理成因等,为宋词研究做点新的尝试。 爱恋词第一层次:一见钟情 晏几道是位多情词人。他在友人家饮酒听歌,便对其歌婢侍妾情有所钟;在江湖上落魄飘零,便对偶遇的歌儿舞女念念不忘。他一再堕入爱河,又一再被迫别离,留下众多恋情相思的词篇。在这类词中,他表达爱恋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一见钟情。如《临江仙》: 记得小 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里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词人初…     

简论儒家的“中庸”

“中庸之道”之哲学内涵绝非“折中调和”。“折中调和”是在好与坏间取“不好不坏”、“亦好亦坏”值,或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取模棱两可的立场或态度。这与儒学的“中和”、“中庸”、“中和之道”和“中庸之道”是大相径庭的。至于现代语中的“中庸”一词,已成“折中调和”之代名词,虽有贬义,但属语义学问题,此不讨论。儒家“中庸”、“中和”之“中”即“正”,不一定是中点,也许是“之外”,是恰到好处,无过不及,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儒学的展望

近年来学术界对儒学的研讨趋于热烈, 发表了不少见解独到的论著和文章,读后给 人以有益的启示,发人深省。但对一些问题也 颇感困扰。例如对儒家学说在实现四个现代 化方面的意义,以及儒学未来的发展和走向 等问题,我们对之既有一定的兴趣,而又对目 前流行的一些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儒家学说在我国的四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儒家学说将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是我国学术界迄今为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儒学的未来发展能否实现现代     

儒家与宗教：一个当代文化难局

“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特别是“儒家(或儒学、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历史性与世界性的问题,它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题,远不限于中国学者所论,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学者关于儒家是否为宗教的观点,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从历史上看,关于儒家是不是宗教的争论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引发的。公元16世纪起,历史上先后展开过五次大规模的“儒家与宗教”问题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