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古典学派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历史贡献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近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为罪刑相适应原则上升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以贝卡里亚为代表的刑事古典学派为罪刑法定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他们关于罪刑相适应的思想至今对贯彻刑法的罪责相称原则仍具有指导意义。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不只是一项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从立法的角度看,更应该将它视为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并不仅仅限于被写入刑法典,它需要刑事法律规范一以贯之,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则将徒具形式上的意义。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的要求看,其消极要求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法治状况。对刑事立法的要求并不高,我国刑法已实现其消极方面的要求。其积极要求的实现的程度如何直接取决于一国的刑事立法水平。积极要求在我国的实现程度还比较低,原因在于我国的刑事立法水平还比较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刑事立法水平;另一方面应当有专门的刑事立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司法化的观念误区与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内容和价值蕴涵需要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一以贯之。罪刑法定旗帜下易形成的法律神话、法律万能的观念,对刑法渊源、刑法机能、罪刑法定原则价值的误认以及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构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运作的极大阻碍;辨证、民主的刑法观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     

论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则

从案例分析的角度对罪刑均衡原则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罪刑相适应原则下的实质刑法观

形式解释论拘泥于"语义应有射程"原则,忽视体系性考察,导致罪刑不均衡的现象,导致与司法实践的脱节。近年以来,实质化的刑法观对刑法解释论的冲击势不可挡,"开放犯罪构成"、"刑法功利主义"、"风险社会"等理论的出现预示着传统解释论的转向。罪刑法定必须满足罪刑均衡的具体要求,二者相互统一;文义解释必须符合体系解释为具体要求,二者一体两面。将罪刑均衡作为实质解释论应当坚守的制约因素,对司法实践中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及体现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一大进步。本文对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确立的必要性和意义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具体体现。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作为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的最高刑法原则 ,必然与刑法司法解释关系密切。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嬗变影响着刑法司法解释的兴衰 ,其自身的内在机能制约着刑法司法解释的范围和方向 ,同时 ,刑法司法解释又有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刑事和解制度及其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分析

在当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刑事案件处理方式,正在各地积极地探索、推行,并取得了一系列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作为一项司法改革与实践创新,刑事和解是否与我国传统刑事法相冲突,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其合法性是否又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这些都还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与探讨,以找出其法理依据。文章作者将对刑事和解相关制度进行介绍并着重对其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关系作进一步论述,以不断完善该制度并更好地发挥其自身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和解存在思想基础、蕴含价值和适用法律规范上的冲突,但两者都因其内在价值而受到人们的广为推崇。我国适用刑事和解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加强对刑事和解的动态监督,以最大限度发挥刑事和解的效能。     

刑事执行立法的目的与原则

我国监狱法明确把“惩罚和改造罪犯”写入了文本之中，大部分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惩罚和改造罪犯是刑事执行立法的目的。本文认为惩罚和改造只是监狱行刑的功能，行刑功能和目的存在着本质区别，进而对刑事执行立法的目的进行厘定。在刑事执行立法目的的规制下，刑事执行立法应遵循人道主义、协调性和矫正优先三原则。     

试论刑法信条学

大陆法系的刑法体系可以说是对一个个刑法信条加以整理、整序而成的信条学体系。刑法信条学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由于真正信条的实定法依据的尴尬,仅靠真正信条尚无法构筑起犯罪论体系,只有不真正信条与真正信条一道才能构筑起刑法信条学体系。然而,刑法信条学也有其不足,需要我们推进对刑法哲学的思考。     

刑罚裁量中的“人身危险性”——概念、评价方法和体系

对犯罪者“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属于刑罚裁量中对犯罪者个人情况评价的核心内容,国家应围绕以上因素设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专家评价制度。在对犯罪者刑罚的裁量中,法官在主要根据犯罪者的行为责任决定刑罚的基础上必须考虑专家提供的对犯罪者“人身危险性”的评价结论并结合犯罪者的其他个人情况决定其刑罚。其中,对犯罪者“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应规定为法定情节以体现我国刑法的刑罚个别化原则和预防犯罪为主的刑罚目的,实现刑法立法现代化。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完善国家刑事赔偿程序立法的探讨

《国家赔偿法》确立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 ,其中刑事赔偿程序法律规范占有重要地位 ,但存在不少缺陷 ,如赔偿义务机关多元化 ,赔偿机关权力过大 ,程序复杂繁琐 ,环节过多 ,缺乏配套立法等。应坚持程序公正原则 ,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原则 ,先行自由选择原则 ,强化司法救济原则等来完善国家刑事赔偿程序立法。     

轻刑主义：拯救抑或放纵——从当前我国刑事立法视角的反思

我国的刑罚体系不但不是有些学者所称谓的重刑结构,反而失之过轻.轻刑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时代与国情盲目追求刑罚的轻缓.现行刑法的轻刑主义倾向应当通过刑罚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加以矫正,否则,刑罚的功能发挥将受到不当抑制,进而影响刑罚目的的实现.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反腐立法

刑事一体化旨在解决立法之间的前后矛盾,理顺立法之间的逻辑关系,消除立法之间的非契合性给司法实践造成的障碍,最终提高治理犯罪的效率以及提升预防犯罪的社会效果。在刑事一体化思想指导下,针对我国反腐立法的散乱、滞后、衔接不畅的问题,我们必须构建统一的反腐立法体系,制定统一的反贪污贿赂法,以实现反腐目的。     

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大趋势,它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刑事政策发展演变过程的概括总结。我国刑事立法整体上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在具体的刑法适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就借鉴和发展“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而言,当务之急是总结和分析现代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将其融会贯通到我们的刑法适用中来。     

论我国新刑法追诉时效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追诉时效制度包括追诉时效期限的设置 ,追诉时效的起算制度及追诉时效的中止、中断、终止制度。我国新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着诸多不足 ,在立法时应根据我国国情、罪情 ,吸收其它国家的先进经验作出合理的选择     

风险刑法视域下的经济刑法立法走向

刑法应积极回应而非回避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为推进实现刑事法治贡献其力量。就风险刑法视域下的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而言,其立法走向应是扩张式而不是紧缩式。经济刑法的立法基础在于刑事政策的导向性与部门法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风险与危险犯的经济刑法的扩张性立法路径,确定经济刑法的范围、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更加理性地调控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限度,以实现法律之安定性;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犯罪采取不同程度的扩张性立法,提前介入、及时惩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论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之关系

刑事和解可能使犯相同之罪的加害人因赔偿能力不同而被判处不同的刑罚,使类似情形的被害人因加害人赔偿能力不同而得到不同数额的赔偿。有些学者便因此认为,刑事和解背离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实质上,刑事和解不仅没有背离刑法基本原则,而且是刑法基本原则的一种实现方式。因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本意在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适用刑法平等原则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平等,而且要求实质上的平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量应与被告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量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