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儿童哲学：外延和内涵

广义的“儿童学”是指以一切与儿童的生存、发展及其内外世界相联的因素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由于“儿童”、“童年”、“成长”等内涵始终处于不断的历史变动和建构过程中，在一个尚不算长的时间段内，“儿童学”的范畴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和拓展。从上个世纪初到今天，东西方的儿童研究经历了几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鲜明的跨学科、跨文化特征的学科面貌与研究模式。尽管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就出现了以“儿童学”为专题论述对象的学术著作，但却未能在国内儿童研究界引起广泛、及时的学术回应和承继开拓。在儿童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凸显的今天，儿童学的学科建设也应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为了推动我国儿童学学科的重建和发展，专门组织了“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本期发表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的文章，从“儿童的哲学”、“儿童哲学探究计划”和“童年哲学”三方面内容探讨了“儿童哲学”作为儿童研究的一门分支学科的主要内涵；东北师范大学严仲连博士的文章从国内儿童学如何实现学科重建的视角切入，探讨了儿童学建设所应具备的开放特征及其在重建过程中所必须坚持与继承的民族立场和学科传统；浙江师范大学万秀兰教授等的文章则在国外儿童学研究现状、趋势介绍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于我国儿童学建设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的意见。     

基于民族地区儿童全面发展的学前藏汉双语教师“双文化”素养

青藏地区的儿童生活在多民族并存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其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要支持促进民族地区儿童发展，需要以其生活环境及生活经验作为活动设计的基础之一，在藏汉混居地，幼儿园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要立足于儿童生活的藏汉两种文化并存的社会环境。因此，此地区学前教育教师，需具备藏汉“双文化”教育的态度和理念、实施藏汉民族文化教育的能力和藏汉民族文化知识，由此更好地促进学前儿童的全面发展，进而提高本地区学前教育质量。     

儒家与五四文化重建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建，说到底都是民族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五四时期经历了以摧毁作为民族文化主流的儒家为前提的文化重建过程，这在世界文化史中是极为特殊的。五四文化先驱们不自觉地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激烈地批判了儒家传统，但没有阻止儒家传统以深层文化结构参与现代文化的重建过程。由于五四文化重建主体处于西方文化与民族传统的两难境地，使得文化重建的正负价值都很显明。     

火与冰：湖南维吾尔族伊斯兰文化认同研究——以湖南桃源枫树回维村为例

湖南桃源枫树乡作为中国维吾尔族的“第二故乡”,伊斯兰文化呈现出大力复兴与迅速衰落并存的矛盾格局：在村民“集体记忆”、民族优惠政策和民族精英的主观建构三者不断作用下,该地维吾尔族文化出现了大力复兴的现象;但同时由于生产方式转变导致的涵化与现代化使该地维吾尔族文化又呈现迅速衰落的态势。枫树维吾尔族文化呈现出的这一矛盾状况体现了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解构与重构的必然,反映出在“文化超市”中民族文化既强化自身的特色,又与其他文化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必然。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问题研究述评与讨论

全球化带来全世界发生变化的同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交往与联系得到加强,使得社会开放程度、文明程度、文化发展程度不断深化,学术界不仅注意到了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也在分析全球化对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大批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审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以“地方性”意识反观民族及其文化,会发现在对全球化时代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怎么影响、民族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怎么变化、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变迁与认同及文化建设等问题还存在较大的阐释空间需要我们关注和探讨。     

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繁荣和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本民族的文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由于经济全球化以市场普遍化为先导，文化全球化就是东西方的文化趋同，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经济社会一体化和同质化基础上的文化的一体化和同质化，这意味着，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将逐步消失，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格局－－文化帝国主义。     

“天人合一”在经济全球化中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

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性的各种问题，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矛盾和危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中的文化危机表现为学习西方中出现的“同化”和“异化”，但中国文化具有重建和整合的优势，在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中，“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协调、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稳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

党和政府一贯将经济工作视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应实行“互补互济、各展所长”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双向开放战略扩大民族地区与国内外的横向交流，从而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神秘数值的隐退与启蒙理性的回溯——生存论视域下中国民族文化的现实抉择

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人的生存方式，文化的历史进程是以“人”的发展为标尺的。在原中国民族文化神秘数值的历史隐退的背景下，启蒙理性由在主流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走向被批判的对象再到进入中国民族文化的视域，经历了一个张扬与回溯的发展路径。以理性为特征的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预示着中国民族文化转型的到来。这不仅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与规定。以注重人自身的存在与生存，强调对生命意义的阐释、对生存情境的提升为基本内涵的生存论哲学观调和了理性与人文，为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可选择的路径。     

人类学与“遗产”研究

从人类学学科的角度，对目前国内的遗产运动进行了讨论，内容涉及人类学学科中与“遗产”联系紧密的物的分类、文化空间、族群认同、文化自觉等概念，并试图对目前学界“遗产”研究理论薄弱的现状进行反思和补充。     

论家族活动中农民的文化选择——以石溪村为例

石溪村的家族活动涉及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在政治生活中从被动到主动，在经济生活中从自发到自觉，在文化活动中从封闭到开放，在社会生活中从传统到现代；农民的文化选择不仅加速了其自身角色意识从“家族人”到“现代人”的转换，也促进了农村家族文化与现代化的有效对接。     

在积极应对全球化趋势过程中坚持我国文化建设的独立自主性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生存根基。失去了文化身份和特征的族群,仅仅是“人口”,根本谈不上是独立的民族。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趋势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亡。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在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权力,发达国家及民族如此,发展中国家及民族更是如此,这是事关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软权力”之争。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开放的文化心态

开放的文化心态有利于形成对中华民族文化内在价值的自觉、自信,有利于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需要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救中国”文化含义的认识,需要从辩证的角度处理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关系。这些都是开放文化心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现代蒙古族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人格变迁比较

随着“世界性文化”的日益凸显,在人文科学领域,“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逐渐显示出其现代意义。该学科帮助本国、本民族、本地域克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强化对并质文化的相互理解、沟通,进而对自己民族文化给予正确反恩。在该学术视野下,对于蒙古族传统自在文化与欧洲若干具有游牧文化基因的民族文化类型做跨文化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揭示东西方游牧文化差异性与民族文化人格的不同历史走向。客观而科学地认知本民族特征是超越民族虚妄或自卑的前提,而民族特征的认知必须是在民族比较和文化比较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和科学研究得出的,真正的民族尊严也是建立在对自身文化清醒认知基础上的。     

比较、误读与中国文化发展的民族性

中国文化处于反思传统、身份重建和进行国际定位的时期。应该对作为一种学科的比较文化作出时代的和哲学的阐释,提倡一种多元的、平等的民族文化关系观。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本民族的民族性,也就是与他者的共存与交流、对话关系。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克服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正确地认识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以"中和"精神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     

本土中国学研究:由民族反思至民族复兴

本土中国学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状态的发展演变、发展规律和发展特点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构建本土中国学不仅是学科建设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时代需要,符合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宗旨,同时也是民族话语权反思与重建的客观要求.建构本土中国学不仅具有必要性,亦有可行性.本土中国学与“汉学”、“海外中国学”等既有联系,又有较大区别,特别是在内涵界定、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因而独具自身特色.     

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刍议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持,民族文化是孕育民族精神的母体和源泉。二者相互依存并相互影响。如何在转型期看待民族精神的缺失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明了并深入了解民族文化缺失表象下的深层次联系,对重构民族精神,重建民族文化有重要意义。     

“相识”未必能“相知”——“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关系辨

“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当代理论界和批评界一直存在分歧。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与文学的双向影响以及文学自身的经验积淀和革新要求为“新历史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是其生长之根,它有中国本土小说发展流变的特色。而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文化诗学”,从它自身的理论建树以及在中国被引进、介绍的情况看,“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民族文化传播:概念、指向、方法及展望--基于相关研究的思考

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献,可以梳理、归纳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任务、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目标是以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为导向的民族文化传播力提升研究。当前研究指向关注经济效益、回应政治效应和聚焦文化自身发展,其主导方法在实证和整体性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呈现计算机转向和跨学科的特点。未来研究者应深入民族文化内部,掌握其传播的真实现状,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内各民族“多元一体”发展需求与政策背景的指引,增强提出问题的能力和研究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