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范畴在古代诗学中的嬗变

在我国古代诗学中。“灵感”范畴有一个嬗变过程。我国儒家和道家“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中蕴含着“灵感”的旨趣；道学思想中产生了“虚实相生”和“抱神以静”的“灵感”境界；陆机的“天机骏利”和刘勰的“思若有神”体现了“灵感”的特质；竺道生的“理智兼释”和袁枚的“性灵神悟”强调“灵感”产生的机制。     

中西灵感说与文化差异

许多著名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描述过创作中曾经出现的那种不由自主的偶然性与突发性的创造力,正是这种奇特的力量,推动他们去创造出各种各样瑰丽多姿的艺术形象。这就是文艺理论上通常所说的灵感。本文所要探讨的,不是作家在创作中灵感闪现的具体状态,而是通过比较研究中西方的灵感理论与文化差异,探索把握中国传统灵感论的特色。由于西方研究灵感的理论成果很多,理论形态也比较明确和稳定,文中只把它作为一种参照。中西方灵感理论都在发展中,经历过许多的流变,二十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往增多,还彼此互相影响、渗透。从文化的眼光看,中西古代的灵感论更具有“根”的意识,故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西方古代的灵感理论。中国古代文论中,没有“灵感”这一概念。但论述灵感的文论却很早就出现。公元三世纪,陆机在《文赋》中就曾描述过文学创作中灵感闪现的情景,他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他所说的“应感之会”,就是一种灵感现象。公元五世纪,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更具体细致地描写了作     

欧洲历史中劳动问题的研究

尽管人们对劳动的历史及欧洲历史中的劳动问题多有研究,但劳动问题仍然需要更为清晰的阐述。最初,人们视劳动为苦力和负担,而在基督教义中,劳动集诅咒和祝福于一身。正好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劳动开始与富裕和幸福联系在一起,懒惰则与贫穷和邪恶相联系。欧洲的171、8世纪是重大变革加速进行的时期,从那时起,现代的、普遍的劳动概念占据了上风。进入19世纪,启蒙运动将劳动、教育和人的尊严相联系,这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识中的重要动力。工业化以及随之相伴的城市化使得劳动成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劳动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越来越重要。如今我们正处于重大变革的中途。从整体上讲,劳动的意义正在缩小,劳动本身正在变化,但劳动发展的新动向仍处于迷雾之中。     

唐以前性情说的历史发展

从先秦到隋唐,是中国古代性情说的产生和发展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围绕性情问题,在哲学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不但关系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也关系到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理论思维矛盾的发展进程。“性”和“情”字虽见于《诗》、《书》,但作为哲学范畴,则始于春秋.在认识史上,当本能的人即野蛮人转变为自觉的人之后,就开始了对自然和人的本质的认识。中国只有当人从殷周宗天神学的桎梏中逐步解放出来,随着阶级斗争和科学的发展,     

历史的虚构性——谈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

历史包含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或历史话语两层不同的含义.海登·怀特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文本层面的历史.他指出历史学家使用情节设置、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三种解释策略以及四种转义性语言进行历史修撰,历史文本因此不再是客观地再现或叙述历史事件,而具有了文学文本所特有的叙事性、诗歌性和意识形态维度.因之,历史话语带有了一切语言构造物的虚构性.     

诗歌写作中的灵感与抽象思维--瓦雷里诗学一瞥

瓦雷里认为,灵感对作者的作用远没有读者想像的大.诗歌写作需要作者的艰苦努力,仅凭灵感写不出杰作.瓦雷里将抽象思维重新引入诗歌写作中,突出诗人的自觉与主动性,最终指向写作的根本问题--形式.     

论漂泊诗学的历史意识

漂泊主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常见主题,漂泊现象在文学表现中也所在多有,作家对漂泊的抒写有意无意地表达了自己的宇宙意识,反映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漂泊诗学中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关乎人生、人性和文化的书写维度。这种时间意识实则是一种历史意识,渗透着、交织着对沉重人生、悠远文化的双重关怀。     

互文性视域中文学经典构成的历史诗学问题

文学经典是文学史构成的重要基点。在互文性的视域中,运用历史诗学理论探索文学经典问题,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维谢洛夫斯基与巴赫金的本质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们认为“传统”在文学中具有决定意义,文学经典由于承载着丰富的传统内涵,在历时的纬度上,它在与传统的互文运动中便呈现出永久魅力特征。二是海登·怀特的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在共时性文化系统中探索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文学经典的力量体现在它与其它符码的跨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之中。两种历史诗学观念构成对立与补充关系,它们从不同方面阐释了文学经典的永久性魅力。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说

同西方“灵感”说的神赐灵感观念相比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灵感”说更注重结合作家具体的创作实践感受 ,来揭示创作灵感的突发而易逝的特点以及它对作家创作想象活动的催发作用。古人论创作灵感现象还进一步透过灵感现象的表现特征而揭示它的产生原因 ,“积之在平日”是灵感生成的必要前提 ,而“得之在俄顷”则是积蓄在胸的作家与客观外物心物交感的必然结果。     

作为"实现说"的王尔德诗学

西方有所谓人的精神乃知、情、意三位一体之说。如果说现实主义诗学强调的是知,浪漫主义诗学强调的是情,那么,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诗学强调的则是意,或用他自己的说法叫做自我或个性。王尔德认为人生的目的即在于追求个性的实现,而艺术则是最佳的途径。也正是在这一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王尔德的诗学本质上应归在伦理学的范围之内。     

中国古典诗学的“妙悟”说

除中国古典诗学的"载道"、"言志"、"缘情"传统,还应重视对"妙悟"传统的揭橥和阐发。"妙悟"说萌芽于先秦诗学,成型于唐宋诗学,并浸润在元明清诗学的中心地带,成为影响中国古典诗学千年历史走向的一种重要观念。从古代诗歌的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总体倾向看,其中包含的妙悟思想可以划分出感性之悟(直觉)、非理性之悟(灵感)和神性之悟(彻悟)等三种理论形态。古典诗学妙悟观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本体思维,力求超越知识,摒弃"理障"(理性判断),回到以心传心、单刀直入的本质直观,妙悟的终极旨趣在于通过对意象的直观来显现世界的本来面目("妙悟在于即真")。妙悟也是一种非对象性思维,通过妙悟可以打破主观与客观之界割,摒除心物之间的藩篱,回到真实的生命世界本身。     

述评王国维的诗学理想:境界说

对精神家园的构筑是作为个体审美生存一向的诗性期待,而用审美无功利性去构筑诗学理想--境界说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禀承了叔本华思想的精神蕴义,于是王氏的境界既成为诗学的理想也成为人生意义与终极关怀的要旨.     

论“发愤说”发生发展的历史

从“诗言志”到“发愤以抒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其中《周礼》中的“六诗”和《诗大序》中的“六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屈原“发愤以抒情”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司马迁以后,继续运用“发愤说”考察中国文学实绩的是刘勰。延续司马迁、刘勰等人的余绪,屈原“发愤说”的文艺思想受到后世的普遍关注。真正拓展“发愤以抒情”内涵的是韩愈和欧阳修。在遵循屈原的思想路线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理论主张,欧阳修提出了“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论中国古代“灵感说”的唯物精神

中国古代“灵感”说的唯物精神贯穿于文艺创作的前期准备阶段、灵感袭来之际的接受阶段以及灵感降临之后的延伸与规整阶段,灵感说所彰显的本土化特色,与中国农业型社会文化传统有着必然联系.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视野中,尊重中国古代灵感说的理论价值,是客观而全面地解读中西文化的必经之路.     

王昌龄“境思”说的诗学地位

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王昌龄第一个把"境"引入诗论,倡导"纵横"思维,阐述"境思"理论,提出"意境"审美范畴,是中国诗歌艺术思维的一个重大转折。"境思"成为了中国诗歌以心灵自由为特征、强调主体情感抒发的基本思维模式。从"象"思维到"境思",是中国审美思维的一次富有历史性跨度的心灵横向超越。这一思维变革的价值,远远大于"意境"概念本身的价值。     

文化诗学的历史脉络与理论走向

文艺学学科面临着整体性危机,它包括研究意义的危机、研究范式的危机和现代学术制度所导致的危机,目前的文化诗学理论有效解决了研究范式的危机,但缺乏对整体性危机的回应,所以文化诗学需要在研究对象上由文学文本拓展到电影和电视剧等审美性文本,并作为一种批评阐释实践的方法,在对文本的互文性关系进行批评阐释实践的基础上,使文本研究的知识生产融入当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建构中.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文化渊源

欧洲一体化是欧洲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寻求欧洲统一是大多数欧洲人的信念和愿望,它几乎贯穿于整个欧洲历史.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文化上的同一性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并最终促成欧洲的联合,使欧洲一体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起步并不断发展.     

略论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

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发表了一些文章和著作,主要论述了文艺复兴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但是关于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观点多有分歧,谈得不够。本文试图就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作用及与启蒙运动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文艺复兴”一词,原意系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但是,当时西欧各国新兴资产阶段的文化革命运动包括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主要的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对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的否定;艺术风格的更新;方言文学的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始发展;印刷术的…     

“理感”说与中古诗学的突破

"理感"是以理感物,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方式之一。萌芽于玄言诗时代的"理感"说,与"以情感物"并列,是中国诗歌构思模式之一,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线索。"理感"说经过了南北朝至盛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积淀,至中唐逐渐成为诗文的审美追求,并在宋代得以成型,是唐音向宋调转化的根本动因,也是中国诗学内在的理论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