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

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广州起义前，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诺伊曼对起义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既没有不赞成起义，更没有与粤军张发奎、黄琪翔谈判妥协，对起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起义前，诺伊曼提出一套极“左”的指导方针，后因起义时间提前，这套错误计划破产了。起义时，诺伊曼又主张坚守广州，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给起义带来了重大损失。     

论田五、张文庆起义

清朝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继苏四十三起义不到三年时间,又爆发了田五、张文庆领导的甘肃回民起义。这两次起义有共同之处,都是马明心所创哲赫忍耶进行的反清斗争,且有密切联系,但毕竟是在不同时间、地点,由不同的领导者发动的起义,又各具特点,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史学界对前一次起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而对后一次起义研究较少,对除田五之外的其他首领在起义中的地位,起义是如何引起和发动的,斗争经过,起义规模,统治者采取的政策以及这次起义的作用等,大多不甚明晰。为了搞清楚这次起义,特撰写这篇文     

也谈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联系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两次起义。这两次起义相隔的时间很近,空间距离也不远,两者之间有密切联系。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与中共中央布置的湘鄂赣粤四省暴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四省暴动的大框架下,两次起义在战略上有着互相支援、互相响应的作用。另外,中央曾指示南昌起义部队调兵支援秋收起义,原定参加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参加了秋收起义,两军在井冈山会师前曾有联系,两次起义保留力量历经几个月的艰苦转战后,最终在井冈山汇聚成一支新力量。     

白莲教起义失败原因探析

嘉庆元年到嘉庆九年(1796-1804年)的川楚陕五省白莲教起义,是十八世纪末期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大起义。起义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严重削弱和动摇了其封建统治基础,使清朝由盛而衰。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白莲教起义的领导阶层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来引导广大人民进行斗争,起义过程中在军事上采取的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以及缺乏统一的领导,再加上起义过程中缺乏革命的警惕性跟内部严重的宗派主义现象,导致了白莲教起义的失败。     

张居正改革与阶级斗爭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明朝后期,在它的历史行程中已进入没落阶段,孔孟之道被确立为正统的统治思想。由于大官僚地主阶级推行反动的儒家路线,此时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勋戚权贵、官僚地主贪得无厌地兼并土地,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经济掠夺,使得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连绵不绝。其中较大的有四川的蓝廷瑞、鄢本恕起义和蔡贯伯起义,江西的谢志山、蓝天凤起义和张茂起义,干粤边的池仲容起义,山东的王堂起义与田斌妻连氏起义,山西的陈卿、陈绮起义,河南     

论杜文秀起义的历史意义

本文认为,清朝咸、同年间在云南发生的回民杜文秀起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杜文秀起义响应、拥护了太平天国起义,与后者遥相呼应,是以后者为主体的全国反清农民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由于杜文秀起义坚持时间长达18年,地域涉及滇、桂、贵、川等省,因而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在滇、桂、贵、川等省的封建统治,使其呈现摇摇欲坠之势。第三,杜文秀起义对晚清云南社会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其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变。     

台湾番族与林爽文起义——兼论清政府对番族的政策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公元1787年1月)林爽文起义是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台湾番族(当时还没有高山族的名称)处在什么地位,他们和起义者以及清政府的关系如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不少论著都认为番族参加了起义,并在起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而对清朝统治者利用番族镇压起义则很少提到。本文试图根据有关这次起义的档案史料,对上述问题加以辨证,并且探讨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清政府对番族所采取的政策。     

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在“宁都起义”中的作用初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多人,在江西省宁都县城起义加入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这就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为策动这次起义,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具体地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研究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在“宁都起义”中的作用,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宁都起义”的历史,对我们理解和执行党     

八一起义的财政和后勤若干问题研究

八一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写出了大量研究八一起义的论文,但其中专门研究八一起义财政和后勤方面情况的文章却不多。本文通过对部分重要文献资料的梳理,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财政和后勤工作的情况,如,共产国际对八一起义是否在财政上提供过支持;规模如此宏大的起义,财政来源是如何解决的;起义后成立过什么财政和后勤机构;起义后财政政策的决定和变化;南下广东途中的财政和供给保障工作;起义军占领潮汕后的筹款筹粮工作,等等,从而为全面了解、研究八一起义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华侨与黄花岗起义述论

华侨与黄花岗起义述论任贵祥吴北战辛亥革命期间，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多次武装起义中，属黄花岗起义最悲壮、最感人，影响也最大。海外华侨在这次起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称颂。一、华侨与黄花岗起义的酝酿和准备黄花岗起义的酝酿...     

论古代白话小说中的九天玄女形象

九天玄女在《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后水浒传》、《说唐后传》等数部白话小说中频繁出现,成为众多英雄的保护神。她常常向英雄传授技艺、赠送法宝,并在危急时刻搭救英雄的性命。九天玄女形象的形成,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她武艺高强、精通战法,曾经帮助黄帝战胜蚩尤;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英雄对精神之母的渴望,同时在小说中她也带有了一些始祖母神的色彩。另外,玄女还经常预言小说中人物的命运。     

中国现代文学人性系统的修补者——论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

张爱玲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在于她以崭新的感性经验修补了中国现代文学曾经异化的人性系统。在现代文学人性系统中,理性本体与感性本体是统一的,但在五四后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对文学功利性的理性吁求过于强大,导致文学发展中人性体系发生了异化,感性本体日益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张爱玲通过反传奇、反浪漫的笔法对人类文明进行反思,在文明毁灭的极端状态下探到了人性的感性内核。张爱玲对人的感性本体的把握并没有使她完全抛弃现代文学的理性本体,她以自己的方式继承着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     

三代共产党领导人论孙中山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首的三代共产党领导人 ,都把自己看作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 ,认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是联系海峡两岸及海内外华人的强大精神纽带 ,是推动 2 0世纪中国发生巨变的历史伟人。三代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评价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尊重历史的辨证法 ,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孙中山事业的不同历史内涵     

王通的《续诗》与《诗经》

自孔子删《诗》之后,后儒就为之传注之学,不敢越雷池一步。惟隋末大儒王通能承圣人之业,为之《续诗》。王通认为《诗经》显示了世道兴衰之由,亦可用以修身养性;他作《续诗》的目的一是为了明王道,亦要振兴萎靡的儒学,二是要以诗歌的发展变化展示时代的变迁。同时王通对诗又有其美学认识。     

浅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三个层面

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 ,可以概括为 ,“一衣带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在两国关系史上 ,历史意识形态的相同性 ,成为连接两国关系的深层纽带。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① 形成以来 ,两国又同在一个国际体系之内 ,“辅车相依”的涵义与这一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到了近代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朝鲜 ,两国关系变为“唇亡齿寒”的关系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愈加重要起来。可以说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层面展开的     

西南联大群体的新诗研究及其外来影响——以闻一多、朱自清为中心的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朱自清不断总结新文学创作的艺术经验,作出了创造"现代诗学"的努力,并取得了第一批成果: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和闻一多的系列诗论,为新诗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的新诗研究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使闻一多和朱自清在"现代诗学"的创造中受益颇多。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唐西域：作为想象共同体的他者转变

西域作为中原文化整体想象的结果,在东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中曾经长期承担的作为东方文化的互补和参照的功能。在大唐帝国时期,中原文化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域实际上已逐步融入了中原文化,西域以西替代了曾经的西域的角色,也就是说西域实现了由他者向自我的角色转变。通过理解作为与东方文化相对的西域文化,对于理解今天的新疆地区的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简论戴季陶的治边思想

戴季陶长期重视和关注边疆问题,曾亲身参与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活动,对边疆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国国情和自身经历出发,根据边疆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到自己主张里,从而形成了较具特色的治边思想。其治边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同时,其治边主张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边疆现状与其治边策略相结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戴季陶还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吸取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使其治边思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