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THE ORIGI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TATES——＂Civilization＂ and ＂State＂： An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在西欧文字词源学的角度上，找不到将“文明”与“国家”被一些学者那样区别来看的理由，更找不到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的根据。“文明”就是“国家”，本义就是“国家”。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正如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决文明起源问题，同样没有根据。因此，研究文明起源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对话与宽容：辩证法的重大理论精神

“对话”与“宽容”是辩证法一个重大的理论精神 ,但以往对辩证法的理解中 ,这一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理论本源上看 ,“对话”与“宽容”乃是辩证法的始源性含义 ;从学理上看 ,“对话”和“宽容”乃是辩证法区别于独断和专制的知性形而上学的重大特征 ;从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看 ,由于植根于对人现实生命存在的自觉理解 ,“对话”和“宽容”乃是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 ,对辩证法“对话”和“宽容”维度的自觉阐发 ,是捍卫辩证法理论合法性、深化辩证法理论内涵的重大课题。     

时间副词“刚”的语义演变

现代汉语副词"刚"由形容词"刚"虚化而来,形容词"刚"自隋代通过语法位置的改变变为副词,并由方式副词"硬"演变为语气副词"偏偏;"元代出现"勉强"义,此义常与数量结构连用,又逐渐发展为量小义,而后由事物量小隐喻为时间量小,最终发展为近过去时的"刚刚"义。"量小"义、"勉强"义和"近过去时"义三者间的联系由不同语言词汇所证实。限定副词,应区分"排他"义和"量小"义,语言事实支持这种区分,区分后才能更清晰地解释相关义项间的语义关系。     

海德格尔如何克服形而上学

20世纪 30年代海德格尔思想经历的转折 (转向 )是论题域的重大改变 ,即从“回到形而上学基础”向“克服形而上学”的转向。它从“物之纯真”和“人之诗意栖居”两个方面敞开 ,形成了两大主题 :其一 ,在现代技术的展现中 ,思考“物的纯真”如何被剥夺 ;其二 ,寻求在一种诗意的“言说”与“栖居”中 ,切近并守护“物之纯真”。克服形而上学的问题 ,既是克服形而上学的现实 (作为形而上学之展现的现代技术 ) ,同时也是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文化 (哲学 )。“克服形而上学”关涉着更本源的“真” ,是海德格尔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哗中对“思之本源”的探寻。     

京剧《四进士》中的“异乡人”与“好人”:论明清社会中“差序格局”的另一面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是中国社会学中的经典概念。近年来,围绕“差序格局”学界有更加深入的探讨,揭示了其内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探讨“差序格局”的另一面,即如何能从亲属关系推展到天下范围。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对京剧《四进士》剧本进行了细致分析,从中发现“异乡人”和“好人”两个重要概念,通过探索其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来理解“差序格局”中“推”的真正含义。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亲属关系”与“异乡人关系”之间的复杂关联,并重新理解“伦理精神”的含义。     

由“义”词源的演化略探《水浒》的“忠”、“义”

《水浒》中的“忠义”历来是研究者最众说纷纭的问题。从“义”词源的演化过程来考察,“义”作为伦理原则词义则出现了“二律背反”的分化一与“忠”含义相同,“忠义”合缀的偏义复词亦如是;一则成为个体及民间团体的种种江湖之“义”。《水浒》的魅力之所在,显非江湖之义,从而为后世人们所喜闻乐读。     

关中方言“了”字初探

西安等处＂了1＂在把字句或阻断句里读作[liau],＂了2＂作＂咧＂;泾阳等处＂了1＂读作[.lau],＂了2＂读作[.la]。大致可以从泾阳、富平、渭南等处对＂了1＂和＂了2＂读音的区别看出＂了1＂和＂了2＂在句子中的特点;西安等处的＂了1＂和＂了2＂一般无法通过读音来区分,多数情况下＂了1＂和＂了2＂都作＂咧＂,只在把字句中表示未然等时态时,＂了1＂才读作[.liau]。＂了2＂（如西安的[.liε],泾阳的[.la],宝鸡的[.lia]）可以表示假设。     

辨析以人为本的人

“以人为本”的“人”是指生而平等的作为类的独立的人,这种人摆脱等级和人身依附关系,是在世界历史中形成的。中国作为典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经过了“民”—“人民”—“人”的转换历程。中国封建社会民不同于欧洲的农奴,中国的民在人格、经济、政治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与“官”相对立。“人民”是“人”与“民”的结合体,兼具人与民的双重特性,人民是与敌人相对立的政治概念,是原来“民”的主体,但已排除了地主富农、官僚资本主义等反动阶级,它是共产党服务的对象,同时,用人民概念表明政权的性质。“人”和“人民”一字之差但不可等同。随着历史的进步,敌人这一与人民相对立的阶级力量退出历史,使人民概念失去了与其相对应的存在前提,人民开始向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类的人回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才提出“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人民为本。当然,人民作为世界通用的概念将长久使用,在非严格意义上,称“以人为本”为“以民为本”或“以人民为本”也未为不可。     

对民法"物"的再认识

以罗马法、法国法为代表的采广义“物”的概念和以德国法、日本法为代表的采“物必有体”的看法各有利弊。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物”的概念已呈明显的扩张趋势。因而现代民法上的物应采广义之概念而物权法上的“物”特别是所有权应以有体物为原则 ,无体物为例外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论朝鲜实学家李德懋的治学观

李德懋是一位崇经溯古、注重实际和实用的朝鲜朝后期的博学之士,他力求以“博”、“约”去克服朱子学末流的“偏”、“弊”,同时善于运用“训诂”、“考证”等考证学治学方法,破除迷古偏见,从而开创了朝鲜古书辨伪的新风。     

泰山文化的生命内涵与汉唐诗歌的泰山情结

泰山文化在生命意义上所展示的"成终成始"特点,已经涵盖了人生最基本的关于生命的命题。泰山文化在生命意义上所充盈的缘于生命痛苦的悲哀、生命衰竭的无奈和渴望生命再生的情感,感染着每一位试图通过"泰山"对生命进行"触摸"的人。当汉唐时代的诗人们试图用诗歌形式承载个体对"生命"的沉重思索和浓烈情感时,"泰山"便成为最理想的媒介,汉唐诗歌中的"泰山情结"也便随之形成了。     

“兼爱”与“功利”下的家庭伦理何以存在——墨子家庭伦理思想的悖论式建构

从墨子思想的整体看,“兼爱”、“功利”的主张与家庭伦理之间确乎存在诸多差异,致使其被孟子直接斥为“无父”。但实际上,墨子吸收了儒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人伦思想,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沿袭了儒家“家国同构”的路子。同时,墨子把“兼爱”、“功利”作为家庭伦理的思想基础,力图消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使之相融合,从而完成了墨家家庭伦理思想的悖论式建构。这就为古代家庭伦理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国家庭伦理思想史上颇具特色的篇章。     

从语词“心生”说到文论的性情——由字原符号谈起

情性由语根“生”“青”“心”衍生组合而来。由心观生、青,“生”符提携着生命的才情,“青”符突现青春的魅力,由心青组合成的情不同于由心生组合成的性。“生生”的物性是一个较为莽撞的“游子”,心生的人性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慈母”。生生总关性,性情千千结,生命精神的文化永恒地在有关于“生”的物性和有关于“心”的性情所交织成的网状结构上波动,文论精神的情结中有永远也说不完、道不尽的秘密。     

《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

《水浒传》特殊的“集体累积”成书过程,决定了它是“历史成份”极其稀薄的“英雄传奇”小说,其绾结短篇的特点,使众多“英雄好汉”的出身经历和聚义故事成为这一鸿篇巨制的主体内容。这些主要源于宋元民间“说话”的故事,保留了大量社会生活“原生态”的描写,使《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会风俗史”的意义。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水浒传》不仅在叙事艺术上经历了反复锤锻,同时也积淀、凝聚了“近古”以来中国社会广大民众普遍的观念意识和情绪心理,形成了带有时代特征的精神意象。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论孟子道德思想的美德伦理学性质

人性本善是贯穿孟子全部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他的伦理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在孟子看来,道德的根据全在于自身,这就是良心、本心。因此,孟子的道德思想走的是纯粹内向求证之路,从人的内心亲证善端,并以推扩内在的善端的方式来塑造美德,充分体现了以行为主体的道德品质作为思考重心的美德伦理学特征。     

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

儒家“五常”是儒家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兴起于先秦,定型于两汉,发展于宋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儒家“五常”体现了“类”的公正、“阶级公正”并具有合理的道德结构,且能够不断结合时代特点适度调整自身道德内涵,使其生成了独特的道德优势。然而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下,由于原来所赖以生存的诸多现实保障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儒家“五常”正在悄然改变。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具有一定价值。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法理思考

＂非直接利益冲突＂根源于现实利益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是导致群众利益受损并引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要从根本上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必须切实做好法律制定和法律清理,为群众利益筑起坚固的＂防火墙＂和＂安全网＂。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