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国家治理机制——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视角

本文结合创新理论和创新活动组织方式的演进,从理论层面明确国家治理、科技创新治理的内涵边界,将科技创新治理定位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创新治理机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基本原则、组织架构和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机制特征等进行分析探讨。数字化的经济社会活动,数据资源和数据处理技术、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实践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治理机制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治理,须遵照数据驱动、系统重构、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统筹优化等原则,建立多方协调机制,构建数据信息交互平台,并着力完善数据信息交互的程序规则,进而实现"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机制正加速全面数字化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数据平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方式逐步转向基于数字技术的过程治理。     

数字化转型能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吗

企业“漂绿”行为的识别与治理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或是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重要契机。基于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能否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并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三个方面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重污染行业、高市场化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企业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方式:从信息披露到创新驱动

企业数字化对于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进而实现双化协同意义深远。选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资产视角和经营业务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生产、污染治理及研发创新的影响,进而明确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的机制。研究指出：(1)无论是资产视角还是经营业务视角均显示,企业数字化降低了企业披露绿色生产(环境管理和环境信息)和污染治理方面(环境负债和环境业绩与治理)相关信息的概率及公开程度;(2)企业数字化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从资产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利于研发创新投入的增加,从经营业务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促进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整体上,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其方式是创新驱动而非信息披露。提出应加快企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充分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     

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创新路径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应用,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开启新纪元。社会治理数字化以数据平台为关键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为重要驱动力、以数字政府为领导核心,帮助解决我国城市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赋能。当前,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面临多元主体自觉性不足,协同不充分、治理体系建设不完善,发挥作用一般、人才培养机制滞后,数字人才短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难度较大等现实困境。为此,应采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数字化治理,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等创新路径。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地方经济的考核制度体系起到什么作用?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转型升级之间是否存在较高的适配度?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集,实证检验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如果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大,会显著挫伤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活力。机制检验发现,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增强时,会从财务机制上恶化企业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并从投融资机制上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和提升金融化水平,这些变化都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开展。异质性检验发展,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会造成更为显著的负面冲击。本文可以为理解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偏好和微观企业主体创新转型活动提供经验支撑,并为优化政府制度设计提供参考建议。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正>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郭雳:《数字化时代个人金融数据治理的“精巧”进路》指出针对个人金融数据的良法善治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个人金融数据治理中出现的数据泄露与管理失范的现象,可能引发直接经济损失及国家安全风险。现有治理体系存在治理框架体系性与协调性缺乏、治理标准不周延、治理路径滞碍颇多、治理对象与结构之间张力显著等问题。“精巧规制”理论主张治理主体与治理工具的多元组合,并在治理体系的诸多方面与个人金融数据治理相适配。朝向“精巧”的个人金融数据治理转型应以政府法令完善数据治理框架,厘清数据治理的底线红线,加强数据全链条保护下的事中阶段治理,倡导政府、第三方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引导和规范治理对象的自我规制。     

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问题、响应策略与实施路径——基于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

文化产业数字化是应用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生态系统进行更新再造的过程。从产业生态系统角度来看,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数字平台运营不规范、数字文化消费鸿沟扩大、数字核心技术薄弱是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构建以数字化为导向的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是应对上述问题,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响应策略。数字化主体、数字化网络、数字化驱动、数字化要素和数字化环境构成了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围绕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搭建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协作体系、培育文化产业数字化消费生态体系、健全文化产业数字化要素支撑体系、完善文化产业数字化协同治理体系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的有效路径。     

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伴随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乡村治理也逐渐向数字化治理迈进。数字乡村系统的搭建,为乡村的党务管理、政务管理、村务管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当前,乡村治理数字化还面临乡村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不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乡村数据资源价值利用不够等困境,阻碍了乡村治理数字化的进程。因此,有必要通过加强数字化教育,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数字素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加强涉农信息资源整合,完善乡村治理数据体系等举措,走出困境,实现乡村善治,以乡村有效治理推进乡村振兴。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路径研究

数字化转型赋能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是电力企业面临的新机遇与挑战。本文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优化电力营商环境产生的影响,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信息化、数字化、数智化三个阶段入手,分析了信息化、数字化、数智化之间的关系及作用;基于“数智化”所形成的“数据-信息-知识-决策-执行”的闭环,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路径依赖理论,提出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的路径,即“数字化建设-业务协同-服务体系转型升级-数字人才培养-数字化管理”的优化路径。最后,从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建立数字化治理模式、优化组织管理模式、培育数字化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实现优化电力营商环境路径的保障措施。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选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不仅改变了企业原有商业模式，也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现象在技术创新能力更强、代理冲突更严重、行业竞争程度更高、当地市场化进程更快的企业中更明显。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的理解，也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数据”到“数治”: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技术与政策的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是当前乡村建设的新趋势,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技术快速发展与政策滞后的挑战,需要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和政策改革。通过对东部Z省乡村的近距离观察,以实地田野为主探讨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和“数治”,以及技术逻辑和政策逻辑的有效协同逻辑。从技术与政策的张力出发,分析了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所面临的理论和操作层面的问题:技术主导导致政策无法及时适应,形成“数字嵌入失衡”,政策滞后限制了技术的发挥;在操作层面,管理与服务、数量与质量、进度与实效的平衡成为关键问题。由此,提出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强调技术与政策的协同发展、政府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以及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双重任务。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兴形态,正经历着不断迭代的阶段,为更好地抓住数字化改革的机遇,需要关注乡村实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与政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要强调技术逻辑与政策逻辑的有效融合,特别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需要充分考虑技术与政策的协同演变,政府政策响应速度的提升亦至关重要。     

大数据时代农村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当前,我国农村生态治理已取得长效发展,但也面临着共同体理念淡漠、信任性组织松散、对称性信息堵塞、技术性监管悖论等问题与挑战。农村生态治理数据人才主体缺失、数据监管体系薄弱、政务数据信息传递遗漏、生态技术伦理道德欠缺是造成农村生态治理式微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必须将大数据技术嵌入农村生态治理,提高农村生态治理效能。革新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完善数据治理的网络机制,重塑数据治理的信息平台,完善数据治理的监管体系,建立生态治理数据决策模式,以实现大数据时代农村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我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意蕴与价值创造研究——以深圳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为例

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提高的重要手段。深圳龙华立足地区实际,提出经济、城区和治理数字化转型“三位一体”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模式,极大推动了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域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特殊的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区域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其强调各领域的整体协同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研究发现,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其符合穆尔提出的战略三角模型理念。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公共价值驱动的全域数字化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案例进行剖析可知,在具备政府支持、大众认同、数字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价值、行政管理价值和社会发展价值。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大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研究

大数据技术在提升我国政府治理效能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我国大数据应用技术水平、应用环境、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的契合度等维度探讨了大数据赋能国家治理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厘清了大数据嵌入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即公共大数据建设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提升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增强国家治理的预测和调控能力,旨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同时,基于目前大数据使用效能和开放程度有待提升、嵌入政府服务存在伦理困境、相关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等现实困境,从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规避大数据带来的伦理风险、完善大数据管理机制方面给出了针对性的完善路径以摆脱困境,以期让大数据在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家数据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数字化转型、公司治理模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分析2010～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数字化转型以公司治理模式变革为渠道,促进了股权制衡与人员结构等的协调,有助于提升管理效率,优化决策程序,更好地调整资源配置,从而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大型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和高市场竞争行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对自身经营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的变革影响,政府应结合产业特点与发展状况,实施差异化政策,最大程度地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生产效率、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作用。     

数字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与对策

基于2012年至2020年的数字经济指数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从企业财务风险的角度,讨论了数字化发展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探讨了数字化对于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总体层面上,数字化显著增加了中小型企业的财务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位于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和信息披露不充分的企业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更为突出。数字化通过进一步加剧企业间竞争,从而增加了企业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此结论为中小型企业数字化环境下的财务风险管理提供了启示和指导。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制定合理的政策和内部治理措施,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数据规训视域下城市治理的潜在风险及其重构

数据技术在城市空间的多维运用已成必然态势.在治理实践中,作为新兴治理工具的数据技术既增添了城市治理的活力,亦使城市治理面临主体边缘化、客体风险化、介体数字化与环体复杂化等诸多潜在挑战.为了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应基于"城市是人民的城市"的立场,坚持城市空间主体性复归的原则,构建科学高效的城市治理机制、深化数据治理的理性运用及规范技术治理的伦理旨向,以科学运用数据技术为实现城市善治服务.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WSR视域下政府数据治理影响因素与路径研究

为研究我国政府数据治理的理论支撑和实施路径,基于物理[CD*2]事理[CD*2]人理（WSR）方法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级政府数据治理案例进行条件组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数据治理受到物理维度,事理维度,人理维度的综合影响,其中物理维度和事理维度发挥了核心作用;政府的数据治理转型过程可分为物理导向型、事理导向型、人事结合型和三理并举型,4种组态的核心条件侧重点不同,辅助条件作用不一;由于路径类型的不同,我国政府数据治理模式也就具有创新性、复杂性、可比性和协调性的新时代特点;为建设符合数据治理需求的数字化政府主体,可以从基建保障、体制引导和人民至上三方面来加快政府数据治理的实际应用。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