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审美风尚发展论

本文对华夏审美风尚的发展脉络作了详细阐释,对华夏审美风尚的特征与个性以及形成这些特征与个性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     

周代乐教思想体系的系统厘析

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人的觉醒”时代。周代的思想启蒙,表现为“人道”对殷商“神道”的袪弊。周代思想家讨论的“人道”,是“内圣外王”之道。“乐教”就是周人“外王之道”中辅助礼教、实现德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周公制礼作乐,音乐理论在周代达到高度繁荣,形成了丰富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本于太一”“天地之和”的音乐起源论,从“古乐”到“新乐”、从“德音”到“奸声”的历史演变论,“乐以象德”“声以和乐”的音乐本体论,“管乎人情”“制之礼义”的音乐创作论和“审乐知政”“和乐成顺”的音乐功能论。对周代乐教的思想体系作出系统考析,不仅可为全面认识周代音乐理论的辉煌提供可贵的参考,而且对于今天认识音乐的真谛和使命具有值得珍视的启示意义。     

从“二雅”看周人的忧患意识

忧患本是随着农业民族的形成而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周人的忧患心理为周人忧患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周末年“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现实及对礼的追求,激化了诗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终形成了周人的忧患意识。“二雅”中反映出周人的忧患意识分作三部分：忧身患命;惜亲怜友;忧国忧民。“二雅”中反映出周人忧患意识的基本特征是：能在哲学层次上认识社会;总是对逝去的往昔恋恋不舍,总是喟叹生不逢时。句式整齐、篇什巨大是这些诗作总体的艺术特征。周人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构建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理框架。忧患意识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我国历代优秀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中     

周代祭祀礼仪的简朴洁净特征及其成因

周人在祭祀礼仪方面表现出的特征与商代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相对比,会形成强烈的反差.周人礼仪简朴祭品洁净,商人礼仪繁琐祭品血腥.周人与商人在祭祀礼仪上的这种差异的原因与周人特定的生存境遇和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关系,而周代开明的德性文化勃兴也是形成商周祭祀礼仪差异的重要因素.     

周代“人”的本性、作用、地位的全面觉醒

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代。周代的启蒙,突出表现为以“人的觉醒”取代了殷商的“神本”蒙昧。周代“人的觉醒”的思想启蒙是从对“人”的本性、作用、地位的自我意识开始的。它涉及人的生死论、平等人性论、人性内涵论、人性价值论、人性作用论、人的地位论。周人普遍认为,“人”为“精气”所生,是有“智虑”的生物。人性相同且平等。人性包括情欲与理性二重性。人的情欲本性是恶的,人的天赋理性是善的。情欲虽恶,但作用也大,是人的活动的原动力,只要合理引导,就能产生利国利民的积极力量。理性向善,使人成为道德的生物、劳动的生物、社会的生物、万物的主宰。因此,天地万物,唯人为贵。周代关于“人性”的思考系统深刻,体现了人对自我的全面觉醒,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参考意义。     

试论周人的复古思想及其政治原则

周人本是僻处西土的蕞尔小国，经历了太王、王季、文王等几代首领的辛勤经营，至武王时终于一举击败了东方的“大邦”商，并取而代之成为天下宗主。殷亡周兴的政权更迭是出于天命抑或人为？周人经过对历史的反思作出了如下的回答：国家的兴替是由天命决定的，得天命者兴，失天命者亡，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在于统治者能否固守其“德”。因此，周代统治者提出了“帅型先王”、“古训是式”这一复古意味浓厚的政治原则，以保证天命永远地驻留在周人身上。 一、周人天命观念与先王之“德” 周人的天命观念是对殷人上帝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殷人的上…     

从《雅》《颂》看周代贵族“德”的观念

周朝取代殷商后,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天下,统治者十分强调“德”的作用。特别是到了幽厉时代,天子失德,天下大乱,此时提倡“德”更为必要。《雅》、《颂》的作者不仅形象地反映了周人失“德”的事实,还从正反两方面来提倡“德”。从反面提倡“德”,即揭露和批判朝廷的腐败现象。正面则着眼于颂“德”,以确立道德原则。周人提倡“德”,除了时代的需要,还跟周人“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和周代的宗法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中西方文化精神模式的比较

“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是中西方文化精神模式的特点,它既是中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又是最后归宿,还是中西方文化的精神体系。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于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中西文化中的天道与上帝天、帝、道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存在两、三千年之久了,这些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并紧密地关连着社会与人生。只是由于近代以来学术重心向科学转移,这些观念才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天”的观念一开始是与“帝”的观念相联系的。天帝作为至高神最初出现在西周初年。在周代的封建统一王朝建立之前,天帝可能是周人与殷人各自的氏族神,但相应于周统一王朝的建立,周人已不再视天帝为有所偏袒的神灵,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特点的几点思考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非是指奴隶主和奴隶,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其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蒋重跃认为,周代封国与希腊城邦间的相似之处表现有四,即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殖民活动;小国寡民与独立性。二者间的不同之处有二,即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及发展前景不同。易宁以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代表,对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刘林海对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上,罗马帝国的命运都是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的。     

略论周代史官宗教思想的“人文”取向

周代史官的宗教思想，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倾向。他们论证神灵的本质、神人关系及神道作用，无不以“人”为其最终的价值取向。周代史官认为，“神道”是“天道”的派生物，对于“天道”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对“天道”的充分论证，化解了周代史官对于神灵的畏惧，从而突出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和意义。由于我国上古时期的“天道”脱胎于巫术对于所谓“世界法则”的描述，因此周代史官宗教思想中的这一“人文”倾向，实际上是我国上古文化前宗教性因素获得巨大发展的一个积极产物。     

天神信仰与黄帝

先秦以周王朝为代表的华夏诸国信仰的至上神“天”,原本是周人远古始祖之名。天鼋是天族分支的族号而不是人名,周人祖先是天而非天鼋(轩辕)。西周建国之初武王为天所上尊号黄帝,后被讹传为轩辕之号。之所以周王称为“天子”,周人在立国之前一直祭祀天而不是帝喾或天鼋,是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天之后代。周人最先借用表示其祖先意义的“天”字来代指同音的天空之“天”。在世代文化传承的历程中,天神虽然名称没有改变,但是其内涵由祖先偷换为自然之天,人天关系也由有亲变为无亲。至西汉董仲舒使天人重新有亲,已经不同于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祖先崇拜,而是兼哲学和神学意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化。华夏天神信仰原本是祖先崇拜,不是自然崇拜,更与观念神无涉。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探讨,如果能从原初的人祖阶段开始,也许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体备文武的周代贵族士人与《诗经》《左传》的战争描写

体备文武的周代贵族士人与《诗经》《左传》的战争描写李炳海（东北师大中文系）周代社会建立在分工不够发达的基础上，周人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原始先民的整一体，没有过分地向片面化发展。周代贵族士人是各种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是军队的骨干，具有武士的才能；同时，他们...     

楚人的华夏观及其神话论略

源于中原华夏族的楚人,在其所封楚蛮之地筚路蓝缕,励精图治,融楚蛮、并越濮、占诸夏,由"蕞尔之邦"到"地方五千里",由"蛮夷"而"华夏",成就了春秋战国时期强大的楚国楚民,壮大了华夏族,为统一的秦汉帝国及"华夏—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疆域与民族基础。楚人坚定的华夏观及其对华夏文化的接受与认同,特别是对黄帝世系及华夏神话的尊崇与认同,是楚人实行疆域扩张、民族融合、兴邦强国、回归华夏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周颂·清庙》的主旨及思想意义

《清庙》是洛邑告成时,周公率诸侯群臣告祭文王、致政成王的乐歌,通过对告祭致政祀典的礼赞,表达了对周人祖先功德的感谢和企盼德业永继的愿望,强化了周人天命王权的神圣理念,标志着周代立子立嫡宗法制的最后确立。     

秦的民族与文化及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

《孔子研究》1988年第2期载刘雨涛同志的《秦与华夏文化》一文(以下简称《刘文》)重申了蒙文通先生之说,认为秦乃非华夏之裔的西戎民族,秦文化是与华夏文化“不两立”的西戎文化,由于秦入主中原的结果,造成了华夏的夷化和华夏文化的“大质变”,使法家学说即源于西北民族的狄之教在中国建立了统治地位,从而才导致了尧舜至孔孟时代形成的富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华夏文化的中断,形成了秦汉以后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及为之服务的一系列上层建筑。而宋明理学家之所以提出复兴孔孟儒学,正是为了复兴和发扬尧舜至孔孟时代富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华夏文化。显然,上述观点不仅涉及了如何认识秦的民族和文化及其历史影响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秦汉以后居于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是不是华夏文化?秦汉以后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如何认识和估价孔孟儒学的民主性和人民性?以及如何认识宋明理学复兴孔孟儒学的意义等,因此有必要加以认真讨论。     

春秋晚期吴文化的北向影响初探

<正> 近年来,在吴文化的热烈探讨中,论者每每论及华夏文化对吴文化的影响,而对吴文化给予华夏文化的影响则注意不够。文化的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现有资料表明,至迟远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长江下游吴越地区的文化就对中土文化发生了联系和影响。到春秋晚期,随着吴越的崛起和争霸华夏,这一影响达到了高峰。本文拟就春秋晚期以来吴文化的北向影响作一初略的探索,以期对整个吴文化研究的拓宽深化有所裨益。一据《庄传》记载,襄公十九年,鲁为报谢晋伐齐救鲁之功,特赠晋中军将荀偃以“吴寿梦之鼎”。寿梦为吴王,《吴越春秋》载其曾“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并与“鲁成公会于钟离”。文献载其重器——“寿梦之鼎”辗转于华夏重要国家鲁、晋,透射出春秋中晚期吴     

周代史官职官功能的结构分析

周代史官的职事纷繁复杂,多达三十余种,依其性质可以区分为六大类,由此形成了周代史官的天、礼、文、史、馆、武等六种职官功能。这六种职官功能又以天官职能为核心,以礼职、文职、史职、馆职为展开,以武职及其它性质难以划一的杂职为补充,分别构成了周代史官功能结构的三个层次,并组织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职能整体,从而使周代史官群体在职官充分发展、职能多向度展开之后,仍能以统一的名称及形式存在于周代政府机构之中。     

“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

战国时代儒家提出的“周人尚赤”说,是通过夸大周人习用红色牺牲等个别事实的意义构拟的一种假说,它与西周春秋时代战旗尚白、礼服尚黑的历史实际相抵牾,故难以成立。儒家对“周人尚赤”的论证一开始就相当牵强,秦汉学者特别是董仲舒的一些补充,说明其已完全陷入不顾史实随意演绎的误区。将崇尚某种颜色列为一朝典制是从秦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与“秦尚黑”类同的制度。“周人崇尚什么颜色”和“周朝属于五德中的哪一德”一样,都基于错误的理论预设,因而带有伪问题的性质。总体来看,“周人尚赤”说对于今人研究周代礼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轻信此说并据之推论周代的相关文化现象,极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

中唐以后出现的好茶风尚 ,对中晚唐变革盛唐诗歌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内敛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如嗜酒风尚之与奔腾的盛唐诗格的形成一样。茶的“清新”与中晚唐诗歌的“变新”,在趋新尚异的时代精神中 ,在文人与僧道的共同努力下走向融合 ,使得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清寒”为主要特征的审美趣味。因此 ,当我们以好茶风尚为视角研究中晚唐诗歌的时候 ,不仅可以看到它与盛唐不同的风貌 ,而且可以看到尚理主意的宋诗的直接源头。     

论周代王权与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形式

周人靠征服代替商王朝而成为天下之主，又靠分封诸侯“封建亲戚”而使夏商以来的国家政体发生了转变。 殷代的国家政体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１），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关系；而周代靠封建诸侯而形成了统一性的中央王朝，形成了初步的有向心力的中央集权化政权。这时天下的土地、人民均属周王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周王已具有控制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种政治体制新格局是商代方国联盟制时期所不曾有的，而这又恰恰是成康时代的分封制所带来的新变化。周代时期初步建立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区别，但又与殷商时代方国联盟的政治形式显然不同。周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王权，形成了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为秦汉以来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周代王权的加强与中央集权化现象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