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尺度"与"美的规律"

本文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汁原味的三个“尺度”,来探讨三个“尺度”与“美的规律”的关系,以及“美的规律”的含义。三个“尺度”的提法,是不同于理论界一个“尺度”(客观论派的“客观尺度”)和两个“尺度”(主客观统一派的“主客观合一尺度”)分析的另一种提法。三个“尺度”即(动物把握的)“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人把握的)“所有物种的尺度”、(人“随时随地”把握和运用的)“内在固有尺度”。三个“尺度”的表述,是通过比较人与动物把握和运用“尺度”的能力和状态的不同,以证明人的真正劳动的类特性——自由和自律。     

禹字案平议

从来没有人象顾颉刚先生那样周密、透彻地梳理、分析大禹的史料。当顾先生为他创立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寻觅依据时,很自然就想到了大禹。他发现几千年来公认为圣王的大禹原本是神不是人:“(禹)起初是一个天神,后来变成一个人王,以后又变成一个夏后,最后作了舜的臣子而受禅让”。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大禹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堆砌、变异的过程。顾颉刚先生这一发现成了他创立的古史辨派理论的重要基石。     

《我的记忆》与戴望舒的创作个性

一艾青说过:“每个诗人有他自己的一个请神”。这个“诗神”就是创作个性。每个诗人的“诗神”,都使他(她)唱出自己独特的歌。戴望舒诗歌的创作个性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开始写诗时受到中国传统诗歌及当时盛行的新月派诗风的影响。他早年习作《旧锦囊》在表现愁眉苦脸、孤苦抑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注重格律、讲究词藻的写法上都明显地带着新月派的印记。然而比起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来,又表现     

母神崇拜与中国古代思想

母神崇拜是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一种宗教行为 ,这种宗教在我国的先秦时期发展为社神崇拜 ,母神崇拜和社神崇拜的思想基础是先民崇奉“同类相生”的哲理 ,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大自然 ,因此他们在女神庙里安放孕妇 (女神 )进行祭祀或者在祭祀社神时提倡男女婚合 ,以期通过人类的繁殖达到农业丰收的目的。这种行为蕴涵着将宇宙万物与人融为一体的思想。隐含了“生”、“阴阳”、“天人感应”等观念 ,这些观念对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尔罗的艺术史哲学

马尔罗强调艺术的特有价值,恢复宗教艺术以及文化在全世界的开展。他认为宗教艺术才是“纯艺术”,而这种艺术只有等到把一个不纯世界否定掉以后才会出现。他把宗教仪式看成是十全十美的艺术,也是一种超越艺术的艺术。所以目前马尔罗正在和一些赞成把人从“负担过重的”睡眠中唤醒过来的优秀基督教徒一道为争取一个“涤除罪污”的艺术而斗争。马尔罗认为,人只要通过一所艺术和雕塑的“幻想陈列馆”就能占有古今各国的艺术,听到那沉默巳久的声音。音乐在唱片中,造型艺术在照相的翻印中找到了自己的印刷所。亚洲和希腊艺术的对比是马尔罗美学的基础之三。他认为古代亚洲艺术把人一笔抹杀掉了,而希腊则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地位上,不但绦毫没有剥夺他的青春、力量和笑容,而且还给他的容貌图上了一道神圣的灵光。马尔罗在希腊艺术里看到了一个对永恒、对神的否定。     

无运动的运动

追随卡西莱的现代哲学家和科学家把无运动的运动看作是研究自然的基本概念。他们认为自然是“完全可以为心灵所理解的”,所以他们把人安置在没有“任何说得上是外来的”规律的“社会或社会集团”中。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的最终目的是按照他自己慧性的有限能力在重建世界。因此作者认为现代科学家在对待无运动的运动的概念的解释上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全面解释宇宙的基本原理的根据,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小小而又有限的慧性的“空洞宇宙”。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自然界是“隐晦的”、“神秘的”,是人类慧性所不能捉摸的。他在研究自然和自然方法时,经常运用“艺术模仿自然”的原理。这样他就可以通过类比的手段去识别自然达到其目的某些方法。而且他还用这个推理来得出自然的活动有一个目的看法,所以他认为人得在神圣事物中找到他最终目的。人的幸福是从静观神圣原理中得来的。因此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在他分析中用之于运动的那个累赘的、混乱的概念能够使他看到一个比人类更高的宇宙。     

落墨于人,着眼于剖析社会——三论茅盾短篇小说的浓缩艺术

我在一论、再论《茅盾短篇小说的浓缩艺术》二文中,是从作者的艺术构思和写作技巧方面来探索他是怎样将深广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内容“浓缩”在他的短篇小说里的,本文试从他落墨于人,却着眼于剖析社会的视角来进行探索,因为在茅盾的头脑里,时时刻刻都在负荷着整个社会。早在“五四”时期,他就针对鸳鸯蝴蝶派把文学当成“为游戏,为消遣”的东西而提倡“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这个“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这种为人生的文学观发展到40年     

论清真词沉郁词风的形成与演变

宋代周邦彦的清真词历来引人瞩目。但是,建国后关于周邦彦及其词的评价偏低。在一般论者心目中,一是视他为一个生活放浪、格调低下的风流词客,一个与北宋末统治者一道“醉生梦死”(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639页)的“御用的词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614页).二是认为他是一个词作内容单薄、只追求形式的“婉约派”、“格律派”大师。最近几年,学术界对清真词开始重新予以注意。但     

从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谈起——《阿 Q 正传》读书札记

一九二一年末到一几二二年初,鲁迅在《晨报副刊》连续发表了他的不朽杰作《阿Q 正传》,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各色各样的人们对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想。一篇小说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把这些反映归纳起来,文学界一般认为阿 Q 是各个阶级身上的阿 Q 精神的“寄植者”,或者说他是“一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像’”,因而认为《阿 Q 正传》意在暴露“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这种意见抹煞了阿 Q 形象的阶级属性,把阿 Q 抽象为“阿 Q 精神”的化身,鲁迅对此从未表示过赞同。还有一种意见来自社会上,就是认为鲁迅通过阿 Q 这一人物来揭露某些人的阴私,意在骂人。鲁迅对此无限感慨,他说:“直到     

志贺直哉的文学道路

1971年10月21日,被日本文学界称为“小说之神”的志贺直哉去世了。志贺出生于资产阶级的家庭,他对文学的爱好是在资产阶级学校里形成的。青年时代的志贺虽然一度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但生活经历与社会交往使他的世界观受到严重的局限。志贺初期的短篇小说虽常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但由于他只承认作家的直观能力,认为客观世界只能通过直觉来感受,所以他的作品就只能局限于狭隘的个人生活体验。志贺有意识地放弃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作品的思想高度与深度。志贺是白桦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白桦派的主要作家。他继承和发扬了白桦派文学     

试论实践的唯心主义

实践的唯心主义”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那种自以为能够决定社会存在(市民社会)的“实践的意识”(社会权力),即剥削阶级的国家。其中,“唯心主义”一词表示这类国家颠倒了公共权力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把它对社会生活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经济剥削;“实践的”一词则表示借以进行剥削的手段是暴力实践。实践的唯心主义是历史上第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用它来揭示作为上层建筑首领的国家的本质。     

“美的规律”的涵义何在?

“美的规律”这个重要的命题,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人与动物的不同生产特点时指出的。他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论科学知识对《女神》的影响

《女神》中大部分诗作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研究《女神》,人们一定要把它和“五四”运动的时代联系起来,这诚然很有必要。因为郭沫若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女神》就是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产物。但还有一个事实也是不应忽视的,就是郭沫若在创作《女神》的那个时候,正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虽然他已知道自己两耳重听,不可能行医,虽然他也已决定走文艺的路,但他毕竟还是天天在接触医学知识及与之有关的各种科学知识,而且在此之前,他也学过不少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可以说,他一     

从施蛰存的小说看现代派文学对自然生命形式的呼唤

在中国现代派文学的“诸神”中，施蛰存无疑算是颇有影响的一位了。就他的创作思想与创作实践来看，他大抵是属于“新感觉”这一路的。在这里，我准备就施氏的创作实践中发掘出“本真生命意义”的内涵来，从而对整个中国现代派文学对“自然生命形式的呼唤”得见一斑。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这个定义至少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学，不管其出发点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也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其归宿必然是要道出人的生存的“生命意义”来。因此，虽然中国的现代派文学（广义的），众所周知，是在大量借鉴和对照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的基础…     

斯宾诺莎的“神”学辨析

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或“神”学是其哲学体系的起点和根基,也是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一种新的观点认为,斯宾诺莎的实体或神概念与一神教的神概念是相互规定和相互诠释的,而且他从“神的目的是存在”推出了“每个人的存在是目的本身”。通过分析斯宾诺莎的著作和相关资料,我们看到虽然斯宾诺莎熟悉一神教,但是他的哲学中的实体或神不同于任何宗教的神,他并非通过规定实体去理解一神教的神,也不可能通过理解一神教的神去规定哲学中的实体概念。斯宾诺莎认为神没有目的,他不可能由神的目的推出每个人的目的。     

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和整个“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是其早期“马克思论”的发展,其实质在于通过弗洛伊德的人本主义心理分析学说与马克思的社会学说的结合,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一系列病态特征,主要是“单向度性”、“攻击性”、“一体化”以及当代文化和哲学的堕落。他把基于生产劳动崇拜的技术文明、白领阶层、社会福利、极权主义和分析哲学及实证主义当作自己的攻击目标,来说明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的生存危机。但是,他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使他用技术文明与人的关系来取代生产方式的矛盾,因此,虽然他机智地批判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弊端,却难以抓住批判的实质,只能是贫困的伤感而已。     

社会历史上“人的因素”的作用

人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辩证观是由马克思提出的:“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按苏共新党纲的提法,“人的因素”是人对社会发展过程、发展趋势和速度的影响的尺度。如果不是把人抽象地理解为神的存在,理解为人类,而是理解为具体的活动的个体,现实的个性,那么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活动对     

“形神”不定: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面向

“形神”不定(“神”不定,形神关系不定)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重要面向.魏晋时期,神灭论者认为神是精气,形神之间是地位相等的两种实体间的合同共处关系;神不灭论者如慧远以神为灵魂,认为它是轮回业报之主体.南北朝时代,神不灭论者如梁武帝、沈绩,从成佛的根据讲神识不灭;神灭论者范缜说的“神”,主要指人的精神活动.因为两派讲的“神”不是同一概念,范缜的神灭论并没有在佛性论层面与梁武帝、沈绩思想形成实质意义的交锋.不过,他们都共享了体用思维:一方面,范缜认为形神关系是形体与功用之间的相即关系;另一方面,梁武帝、沈绩以体用范畴论证湛一不变的神明与因境而起、无明无常的心识之间的关系,在体用关系上主张体独立于用而支配着用.     

农村妇女翻身解放的生动记录——浅谈赵树理小说里妇女形象的典型意义

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是妇女解放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直为研究社会改革的人所注意的.鲁迅先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在他的小说、杂文里曾多次接触到这个问题,他深感妇女是社会不幸人们中的一部分,因而用各种形式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客观生活中这一重大主题.赵树理同志同样是一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的作品是“问题小说”,“在作群众工作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在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中,他看到农民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农村     

试论埃赫那吞改革的性质——兼论一神教产生的条件

公元前14世纪,埃及埃赫那吞发动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推行了对阿吞神的崇拜,以对付和打击阿蒙神祭司集团的势力。关于这场改革的性质,学术界一般认为建立起了一神教,他们的根据在于:第一,改革取消了对阿蒙神和其他地方神的信仰,阿蒙和谟特的偶像名字被从纪念碑和神庙中无情的毁掉,那些热烈崇拜阿蒙的人的名字也从铭文中被磨去了,普塔、哈特、奥西里斯、伊西丝、荷拉斯,甚至秃鹫女神内克布特和门提斯的公羊神崇拜也都被废止,在全埃及废除了“众神”一词。第二,《阿吞颂歌》中提到“阿吞是唯一的神,除您之外,别无他神”这场改革真的建立起了一神教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算一神教呢?本文就这一问题,略作探讨,欢迎专家和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