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薄葬原因探析

魏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丧事最为俭薄的时代。导致魏晋薄葬的原因是多元的 ,它们相互错杂在一起 ,具体包括历史的经验教训、社会的不稳性和皇权的衰落、经济的衰退、历史思潮的影响及个人模范行为的推动等 ,其中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是魏晋薄葬兴盛的最主要原因 ,其他原因则在这种特定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下发挥着作用     

魏晋小说中的儿童故事管窥

在魏晋众多的笔记小说和佛经故事中存在着大量优秀的儿童故事。本文论析魏晋时期儿童故事的特点，并探讨其形成的社会原因。     

魏晋流行风

魏晋“潮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很多新鲜的东西得以流行,“潮人”辈出。     

魏晋南朝刑律中的妇女地位——兼谈魏晋南朝刑律的轻省化

魏晋南朝时期由于家族伦理与孝治思想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为妇女免坐创造了适宜的社会条件 ,使法律的轻省化成为魏晋南朝时期刑律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也使妇女的法律地位在魏晋南朝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魏晋玄学与魏晋音乐初探

魏晋时期,在玄学兴盛的两百余年中,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潮席卷当时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样对魏晋音乐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玄学思潮浸润下,魏晋音乐以道家思想为旨归,强调音乐"和"的本质特征,造就了一代音乐作曲、演奏名家群体,凸显充满玄学风格的经典音乐作品的独特艺术个性,同时也反映出魏晋玄学思辨对构建和发展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作出的弥足珍贵的贡献。     

魏晋风度论

所谓风度,本指风格与态度,这里所论的风度是指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范,指风靡一代甚至几代的文化思潮的特征。魏晋风度就是指魏晋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确切地说,风度作为魏晋特定文化的术语,既表现为社会风范,也表现为意识形态,两者分属于世俗文化与学术文化的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后者集中反映前者,又推动指导前者的发展。     

魏晋伤怀悼祭文学中的生命主题

在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魏晋,人们的生命十分脆弱,充溢在魏晋诗文中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在文学解放思潮影响下,魏晋士子文人对生命进行思考,不同时期的文人用不同的方式寻找生命出处.建安时期文人用建功立业来使生命得到永恒,正始文人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率性而为寻求精神的解放.     

对抗与困惑——论魏晋风度的内涵

魏晋风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艺术人生的追求,是文化转型时期文人士大夫群体人格追求的一种写照,他们特立独行,不拘礼法,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对抗,而这种对抗的外表下大多隐藏着内心深深的矛盾与困惑。魏晋风度是当时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魏晋游仙诗艺术论

游仙诗是魏晋时期兴起并发展成熟的一种诗歌类型。从艺术的角度看,魏晋游仙诗具有意象独特、造境奇异、超越恒情、词多慷慨四个方面的审美特征。它们是魏晋游仙诗绚烂多彩的真正原因。     

论魏晋书法美学的“清”

后人评论魏晋的书法风格往往以“韵”概括，但魏晋的书法风格是复杂的，在“韵”的主导风格之下，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这就是“清”。魏晋玄学思想的盛行、魏晋人自我价值的发现、魏晋时期书法的自觉等，是形成魏晋书法“清”的风格的主要原因。     

魏晋风度语词溯源及精神实质之我见

魏晋风度凝定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固定含义的专有名词,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人的觉醒是魏晋风度的最深层的本质。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体现在对自我的充分肯定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否定上。     

从《世说新语·德行》探究魏晋士人道德观念

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汉末魏晋人物的言谈风尚和遗闻逸事,涉及范围广大。其中,以“德行”门类为首,可见魏晋时期个人的道德、品行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德行”这一门类中,我们可以从魏晋名流的所言所行之中,感受在社会动荡时期,这些名士们身上多体现出来的忠孝仁义,以及在魏晋玄学影响下的清议之气。     

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构建——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人格构建特点。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士人生命危浅,朝不保夕,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已无法适社会现状。为适应历史要求与社会现实,魏晋士人从儒家关注个人的社会价值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自觉从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及自我的关系——来构建与完善自己的人格。     

论魏晋建安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建安时期，这种生命意识更加得到彰显。     

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辨

魏晋风度和晋宋风流代表了不同时期士人们不同的价值取向:魏晋人率性任诞的背后深藏着巨大的无奈与悲痛,而晋宋人潇洒旷达的气度才真正彰显了生命的本真与精神的自由。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

魏晋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汉唐制度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是隋唐达到中华法制高峰的基石。魏晋法律文化有着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在整个社会巨变背景下,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的一个因子,是如何与其时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