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中的赎——睡虎地秦墓竹简研读札记

睡虎地秦墓竹简有多处关于"赎"的规定,虽不及张家山汉简系统、完整,但正因为它的具体和零散,却承载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对于理解秦汉以前的赎刑有关键意义。"刑疑赦从赎"是赎刑产生的基础,但作为法定刑的"赎"并不必然具有"代用"意义;其法律后果不具有身份内容,属于整个刑法体系中比较轻的一个序列。"赎"的执行方式比较灵活、开明,更表明"赎"作为法定刑是一种比较单纯的财产刑。"居赎"解决了赎刑适用对象的贫富差别问题,使其成为一种周密可行的、可以普遍适用的制度。     

宋代赎刑制度考述

文章从宋律(<宋刑统>)对唐律(<唐律疏议>)内容紧密承袭的事实出发,通盘论述赎刑制度自宋代以来的演变,揭示了赎刑作为一种官僚的法律特权在宋代所呈现出的日渐下移的趋势,同时就夷俗与汉法在宋代边疆地区的冲突,给赎刑制度以应有的历史评价.     

汉代赎罪问题考述

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简牍材料对汉代赎罪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并对密切相关的汉代赎刑制度作了必要的分析。汉代"赎罪"有三种含义(一)指依照法律条文应处以"赎刑"之罪,是一个概括性的"罪"的概念;(二)指舍弃本刑而易科赎刑或以其他法定的方式除罪,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三)指在法律制度外,通过缴纳钱财、削除爵位、提供战功或劳役及其他途径除罪、减刑。这三种意义上的"赎罪"在汉代一直存在,而其具体内容则随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和时代变迁而变化。     

反思赎刑制度

赎刑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千多年。希望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之中发现能够为现实适用的制度，探讨在中国当代建立中国特色的短期自由刑易科制度。     

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罚金和赎刑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经济制裁,属财产刑。由于史料缺乏,这一问题在张家山汉墓竹简等简牍出土以前一直未得到系统研究。汉代的罚金分七个等级:半两、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二斤;它既适用于一般百姓,也针对官吏的罪行进行处罚,不限定一定的身份和阶层,所不同的是汉代罚金所涉及的官吏名称较秦律为多,但大都是较低级的官吏。汉代罚金的适用罪名很多,有以下犯上、任人不廉、盗窃、学业不精、打架斗殴等罪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各方面,森严的等级性是其本质特征。汉代的赎刑小到赎耐、赎迁,大到赎死,几乎全部刑罚都可以赎。赎宫、赎死已不像秦代时只有特权阶级才可以赎,汉代法律原则上规定平民百姓也可以赎死、赎宫。汉代赎刑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黄金为主,铜钱为辅,兼及爵位、竹、谷、缣、粟、马、军功等形式。汉代赎刑适用对象很广,各类赎刑从法律表面规定的情况来看没有等级及特权的限制,即官民通用。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刑与罚的区别

一般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学者都是"刑罚"连称,不加区分,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法律条文来分析,刑与罚是有分别的。秦律中有谇(斥责)、废(免官)、赀(罚钱或物)等名目,这三者都属于罚的范畴。秦律中还有"居赀赎债"、"居赎刑罪"两种人,由于他们都与徒刑一起劳动,也都被认为是刑徒,其实这两种人的身份有明显不同。     

用大米换自由的赎刑

赎刑制度，是指犯人可以用财物折抵刑罚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创设于夏朝，东汉时成为定制，至唐朝趋于完备，并为以后各王朝所承用，直至清末修律时赎刑制度才被取消。赎刑制度对我国古代刑罚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赎死制度研究

汉代赎刑中的赎死可以区分为"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以及"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主要存续于西汉初期至吕后时期,执行方式主要有以金赎死、以钱赎死及以爵赎死。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在西汉初期鲜有记载,盛行于汉武帝时期,后一直延续至东汉时期。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执行方式则更为丰富、灵活。通过对《张家山汉墓竹简》《史记》《汉书》及《后汉书》的研究,两汉时期赎死制度的施行情况得以较为清晰的呈现。受特定社会条件的影响,两汉赎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外罚金制度比较研究

罚金刑作为当代刑法中规定的重要刑罚方法,已经引起了刑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我国的刑事立法对其也青睐有加,但在同时,对罚金刑的适用产生了立法和司法的脱节,缺乏对外国罚金刑普遍适用的背景研究是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本文拟对中外罚金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中外对罚金刑适用的背景有别,所以我国对罚金的规定和适用都不可冒进,而应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方为上策。     

北宋提点刑狱司研究

提点刑狱司是宋代新出现的路一级地方管理机构。以往学术界对提点刑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点刑狱在地方司法中所起的作用上,对提点刑狱的司法权限、行政职能等方面的论述较多。而对它的其他职能的研究相对薄弱。该文主要从提点刑狱司的渊源、沿革有及除司法以外的其他职能三个方面着手,探讨了北宋时期提点刑狱在职官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我国股份回购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股份回购已成为当前我国公司治理和证券市场交易的一个重要课题。该制度因其具有内在的优越性,而为多国立法所采用,并成为国外公司广泛运用的一种措施。但是,我国的有关规定过于粗略,成为利用股份回购发展证券市场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桎梏。因此,根据我国的实践,借鉴外国的立法,完善我国的股份回购制度,是促进我国公司法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内容之一。     

论典权制度中的回赎

典权是我国特有的制度 ,但其中关于回赎存在一些问题。对典权制度中回赎期限、回赎中的原典价及转典中的回赎作了分析 ,得出新的结论。     

超越新教伦理的艺术真实——兼述《红字》的宗教救赎观

霍桑对普遍的原罪与救赎的独到诠释是源于超越新教伦理的泛基督精神。因而以污点主人公、写情、社会救赎为特点的《红字》所表现的艺术真实具有轰动效应,是推动新教自身改革及美国文艺复兴的重要武器。     

三原学派的理学思想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三原学派是关学在明代的重要理论代表 ,分析了该学派的思想渊源和会通求实的理论特色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改造 ,他们发展出性理不二、尽心穷究的本体论体系和躬行义理、本于慎独的道德修养论 ,在实学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明清之际“走出理学”的可贵萌芽。     

动态质押模式下的存货解押策略研究

存货解押是存货质押融资业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不同的解押方式将会对融资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较大影响.考虑存货解押的总成本由运输成本、库存成本及利息成本三部分构成,分别建立融资企业在授信期末一次解押、授信期内分批解押、授信期内提前解押三种情形下的总成本函数,推导每种解押方式的最优解押数量及最优解押批次表达式.通过数值算例对三种解押方式的总成本进行比较,得到授信期内提前解押方式最优的结论,敏感性分析展示了相关外生变量的变化对三种解押方式总成本的影响方式.     

刍议典权

典权是我国的一项固有法制度。现存完整的规范典权的法令发布于唐中叶,明清两朝律典有关典权的基本律文的内容完全相同。典权为用益物权,有担保的因素,还有债权的性格。典权的风险负担需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在立法上加以规定。在我国,典物因不可抗力灭失,典权人的典权和出典人的回赎权均告消灭,而典物重建是典权人的权利。我国大陆的典权实践基本上遵行民国时期的有关民法规则。中国典权制度的未来发展完善取决于典权的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     

批评·真理·救赎——本雅明《论歌德的〈亲和力〉》

本雅明的文学批评区分了“批评与评论”,作品的“真理内容与物质内容”;并在弥赛亚救赎的神学思想视野内构想了批评的本质和任务。《论歌德的<亲和力>》一文集中蕴含了本雅明文学批评思想中的神学维度。     

从逋赋治理的角度开拓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评介

近百年来,明代赋役制度与国家财政,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但其中针对中国历史上的逋赋现象某一侧面研究较多,且相对零散,而直接以明代逋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却极少。胡克诚《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一书的出版,恰恰是从逋赋治理的角度,开拓了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简论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用性。不但较好解决了明代的宗教问题,而且也为后来社会解决宗教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东林学派的新型伦理观要论

东林学派是明代末期一个颇有社会影响的学术团体,其学风以经世致用为鲜明特征。他们的伦理思想,既禀承传统儒家的宗旨,又富于时代特色。就本体而论,他们抨击无善无恶说,复兴性善说;在道德实践方面,而倡导主敬与慎独的道德修为工夫,反对虚玄。这种求实务本、知行并重的新型伦理观,为明清之际的实学开启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