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寿彝先生对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汉代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白寿彝在汉代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他认为,汉代史学思想史的发展走向,是从西汉正统与异端的对垒,到两汉之际折中主义思潮的出现。司马迁的进步的历史观是正统思想的对立物,折中主义历史观则是作为司马迁进步历史观之对立物而出现的     

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

鲍修哀是17世纪法国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是他在历史学方面的代表著作。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少译著和研究论著都将鲍修哀这部书的书名译作《通史论》或《世界通史》等，这是不太合适的。刘家和曾指出，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同。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中的Universal history（普世史或普遍史）与中国的“通史”概念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中国的“通史”思想其核心在于“穷变通久”，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以王夫之为例，其史学著作虽属史论体，但特别注重对古今之变以及历史变化的辩证发展和深层原因的揭示，尤其是对变与常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其成为继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通史精神”的又一典型代表。作为与王夫之大体同时的鲍修哀，他的史学著作虽然在内容上涵盖古今广泛的时间，但指导思想却是基督教普世史的神学观念，把历史变化归于神意，未能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这是中西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重要区别。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下篇)

本文在上篇(见<求是学刊>2001年第3期)之基础上,对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之"知人论世","师古之是"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旨在揭示与展现钱氏史学之深厚底蕴与学术风采.     

论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

本文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司马迁史学的继承性，他对前代的史学思想、历史编纂方法、史官之伟大人格以及史学文献资料等皆有所继承和弘扬，从而为其伟大的史学创造活动奠定了基础。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蒙文通与南宋浙东史学

蒙文通本为现代杰出的四川学者,却与南宋浙东史学有着罕见的密切关系.他不但对南宋浙东史学进行了独到深入的研究,而且还从中领悟史学的真谛,促使自己的思想发生飞跃性进展,进而将之树为治史的"轨范",从而对其史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模仿与超越：扬雄经学思想论析——以《法言》为中心

扬雄是西汉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与经学家。他身处经学兴盛但又今、古文经纷争不息的"经学昌明时代",因政治、著作等因素被后世忽略了其学术贡献。以两汉今、古文经学的差异为考察背景,分析《法言》大胆采用模仿经典形式背后的撰述动机,显示出扬雄在经学发展转型时期,不囿于一家一派,调和今、古文经学的自身学术立场及其"重德轻事""深约解经"的经学思想。此外,《法言》中展示的援道入经倾向,以及扬雄在后世所受褒贬不一的历史评价,昭示着中国儒学在由经学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的不断完善与成熟。     

《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明代纂修的历朝实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 ,将之予以比较研究 ,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上篇)

钱大昕是清朝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方法,还有重要的史学思想,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议论切实、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是",要求记事撰史成为信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     

《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

《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历代史家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在此过程中,"实录"的内涵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使实录成为史家史料运用、历史评价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也使史家思想和学风中融入了实录精神。许多优秀的历史撰述成果由此诞生,从而使实录精神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着寻求真理、走向真理的方向前进。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塔西佗史学创作中的暴政问题研究——考察塔西佗史学实践生成背景的一个向度

在塔西佗复杂的一生中,图密善暴政统治对他及其史学创作影响最为深远;作为一个直接的现实性背景因素,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塔西佗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和撰史旨趣;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塔西佗撰史目的及其史学职能,可以窥探这种经历究竟是怎样地、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史学实践.     

《史记》感生神话与司马迁表现艺术

《史记》记载了商、周、秦始祖和汉高祖的感生神话,其中商、周、秦的感生神话都以经典为依据,但都简略;而刘邦的感生神话则详细、系统,与他的史学思想相悖。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经历了历史神话化的过程,形成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了神话历史化,但又在其中设下了微言大义。后世不察,以此为书写历史著作的模范。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文学批评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既是一部目录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它的文学观念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其一,坚持汉学正统观念,恪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平淡中和的诗教和美刺传统。其二,知人论世、考镜源流、文品如人品的评价方式。其三,注重形象性,反对征实,反对臆测,主张顾及全篇。其四,主理尚用,有补于世,服务于现实政治。其五,史家视角,文史兼备,与时俱进。     

我看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

本文非但从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和主要规律,以及几点基本估计的视角和层面,对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的历程与本质,以及20世纪中国史学面貌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理性回顾与阐释,而且亦从唯物史观和史学创新,以及人才和学风等角度,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作了前瞻性的预测和评价。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正确认识与评价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得失与功过     

诗与史--论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对诗、史关系的阐释

钱钟书提出诗歌反映历史真实的三种方式可概括为写实、寄意、怀古.这表明钱钟书在肯定诗歌反映历史真实的同时更注重诗歌艺术想像与审美创造的能动作用.这一观点可视为诗歌反映历史有别于史书记载历史的本质特征,对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的确立在当时乃至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同时,诗、史关系的研讨还标志着钱钟书的学术思路已由艺术赏析向文学研究多元化发展的新变.     

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之异同--三论影视史学

叙事是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的共同特征 ,前者崇奉“虚构叙事” ,后者笃信“实录叙事” ,通过叙事各自都融合了自己的主体意识 ,进行了艺术的加工 ,实现了相同的宗旨。其最大区别在于传达媒体的不同 ,前者运用艺术的形式 ,以影像或声影手法来表现过去 ,再现历史 ;而后者依赖书写文字的方式 ,以具体确凿可靠的史实叙述往事 ,反映历史。影视史学的出现 ,促进了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 ,两者在竞争、并存与兼容中相得益彰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