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2019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在2019年的中国新诗研究中,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被集中建构出来。一方面,研究者在新诗史写作中重视"问题意识",大多以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诗学问题"为导向,在呈现问题之复杂性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诸种诗学问题的探究中自觉运用了"新诗史"的理论视野,具体表现在对固有新诗史叙述的反驳、诗学现象的探察,以及新诗的形式建构、新诗史讲述的"片论"方式等层面。此外,本年度的新诗研究还在挖掘新诗史料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触碰了新诗"历史化"研究的议题。     

“新诗的进步”与“新诗史”的诞生

"新诗的进步"是朱自清诗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借助于"新诗的进步"说,朱氏最终突破了胡适现代新诗本体话语的束缚,把现代新诗的合法性建立在了新诗自身的历史存在之上,宣告了"新诗史"的诞生。这个进步的新诗史观和叙述框架,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思考和叙述。朱自清以"新语言"和"新世界"两大标准为尺度,对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具体论述和分析,也因此成为了新诗史的经典结论。     

西方现代语言学与中国新诗研究

西方现代语言学关于语言的系统观念,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关于语言符号"能指"、"所指"的观念,关于语句"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理论观点,对中国新诗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引进西方现代语言学的观念,可以推动中国新诗史和新诗基础理论的研究.     

中国新诗散佚诗集的搜集、整理的意义——导语

中国新诗史上，存在着大量的散佚诗集，它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根本上影响着中国新诗史的书写面貌。众所周知的是，对民国时期诗歌文献的整理再造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对中国现代散佚诗集进行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工程至少可以分作三大板块，其一是总目的全面编订，其二是散轶诗集的影印再造，其三便是对这些诗集的学术性研究。诗集研究应该是现代新诗研究的基础性、根本性的重要史料工作。     

评《中国新诗审美范式的历史转型》

一、“问题意识”对“线性思维”的超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史的书写凸显出两种范式,其一是依照时间顺序、以思潮流派为框架的诗歌史线性描述,其二则是对“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脉络的系统清理.而吕周聚先生的新著《中国新诗审美范式的历史转型》[1]即是有意突破固有研究范式的一次成功尝试,这部著作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所呈现出的特定的问题意识完成了对诗歌史研究“线性思维”模式的超越,它弃绝了以往流派式的、线性的诗歌史研究范式,从“审美范式”的角度契入现代中国新诗,在社会、文化的广泛关联中探寻新诗审美范式的流变与历史转型.该书在对社会、文化背景深人勘探的基础之上,对现代诗歌文本进行广泛深入解读,辨析出现代中国新诗的七种审美范式,分别是清新自然的诗美风格、狂飙突进的浪漫抒情、朦胧含蓄的诗美追求、形式主义诗歌美学、颓废主义诗歌的唯美追求、承载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审美追求以及以象征隐喻玄学的智性美.以“审美风格”为线索,对中国新诗进行“非线性”的分析与整合,敞开了新诗史研究新的维度.     

艾青:新诗史上四足鼎立的辉煌

艾青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美学理论的探索过程中 ,为 2 0世纪中国新诗史作出了 4项贡献 :创立了中国的现实主义现代诗派、把自由体诗由“尝试”推向自律成熟、创作了一批典范性作品、创建了一个独树一帜的诗学美学理论体系     

新诗史写作:可能与限度

通过比较《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新诗史》《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三部新诗史对食指和朦胧诗这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阐述,可以较深入地探讨新诗史写作中不同的写作立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度.这三部新诗史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入历史,为我们阅读诗歌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对读者而言,它们是互补的,共同为我们阐释那一段历史,突现诗人诗作,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和评判能力.     

“‘密云期’新诗人”新说

在我们的新诗史研究中,从未把3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来的一批诗人——“密云期”新诗人作为中国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加以重视和研究。有关文学史著作只是把几位重要诗人视为现实主义诗人,而略作孤立的概述。但当我们从群体研究的角度,对“密云期”新诗人的创作成就作具体的分析和整体的考察后,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整个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中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

"废名圈"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派别,在新诗创作和批评方面均有独特的造就.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这一派圈子形成,同时形成了谈诗、讲诗、论诗的风气.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沦陷后的北平诗坛,北平沦陷区的教育、文化环境为这一派诗学话语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废名圈"围绕自由诗这一观念和理想,建构自己的新诗批评话语.这既离不开对当时新诗发展问题的正视,也离不开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选择性继承."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隐微的政治性话语.考察这一派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过程和意味,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派的具体存在,认识中国现代新诗史和新诗批评史的发展.     

“‘密云期’新诗人”新说

在我们的新诗史研究中，从未把３０年代中后期涌现出来的一批诗人──“密云期”新诗人作为中国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加以重视和研究。有关文学史著作只是把几位重要诗人视为现实主义诗人，而略作孤立的概述。但当我们从群体研究的角度，对“密云期”新诗人的创作成就作具体的分析和整体的考察后，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整个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中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沈从文新诗理论述评

沈从文是以小说、散文名世的,诗论是他作为编辑、读者的副业,却体现了独特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沈从文的诗论注重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人的关怀,注重诗人的人格修养;可以概括为本体论、创作论、诗史诗人论三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都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独到思考和独特的诗学品格.     

艾青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

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史上，艾青是一位承上启下的枢纽人物。30年代，他以丰富的创作实践传承了五四文化精神的精血。40年代，他以深厚博大的思想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功地处理了艺术化与大众化这一矛盾，并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创造了这一对矛盾共同体完美结合的典范。50年代以及新时期，是艾青走向世界的时期．他使中国新诗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也给中国新诗乃至中国文化的世界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艾青的一生，映现着新诗发展的全部历史轨迹。它既是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新诗的一面镜子，又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极有价值的参照体系。     

回眸五十年——学术研究答问录

新时期以前22年,我的文字,正确错误参半,教训多经验少.新时期以来,基本上不作违心之论,但杂事仍不少,未能"专心著述",只是在中国新诗史研究、鲁迅小说研究、鲁迅与尼采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朦胧诗之后:错乱的新诗史命名

任何时期的新诗史研究和叙述都与新诗史命名联系在一起,而新诗史概念尤其是对当代（1949年以来）发生的诗歌史现象的命名,其状况是相当混乱而又令人尴尬。这显示了当代新诗批评面对新诗史现象,尤其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纷乱＂的诗坛所表现的命名的乏力与失语状态,而越是晚近时期的新诗史命名越是呈现出＂批评＂的性质。     

论中国新诗的发展及其传统

(一)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崛起的中国现代新诗,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民主革命风暴的结束,经历了整整三十二年的时间。新诗的诞生和成长,始终和二十世纪变动巨大的中国革命历程息息相关,它的发展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纯艺术现象.在这个短暂而又丰富的历史行程中,新诗不但担当了革命变革的先导,形象地反映出时代社会的风貌和声音,同时它的艺术本身也在不断的变革中探索前进。这种探索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曲折迂迥地进行着。一部中国现代新诗史,就是许多杰出的具有时代感和使命感的诗人群,以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方法,形成各种思想潮流和艺术流派,用他们的理论和作品,在中国新诗发展的里程碑上留下的光辉的记录。中国现代新诗和过去的诗歌有着迥然不同的地方,因而显示出它新鲜而强大的生命     

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部新诗批评著作

1929年出版的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被公认为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批评著作,但对其的评价历来过于简单。本文对著作概貌、论述对象以及批评态度展开具体分析,并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进行一些比较,以观著作全貌、偏嗜,指出其在中国新诗批评史上存在的意义。     

新诗史叙述:总体与局部——论近30年来中国的新诗史写作

近30年来的新诗史叙述,经历了从局部性的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重建.到更具整合意味的总体诗歌史的转变.但是,完整的20世纪新诗史仍然付诸阙如.近些年来,诗歌史研究重新集中于特定地域的诗歌活动或特定诗歌群体的诗歌生活细节,这一重写的新趋势将深刻改变目前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中心的主流叙述方式.     

新诗二次革命论

中国新诗86年的创作成绩实在让人无法高估.为免新诗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之虞,须整顿诗坛风气,重建新诗秩序,通过改善诗歌世界、调整情理关系、规范诗体原则这三个方面.对新诗进行"二次革命".     

新汉学时代与中国新诗

目前正处于从传统汉学到新汉学转型的阶段,这一转型有其必要性,具体体现于中国新诗在国外的新汉学情况,尤其是在韩国和日本的研究情况以及中国现代诗学当下的前沿领域,突显出在新汉学时代加强中国新诗研究的一些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比如中国新诗的建设时代所面临的"三大重建"等。?更多还原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