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赋学批评之演进

明代赋学,出于对唐宋以来辞赋创作浮靡风气的反省自拯,以及对元代祝尧等赋论家重情说的继承,复古重情成为当时的理论倾向,且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即明初重儒思想下的复古赋论,以前后七子等为代表的明代中期的复古赋论,后期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赋学论争以及对汉魏六朝赋的归依.虽然新义不是太多,但在反对前代唐律赋以律束情、宋文赋以理掩情的基础上,提倡“祖骚宗汉”以与时文相抗衡,引领了清代古体赋学的繁荣,在赋学批评史自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功绩与赋史价值.     

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一明显的现象,即评论家往往　通过对作品的整理以表达其批评思想,作为文学批评分支的赋学批评也不例外。历代赋论家　编纂了大量的赋总集、选集、别集（专集）,尤其是到清代,赋集编纂风气炽盛,成果汗牛充　栋,成为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上均值得重视的现象。从史学观来看赋集的编纂,表现出与古　代赋学批评同步发展的情形,而从批评观来看,则赋集编纂也包括了赋的文体性质、赋创作　分类、古赋与律赋、赋作家群体研究以及对赋话产生之影响等丰富的理论内涵。     

论建安时期的赋学批评

建安时代 ,文学开始摆脱名教的束缚而转向抒情言志的风骚传统 ,事功不朽与文章不朽成为建安文人追求的人生理想 ,“诗赋欲丽”成为这一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建安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三曹七子 ,在赋学批评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则是曹丕、曹植。     

论永明时期的赋学批评

永明时期,是赋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江淹复中有变的辞赋观与其拟古而不泥于古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谢月兆所谓的“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则体现了陆机“赋体物而浏亮”这一说法的深远影响;而沈约的声律说及其对“文体三变”的总结,则集中体现了永明时代的文学观念。     

萧梁皇族的赋学批评

梁代是辞赋史上出现的另一个创作高潮期,以萧衍、萧纲、萧绎、萧统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的赋学批评,守旧、趋新、折衷的三种倾向并存,而且构成了梁代赋学批评的主要内容。代表当时的创作趋向的则是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趋新派。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春秋含章：汉至唐代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论

史书载赋现象萌蘖于《左传》,兴起于两汉,承继于后世正史。依据“形态学”的概念和分类原则,以及宋前史书于纪、传、志三体中收录有前代及当世的大量赋篇、赋题、赋序、赋集、赋句和赋评的事实,汉到唐代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史传式赋学批评内涵丰富,大致有树立选赋标准、交代录赋缘由、揭示赋学背景、展示赋学流变四个方面的内涵;与其他批评形态相比,还呈现出传主与传文互释、叙事与批评结合、包容量大与依附性兼具的鲜明特征。这些不仅反映出其时的赋学观念和批评意识,使读者能在整体的史学观照中把握一代代赋学发展的脉博,而且其在后世不断被承祧、发扬的重要回响,又能彰显史传式批评形态在赋学批评史上的辐射力和生命力,故而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与研究意义。     

春秋含章：汉至唐代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论

史书载赋现象萌蘖于《左传》,兴起于两汉,承继于后世正史。依据“形态学”的概念和分类原则,以及宋前史书于纪、传、志三体中收录有前代及当世的大量赋篇、赋题、赋序、赋集、赋句和赋评的事实,汉到唐代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史传式赋学批评内涵丰富,大致有树立选赋标准、交代录赋缘由、揭示赋学背景、展示赋学流变四个方面的内涵;与其他批评形态相比,还呈现出传主与传文互释、叙事与批评结合、包容量大与依附性兼具的鲜明特征。这些不仅反映出其时的赋学观念和批评意识,使读者能在整体的史学观照中把握一代代赋学发展的脉博,而且其在后世不断被承祧、发扬的重要回响,又能彰显史传式批评形态在赋学批评史上的辐射力和生命力,故而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与研究意义。     

民国赋学批评新史学观念影响论

进入民国,因辞赋创作所依托的旧学体系被冲击,以及清代考校律赋的科举制度乃至整个封建制度的结束,赋体彻底失去了现实创作的需求,而成为历史性的文学标本。因此民国时期对赋体的研究,既是文学的研究,也必然地含有历史研究的要义。而民国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整体从漫长而封闭的封建状态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阶段,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历史研究也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治学思维与研究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试从历史研究层面去探讨民国赋学与古典赋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赋论历史考辨

文体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一,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学批评,因赋创作的特有体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为赋之体,“不歌而诵谓之赋”为赋之用。然深入古代赋论的历史与体系,其间隆替、交叉等复杂现象又非前引之句可以概括,所以欲明赋学体用,必先对赋的理论批评历史轨迹进行梳理。     

试论新时期后12年的维吾尔文学理论批评

12年维吾尔文学理论批评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有:较全面地研究了有关诗歌美学方面的理论问题;重点分析和研究了有关文学创作及艺术欣赏心理学的一系列问题;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研究初步展开;提倡更新对"现实主义"、"现实"等概念的认识,对"审美价值"概念的含义进行了探索;进一步开展了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的研究。     

政治抑或学术：梁启超对严复之批评

梁启超和严复都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深有影响的人物,梁启超对严复的批评,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戊戌变法之前,流亡日本期间,放弃政治生涯之际和严复去世以后。批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翻译“成一家之言”,一是言辞“太务渊雅”。总体评价可谓不低,但着墨委实偏少。究其原因,除了他们的个人恩怨以外,还与两个人的政治倾向与学术理念不同有关。     

试论新时期前十年的维吾尔文学理论批评

十年维吾尔文学理论批评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强调文学的独特性、结束了文学依附于政治的局面;对文艺的审美本质、情感在文艺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他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而全面的探讨;强调了文学的以审美作用为中心的多种作用;首次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了研究;主张文学批评的标准应该是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的完美统一;出版并发表了有关维吾尔诗歌创作的理论专著及部分理论文章。存在的问题有:论题和内容重复多,缺乏创新精神。在这10年中,理论批评总体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平衡现象,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状态。     

“正始之音”论

古代典籍中的“正始之音”或为玄学概念,或为音乐概念,或为文学概念。作为玄学概念的“正始之音”,指魏晋清谈风尚;作为音乐概念的“正始之音”,指具有中和之美的纯正音乐;作为文学概念的“正始之音”,指作品寓意深邃,内容纯正,风格古雅,音节谐美。“正始之音”作为典故用时又常指一种优良传统。因此,将“正始之音”作为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的代称并非不可,但易引起混乱,须加以明确界定及必要说明。     

从“丽”“慷慨”之新调到“理”“超然”之别调

曹魏赋论在经学式微与玄学兴起的哲学背景下,突显出其尚"丽"、重"本"、崇"理"的理论要义和创新调、守复调、开别调的理论批评视阀。在赋论史上,曹魏赋论以创新大于继承的特质开启了中古赋论的新篇章。     

“正始“与“正始之音”含义初探——从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两段文字谈起

“正始之音”一词含义甚丰、用法多样，其本义、引申义和比喻义皆不止一端，与之相关的“正始”一词亦如是。“正始之音”可以用来表达“魏晋清谈”以外的其它含义，尽管陆游与王应麟曾对此提出过质疑，但却无法改变“正始之音”一词多义的历史现象。鉴于古今学者对“正始之音”一词的诸多误释或误读，有必要重新探其渊源、考其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