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公积金能留住进城流动人口吗?——基于户籍差异视角的比较分析

"新型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中何以留住人?本文利用logit回归分析模型,基于全国七城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流动人口城市定居过程中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与城市购房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能够强化定居意愿对城市购房的正向影响,但其作用效果存在人群差异和地区差异.对农民工而言,在东、 中、 西部三类城市中,住房公积金制度均提高了其城市定居意愿,但对其城市购房无促进作用,参与公积金制度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心理预期,但无助于其定居能力.对城镇户籍流动人口而言,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定居意愿的促进作用只存在于东部城市,而在东、 中部城市中,住房公积金能够提高其购房打算.一个理想化的政策效果是,住房公积金制度既能直接促进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行为,又能通过提高其定居意愿进而间接作用于定居行为,文章结果显示,这种理想化的政策效果只在东部城市对城镇户籍流动人口有效.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住房养老保险模式及其微观经济效应分析

我国正迅速步入老龄化社会 ,养老压力日益突出 ,传统养老模式已不能适应和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养老需求。房产一般是家庭主要财富之一 ,但由于流动性差 ,在养老过程中其价值未得到充分利用。本文尝试通过一种新的模式设计 ,将房产价值和养老有机结合起来 ,提出住房养老保险模式 ,并从微观层面对其经济效应进行深入分析。     

简介香港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

以"低税收、低福利"著称的香港为适应老龄化的压力,也为了给退休人士提供更充分的社会保障,从2000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本文拟对其立法过程、该计划的主要内容等进行介绍和分析.     

城镇住房市场的分化和变动——20世纪90年代住房消费提升的主要因素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研究了中国及其4个直辖市在1995~2000年间的城镇住房差别和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急速提升,住房条件普遍改善,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住房分配的影响日趋显著,住房改革的作用明显。住房方面的巨大差异反映了经济改革20年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在建立健全市场激励机制和扩大产出的同时,住房分配的差距也明显拉大,地区内与地区间的差异仍然显著。在住房市场的形成中,人口因素和制度因素比经济因素对住房消费与居住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     

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可及性与农民的主观幸福感

文章运用河北、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9个省份19个国家级贫困县152个贫困村和2 254个农户的调查资料,使用生活满意度法对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可及性变差产生的社会成本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到最近的小学和初中的距离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认为,基础教育可及性变差可能导致辍学、机会成本增加、教育负担增加、家庭教育弱化、亲情淡漠、学生出现心理危机等问题,从而降低农户主观幸福感。为了保持农户主观幸福感不变,农户到最近小学教学点或小学的平均距离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户户均纯收入大约需要提高0.196个百分点;农户到最近初中的平均距离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户户均纯收入大约需要提高0.218个百分点。     

村落文化视野下的农村老年人住房选择

本文主要考察农村老年人在住房上的选择,研究发现,尽管农村老年人可以选择比目前更好的住房条件,但他们并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主要是因为老年人没有选择条件较好的房子居住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形成主要是受传统的村落文化的影响。因此,要改善农村老年人的住房现状就必须改变老人的住房意识,而要改变老人的住房意识就必须正确引导传统村落文化的发展,最终使其发展成开放的、先进的农村社区文化。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城市适应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

本文采用序次逻辑回归(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的研究方法,以2012年上半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黑龙江省数据库)为依据,考察了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将城市适应解构为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和总体留居决策四个维度,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讨论流动人口总体、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各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研究表明,稳定且体面的职业、一定的收入是其体验主观幸福感的基础;积极的生活方式、以老乡为主的社会网络、居住证和医疗保障资格的获得、对城市的喜爱、融入感知和留居意愿等对主观幸福感有促进作用;工作强度、对歧视的感知等有制约作用。城-城、乡-城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     

失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研究失能对主观福利的影响、评估失能的福利损失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实现健康老龄化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指数作为主观福利的衡量指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失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失能老年人和健全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存在显著差别,失能解释抑郁指数差异的相对贡献率高达31.87%,失能解释生活满意度差异的相对贡献率为10.05%;基于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表明,失能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失能使得老年人抑郁指数增加17.3%~18.0%,生活满意度下降2.2%~2.6%,并且这一负面影响对农村、女性、65岁以上、独居和患有慢性疾病老年人的影响更大。此外,康复对失能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文章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应加强失能预防、失能康复以及重点关注农村、女性、65岁以上、独居和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     

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2年东部十省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了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影响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远远多于Ⅰ型小城市,住房性质成为经济因素中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最为突出且普遍的因素,而社会因素对于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社区对流动人口的健康效应研究--基于住房质量与邻里构成的双维度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对流动人口健康问题应该给予更大关注,既有在探讨流动人口健康形成的研究中对社区层面的潜在影响关注不足。利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卷),构建了社区住房质量与邻里构成对健康影响的比较框架,一方面对既有研究冲突进行验证,另一方面深入揭示社区健康效应的重要因素。结果显示,社区住房质量和邻里构成都是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住房质量(社区住房档次越高)和邻里构成(本地人比重越高)与流动人口健康成正比;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稳健;从多个维度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分析显示,相比于邻里构成,社区住房质量对流动人口健康被高估;邻里构成中本地人口比重产生更强的邻里效应,进而对流动人口健康影响作用更强;住房质量的提升对受过高等教育和已婚流动人口的健康具有促进作用,而邻里构成促进了女性、高等教育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研究结果支持社区经济特征对健康的影响被高估的结论,为此在从社区层面对流动人口健康进行探讨时需要关注人口构成(如:邻里构成)可能带来的隐形观念传递作用。     

贫困脆弱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整体幸福感水平仍还有较大的增进空间,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也面临着较高的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其面临的这种风险是否是制约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探索增进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具有必要性。文章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8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具体探讨了其中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以收入相对贫困标准测度得到的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仍较高,且其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处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以及男性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主观幸福感降低效应更为严重。（3）作用路径分析发现,贫困脆弱性的幸福感降低效应主要是由风险脆弱性,即个体应对风险能力的欠缺所导致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未来信心的增强均能够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对个...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优化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国家发展的基本任务之一。文章讨论了基本公共服务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指出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是,中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短板”,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还有明显的差距,与共同富裕的要求不相适应。文章建议紧扣共同富裕建设目标,注重系统性整体设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规范性、反贫困功能和收入再分配功能,加强统筹协调,优化资源配置,保持适宜水平,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现阶段的重点是,完善项目体系,改进制度设计,创新运行机制,建立标准体系,增强基层服务能力。     

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与当代青年的生育安排北大核心CSSCI

近30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以下,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生育问题研究再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青年阶段是生命历程中生育行为发生的关键时期,如何鼓励青年生育对于提高生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基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提出生育安排的概念并根据定义测算生育安排指数,借助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对青年生育安排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和婚姻满意度会显著正向影响青年的生育安排,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和男性做家务频率的增加具有明显促进青年生育安排的作用。将数据根据性别、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和年龄组进行分组回归,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提高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低年龄组青年的生育安排指数,婚姻满意度对促进男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低年龄组青年的生育安排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增加青年二孩生育安排的可能性,婚姻满意度能够显著增加三孩生育安排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提高生育水平,国家应当制定鼓励青年生育的相关福利政策,提升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应积极分担家务劳动,减轻妻子在生育和养育子女过程中的压力,增强婚姻满意度。     

婚姻关系、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基于安徽巢湖市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与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的对比,描述了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 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状况,并进一步分析了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代表"爱情"的婚姻关系和代表"面包"的生计策略对三类妇女的主观幸福感都存在影响,但三类妇女追求"爱情"和"面包"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对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同等重要,二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互独立;对准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也都很重要,但同时"面包"是"爱情"的现实基础.     

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

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乡城人口迁移和贫民窟扩张现象。尽管我国正快速城市化,城镇贫民窟现象并不普遍。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城镇地区流动和迁移人口的住房状况并不比非流迁人口差;在某些房屋设施方面,流动人口甚至要好于城镇当地居民。本文运用2000年0.095%抽样数据研究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试图回答三个问题:(1)流动人口在城镇如何居住?(2)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居住方式是否不同?(3)为什么部分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优于城镇当地居民?     

市场转型背景下南京市的住房分异

文章依托2005年南京市的千户调查数据,检验不同性质、不同特征家庭的住房分异。文章指出,2000年以来南京市住房的社会分异现象十分显著,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仍然存在,某些制度性因素弱化的同时,户口、单位等制度性因素的作用持续而重要;市场因素对于住房分异的决定作用同样显著,主要体现在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住房差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属性群体之间的住房差异十分明显,而相同属性群体内部的住房差异更为显著,这一现象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