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兴沈氏在汉晋之际的沉浮

沈氏家族在两汉之际迁居吴兴地域之后,政治社会地位起伏不定,最终在由孙吴亡国而引发的江南社会秩序的重构过程中上升为吴姓豪族。自兹以降,吴兴沈氏又进而力图谋求士族化,却以先后两次家难而告终。其在汉晋之际的沉浮升降,实际上反映了非士族阶层在日益狭小的发展空间内,艰难奋进却又屡遭挫折的历史命运。     

吴兴沈氏的士族化及其相关问题

沈氏各房支的士族化,尽管途径有差异,时间有先后,却莫不通过依附皇权而得实现,且在士族化后,仍将党附、卫护皇权作为隆身显家之道。同时也正因为沈氏宗人有意通过党附皇权而渔利,故难免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而深受其害,是以该宗族屡罹祸难。然而,一则得益于乡里根基的雄厚,二则受惠于尚武特质的保持,吴兴沈氏在刘宋一代始终厕身于士族行列。     

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吴兴武康沈氏两晋之际以江东“武力强宗”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东晋南朝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发展过程看,东晋一代,沈氏尚武,成为门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且有覆家之祸。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沈氏武将提供了发迹的机缘,至宋、齐间,其勋业达到鼎盛。由于沈氏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受到了门阀社会的影响,家风逐渐趋于崇尚文化。而南朝后期的沈氏文士预武,则是其尚武家风的余绪。     

两晋之际吴兴沈氏考

吴兴武康沈氏是南朝最为活跃的南方土著家族 ,而其势力之崛起则可溯源至两晋之际。由于三吴文化高门在亡国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从而为地方土著豪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沈氏即在此时借其他豪强相互残杀之机登上了历史舞台     

略论吴兴沈氏的没落

自梁末以还 ,在门风转向负面影响的作用下 ,吴兴沈氏的族势日渐衰退 ;爰及隋唐之世 ,更因为离散宗族政策的实施尤其是选举制度的变易 ,该家族丧失了乡里根基的依托 ,最终消融于官僚帝国的组织框架和文化构造之中     

士族门阀制度在南朝的衰落

形成并确立于曹魏的士族门阀制度，在两晋时走到了顶峰。其基本特征就是维系和保障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一方面，它在士族与寒族之间竭力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寒族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努力屡屡化为泡影，带有明显的专制色彩；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抹平自古以来横亘于君臣之间的界限，极大地限制了原本至高无上的皇权，带有某种“民主”的色彩。基于上述特征，士族门阀制度几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皇权与寒族两方面的挤压。因此，在步入南朝之后，士族门阀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萧嶷与永明之治——从一个侧面看南朝低级士族的儒雅化进程

宋齐之际,南朝社会从动荡走向安定,形成了大体和平稳定的永明治世.在此转变中,萧嶷发挥了独特作用.萧嶷参加了新朝的建立巩固,并最早从事经济恢复.在统治集团内争中,他克制谨慎,调和矛盾,维持了政局稳定.他招引士人,推动了文化繁荣.萧嶷具有儒学士人的文化品格,其行事和命运折射出低级士族儒雅化进程一定阶段的特征.     

从崔莺莺的姓氏谈起——论元稹与山东士族

考察唐传奇的时代背景和其他传奇作者的影射习惯以及元稹的生平和崔莺莺的姓氏,我们有理由相信<莺莺传>可能是一部具有现实暗寓的作品,崔莺莺的家世境遇和她的姓氏可能是对唐代山东士族衰落的社会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这种衰落主要是由于唐代的政治斗争中山东士族、关陇士族、新兴进士阶层和宦官集团等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变化,山东士族虽然享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但作为一个传统的政治集团,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下,自中唐以后彻底走向了没落.考察元稹的家世和仕途经历,发现他与山东士族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纠葛,而这一点也表现在张生对崔莺莺的态度上.     

试析武则天时期士族地位变化的原因——从宫廷斗争的视角

门阀士族作为中国地主阶级的一个掌握特权的特殊阶层,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唐朝,门阀士族逐步丧失了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武则天统治的前后一段时期,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士族阶级自身具有的集团性、分裂性以及皇族统治集团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使得士族的地位经历了一次直线式的下降,加速了士族及士族制度的最终消亡。     

试论唐末五代晋梁争雄的政治策略博弈

唐末五代的晋梁之争,在政治策略上,双方开始都打出尊王的旗号,极力利用唐室余威,扩大各自的政治影响,为自身的发展制造声势。前期朱全忠以勤王之名招降平叛、扩张地盘, 特别是在解救昭宗于凤翔之后,曾经达到自己政治声望的顶点。但在朱全忠挟持昭宗迁都洛阳, 并弑君篡代之后,他不仅丧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伐叛的政治优势,而且自毁形象,失去人心,为其政敌提供了匡复唐室、分庭抗礼的口实,把宝贵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晋方反而以正统自居,以复兴唐室为号召,赢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支持。随后晋梁双方军事形势的演变皆与政治策略的博弈有很大关系。     

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 ,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 ,焕若星辰 ;唐长安城周易礼制 ,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 ,前者敬“天道” ,后者重“人事”。     

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

唐代西南地区由于经历魏晋南北朝二次"蛮夷化过程",文明程度出现逆转退化,山南、剑南儒学教育文化落后,民间流行多神崇拜,湘西南与岭南人口买卖现象严重;宋代云南、四川原始巫文化仍然甚为盛行,杂祠淫祀现象严重,为全国典型的淫祠区.西南地区地方官员尤其是流贬士大夫执着于以破除迷信、引导文明生活方式的移风易俗活动,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治理效果,也典型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处江湖之远"而自觉践履儒家"以夏化夷"、"有教无类"的思想情怀.     

先秦农家与阴阳五行

古中国以农立国,是名副其实的以农为本的国度(尤以先秦时期最为典型),故农事向受重视,其中又以农家为最。就思想渊源而言,农家与阴阳五行关系颇为密切。因此,本文以先秦时期的农家作品(《吕氏春秋》上农四篇、《管子.地员》等)为考察重点,择要论述农家与阴阳五行的关系(如顺时而为、三才之道、土壤分类、耕作方法等),并对此作出一定的评价。     

论《西游记》中的五行观念

五行观念是中国重要的哲学思想,它对古代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西游记》中,从孙悟空的生长环境到其人生遭遇,无不存在五行观念的强大影响。不但如此,唐僧师徒取经队伍的组合次序及各自的性格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五行模式而来。甚至在妖魔的世界中,五行观念的影响也是处处存在。     

唐末五代道教神话述要

唐末五代是道教神话发展的高峰时期,崇道的时代氛围和神仙信仰的世俗化为道教神话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时期的道教神话作品众多、类型齐全、弘教功能突出,在道教神话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神仙信仰世俗化转变的轨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承前启后的意义。     

北朝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研究

勋臣八姓是平城时期元氏最主要的婚配对象,其中穆氏子弟所占比例要大大高于其他部族子弟,是元氏最固定的婚姻群体。元氏与勋臣八姓的婚姻也是可以达到民族融合的,而这种融合和迁都后相比是隐性的和有限的。这些婚姻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