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安徽62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1.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在中小城镇,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是否流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年龄、工作稳定性、配偶的务工地点、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土地流转等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分析——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云南藏区已有农民进城务工,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市民化,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是制约城镇化进程的直接原因。为了分析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本文以对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与德钦县413位返乡过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客观描述和分析了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进城定居的意愿更强;就业单位的稳定性,对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就业单位提供五险一金的状况,也直接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城镇配套设施及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影响该区域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等等。进而提出了大力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督查;创新体制机制,提升进入能力,降低进入成本;统筹规划,促进产业开发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等对策建议。     

农民工城镇居住状况及定居能力研究

在北京和深圳65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课题组2001年对6232名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基础上,本文对农民工在城镇的居住状况、定居意愿和能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镇中住房水平总体偏低,群体内部居住条件出现分化;农民工聚居区域形成城镇社区的“边缘居住格局”;农民工有较强的进城意愿,其工资水平虽然在不断上升,但他们依然不具备进城定居的能力;住房问题阻碍了农民工进城意愿的实现;受户籍制度、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等限制,当前城镇保障政策并未惠及农民工.为此文章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农民工流动经历与市民化倾向 ——来自CLDS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Logit模型考察农民工流动经历对市民化倾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经历会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即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个体未来是否决定定居城镇.更进一步的将影响市民化倾向的因素划分为个体、家庭和村级层面,运用集束系数技术法估计不同层面影响强度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层面影响最大,村级层面影响最小.本文研究结论说明在推进城镇化与市民化过程中应该以人为本,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争取实现就地市民化、城镇化.     

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述评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是影响农民工迁居的关键环节。从农民工迁移定居的基本事实、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影响农民工定居的因素等几个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文献回顾表明,进城农民工中近四成定居城市意愿强烈,三成左右在定居与返乡之间摇摆;定居意愿研究呈现多学科交融态势,Logistics类回归分析是主要定性分析工具;影响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因素可归结为经济、社会、制度、心理等诸多方面,其中非经济因素重要性在逐渐上升。采用纵向面板数据,提高全国代表性城市调查数据利用效率,多角度引进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家庭为主要分析单元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农民外出务工特征的交叉分析与思考——基于安徽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调查

利用外出务工农民的调研数据,采用交叉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农民外出务工多方面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农民的人员构成呈现出多样化,性别严重失衡,青年农民工占较高比例;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但年轻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的;从事的行业以建筑业、工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体力型行业为主,但年龄和性别对从事的行业有很强的影响;外出务工农民有留在城市定居发展的意愿,特别是年轻者留城意愿更加强烈。因此,应着力解决外出务工农民的性别失衡问题,做好青年外出务工农民的工作,加强就业、创业培训,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就业创业能力,拓宽其就业面,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使外出务工农民融入城市。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整体较低,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就业能力、改善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安居乐业、增加农民工的金融资本以抵御生计脆弱性风险、丰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提升城市融入水平等对策,为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基于全国1023个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镇稳定居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为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稳定居留和返乡就业趋势,采用全国1023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和多重定类Logistic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居留稳定性影响因素、未来流动意向和返乡创业意愿。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是收入挣得而不是居留城镇和市民化;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居留稳定性影响具有两面性;农村产业不具有就业吸引力,大城市难以立足倒逼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归田;打工中见识和自省提高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研究提出协同推进农业转型和农村新型工业化,成立乡村学院培养紧缺人才,整合各类扶持资金支持发展规模化特色产业,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支持市民下乡和能人返乡创业等建议。     

农民工定居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调查发现,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并不十分强烈,反映出定居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农民工定居决策主要受务工收入影响,但也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     

基于需求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研究——来自南宁市的“小样本”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中国国情而提出的重大现实课题;对南宁市280份有效问卷和10名随机访谈对象的"小样本"调查分析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主客观共同推动的市民化意愿倾向,存在着渴望定居、渴望创业、渴望技能等三种需求类型;面对需要克服的体制、政策、技能障碍,也相应需要政府逐步放开户籍限制、鼓励创业、建立新型高职学校等政策导向的市民化途径。     

返乡抑或留城:农民工劳动力供求结构分析

常住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拉大及农民工回流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目标与效果存在差距。上述问题与农民工就业结构、空间配置紧密相关:第一,需求层面:存在农民工就业结构性失衡;城市扩张强化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面临学历错位。第二,供给层面:从农民工根本利益出发,对定居意愿、用益物权和住房性质进行Probit计量分析发现:拥有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定居意愿呈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在城市拥有住房或正规性租房均有正向影响。住房性质(购房/自建房与租房)对用益物权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第三,供求综合分析:就业错位和学历错位影响其城市收入,政策错位可能降低户籍吸引力从而影响迁移意愿,弱化定居意愿的因素占主导。应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城市尤其是县域的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务供给,尽快扭转三大错位,推进市民化与助力乡村振兴并进。     

寻求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基于意愿与能力的视角》书评

<正>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切实维护农民工平等权益,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李练军博士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最终研究成果《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基于意愿与能力的视角》,已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该书科学吸收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紧扣时代脉搏,提出了颇有特色的中小城镇新生代市民化路径,具有较强的学术贡献及实践价值。细读该书,觉得其有以下几个特点:     

农民工培训现状及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以大连市调查为例

培训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环节.本文利用对大连市农民工培训现状的调查,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多元化培训特征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整体的培训参与率和培训意愿较高,但目前还存在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有待提升、培训费用过高等问题.文化程度、月收入、培训主体、培训费用、培训次数和培训内容(职业技术培训)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化农民工培训模式,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力举措.     

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基于厦门和漳州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厦门、漳州两地614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并不强烈,只有28.3%的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合理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对男性农民工而言,就业质量(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及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较低的就业质量不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因此,注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思考

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跨越市民化门槛(即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因素,因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必须从这两处着力: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二是多途径降低市民化成本——通过完善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入户、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成本;通过创新维权机制,以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农民工居住环境与年老后定居方式选择——基于辽宁497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基于497份辽宁省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mlogit模型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与其年老后的定居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越好,越倾向于年老后在城市定居;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质量和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年老后定居城市的概率上升;邻居类型对农民工年老后的定居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在县城务工的农民工比在省城务工的农民工更可能在年老后定居城市;与女性农民工相比,男性更偏向于年老后回农村居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年老后定居城市的可能性越高。     

湖南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倾向分析及对策选择

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表明,实现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湖南部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倾向,深入挖掘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倾向的关键因素,提出了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创新政策制度、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促进农民工稳步增收等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