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

立宪选择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选择，它需要来自政体理论的支持。问题是，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针对这一问题，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我们给出的回答是，政治科学的政体理论为立宪选择提供知识依据、价值引导和操作指南，从知识、价值、操作三个维度支撑了人类的立宪选择。     

柏拉图政体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柏拉图的政体理论是其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研究柏拉图政体理论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即《理想国》中“最好的政体”与《法篇》中“次好的政体”的实质及其相互关系。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学界对此问题的三种代表性观点,笔者澄清了关于柏拉图政体理论的种种误解,阐明了柏拉图论述“最好的政体”与“次好的政体”的真实意图,探究了柏拉图政体理论对我们的意义和启示。     

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

立宪选择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选择,它需要来自政体理论的支持。问题是,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针对这一问题,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我们给出的回答是,政治科学的政体理论为立宪选择提供知识依据、价值引导和操作指南,从知识、价值、操作三个维度支撑了人类的立宪选择。     

浅议西方古代分权理论

西方分权理论的渊源是古代混合政体理论，在古代混合政体理论中，为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某个阶级手上以及为了调和各阶级之间的冲突，制度设计要求权力由各阶级分享，因此古代混合政体理论的实质是“阶级分权”。这种权力共享的分权模式，容易导致权力之间的交叉与重叠，某种意义上讲，它与分权标准是对立的。     

梁启超对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研究

梁启超研究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理论建树,构成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重要部分。该问题作为中国宪政模式的核心问题渐次展开,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成型,进而成为梁启超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设计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以政治哲学为视角,以梁启超宪政思想为对象,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对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路线——国体与政体的基本原理、何为国家、何为国体、何为政体、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予以了清理和归纳。这些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基本特点,把握梁启超国体与政体问题的思想主线,而且其对于转型期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亦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孙中山的混合政体思想

孙中山创造性地引进了西方政体思想,将卢梭的纯粹民主政体与孟德斯鸠的现代混合政体进行对接,并有效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政体的某些内容,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现代混合政体理论。这种政体是以民族强盛,而非个人自由为核心目标,强调贤治、监督与合作,强调政府能力与人民权力之间的平衡。更富原创性地是孙中山提出了实现现代混合政体的三阶段论,尤其是形成了一种新的过渡性混合政体理论。与西方同类理论相比,孙中山的混合政体理论表现出相当强的逻辑性,但要让其能够自洽,需要适度地变更人性假定。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理念与启示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核心是关于政体的理论,其政体学说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政体的分类、政体的优劣、政体的建构与选择、政体的变革与保全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对中国当下宪政建设的启示意义在于:推进法治建设、扩大中产阶级队伍和注重社会公正三个方面.     

亚里斯多德的政治理想

共和政体是亚里斯多德的理想政体，中产阶级是其依靠力量，中庸之道是其指导思想。该政体融合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优点，兼顾了贫富两个阶级的利益。亚里斯多德的中产阶级出身，是这种理想的产生基础。“主权在民重在法治”等学说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改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政体观念

按照毛泽东长期探索的政体理论与实践,政体的目的在于夺取和巩固政权,包括政权的所有权与行使权,分别与国体和政体相对应。政体与国体的地位和性质差异,决定了政体以国体为依据,必须与国体相适应。政体的职责在于反对敌人和保护人民,从而实现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毛泽东优良政体的德性,在于政体作为工具的有效性和政体在其目的方面的正当性。     

论毛泽东的混合政体思想

纯粹民主政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想，毛泽东早年也追求和实践这种理想。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转向了一种混合政体，也就是“三三制”政体。它包括阶级混合与制度混合两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容纳力和理论解释空间，并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论孟德斯鸠对亚里士多德式政体理论的改造

关于政体理论,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无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政体理论也都构成了他们政治思想的基础。从形式上来看,孟德斯鸠承袭了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的框架,并通过这样的框架讲出了十分不同的内容。孟德斯鸠从根本上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原则,德性不再作为区分政体优劣的根本标准,原因在于他将德性从其与智慧的关系中剥离开来,而降低为一种激情。于是,对于所有的政体,其动力——德性、荣誉、恐惧,都将处于激情的层面。因此,无论哪种政体,其权力的本质都是一致的。另一个与亚里士多德分类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孟德斯鸠将专制主义单列为一种政体类型。这一方面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上述原则的改变所致,专制主义这种权力最原始的表现形式,成了现代政体最危险的演变可能。孟德斯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写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     

孙中山对西方政体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孙中山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代议制和三权分立理论的局限,丰富和发展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体理论。具体来说,在人民与政权的关系问题上,创立了复合民主制理论;在国家权力结构的布局上,创立了复合分权学说,构建了独特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在国家权力的制衡上,创立了与“权能区分”相联系的制衡理论。这一理论本质上虽仍是资产阶级的政体理论,但它体现了较高的民主性和合理性,为我们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春秋的君主专制与非君主专制

论春秋的君主专制与非君主专制陈筱芳一、多种政体形式春秋实行君主制，但是，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并不是都归属于君主一人，现实的政体形式犹如月光下的树影，斑驳摇曳，杂乱错落。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君主专制、君臣共权、大夫专政、大夫共政等多种政体形式。君主专制的...     

潘恩法思想研究

潘恩是十八世纪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他的主要法思想包含“天赋权利”理论和“宪法理论”两部分。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天赋权利；宪法是先于政体产生的，政体是宪法的产物。     

明治前期日本对国体和政体的近代性认识

［摘要］日本明治前期，在面临社会转型和亟需建立新制度的迫切形势下，思想家们吸收了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近代性认识，对国家的国体与政体作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国体观和政体观，尤其强调了政体的功能及其多样性特征。同时深入剖析了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弊端，并对其进行了谴责和否定。这一切为即将展开的近代政治体制构想和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马克思主义的政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体思想继承了西方传统中既强调政治制度，又强调社会结构的大政体观，其政体实践徘徊于巴黎公社式平民政体与苏联式精英政体之间。总结长期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在平民与精英之间寻找平衡，构造一种能够容纳合理等级和有限斗争的混合政体。合理等级是用来保护人类的好胜心，是有利于精英的一种安排；有限斗争是要抑制人类的弱肉强食，是有利于平民的一种安排。当今中国政体正朝着这个方向演进。     

论司法改革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何更好地推进司法改革,使我国的司法制度建设乃至法治建设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在我们进行的司法改革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政体与司法体制、司法体制与司法运作机制、整体规划与局部推进、司法改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借鉴外国经验与符合我国国情这五对关系。     

毛泽东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结合中国的实际，经过长期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起来的，1954年被正式确立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毛泽东关于“政体”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论述及其亲身实践，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开拓进取、革命为民．与时俱进、执政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时代精神，为我国政权组织形式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体”形式符合中国的国情、民情，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与政体思想的内在精神探析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与政体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思想所折射出来的内在精神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应是:首先,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与政体的设计着眼于寻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完整;其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与政体思想体现着一种民主宪政精神,代表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再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与政体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一种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风格     

现实因素与亚里士多德最优政体的选择

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城邦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而最优政体的选择又是政体问题的主要议题。亚里士多德在构建理想政体时,注意到现实因素对其学说的巨大影响。首先,他在强调最优政体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同时,对现实因素进行了考虑并对最优政体的建立原则进行了变通。其次,在最优政体的设计上倡导共和政体以及中产阶层执政,并对城邦外部条件的配备进行了调整。再次,对于最优政体的保存具有重要作用的法律与教育也根据现实状况有所调整。最后,在最优政体之下,城邦与个人具有共同的目标,城邦臻于优良有赖于个人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