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苗族来源

湖北苗族99％分布在恩施州.湖北苗族因遭封建王朝的统治和镇压,被迫从湘黔两省聚居区迁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乾隆嘉庆年以后迁来,少数如建始龙姓苗族是明朝中期迁来,“老苗子”是明末清初迁来.     

博弈与互惠:苗族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机制

民间习惯法作为苗族传统文化事象产生历史久远,表现形式多样,根植于苗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苗族民间习惯法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与国家法同时并存,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与国家法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良性互动,两者在"国家-地方"、"官方-民间"、"大传统-小传统"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的博弈中实现互惠。     

苗族民间剪纸纹样的文化意蕴及社会功能

苗族民间剪纸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产物,与北方民间剪纸一样,它们共同孕育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沃土中,分别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发育成长,有着不同的文化个性。本文通过对苗族民间剪纸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勾勒,论述了苗族民间剪纸所包含的图腾崇拜意识、巫文化印记、民族历史文化史实等文化意蕴,揭示了其所具备的实用功能、审美功能和民俗传承功能等社会功能。     

苗族民间礼仪制度的产生与形成

从汉籍/ 礼仪0含义的演变和苗族历史文化、 现存苗族民间礼仪事象等方面考察苗族民间礼仪制度的产生和形成。认为早期苗族民间礼仪形式是多样的,但礼仪形成为制度, 最早的是祭祀礼仪制度。     

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并存交融之审视

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是该地区苗族社会民间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社会管理的强制性准法律规范。承认苗族习惯法在黔东南地区苗族社会的存在，说明我国在思想多元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是并存与交融的。因此，正确对待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的精华和存在问题，力图寻找苗族习惯法传统与现代法治进程的结合点，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处理好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关系。是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中应引起关注的问题。     

明清以来苗族鼓舞文化的历史人类学透视

文章对苗族鼓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认为苗族木皮鼓由木鼓演变而来,在制作与使用苗鼓的过程中形成特定形态的鼓舞文化。苗族鼓舞历经春秋战国、唐宋时期的文化累积,到明清时期完整形成,清代以来苗族农闲时举办的五种典型鼓舞彰显了苗区闲暇文化生活形态,其象形动作在描绘苗民农耕生活情景同时又反映了农耕民族的生活规律,展示了云贵高原及周边山地民族丰富的农耕文化内涵。苗族鼓舞文化作为民间传统文化,既来源于苗族家庭生活又成为苗族家庭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影响整个苗族社会生活。     

清代苗族女性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举隅——以清水江地区为例

众所周知,传统史学忽视女性历史的书写,而苗族女性史料则更少见于正史。运用民间遗存的各种文献,虽不免会遇到碎片化的窘境,然若从全国大量发现的民间历史文献中仔细捡练,亦能一窥下层妇女之生活实况。清代苗族女性生活实况的考察,囿于史料,极难展开。近年来,贵州清水江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从这些契约文书、碑刻和族谱等民间生活史料,既可了解清代苗族女性通过"租山栽杉"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又可了解她们"上碑入谱"的社会权利,还可以了解到她们的婚姻缔结之变化及自由,是研究清代苗族女性的宝贵史料。     

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的民俗学评新

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是当代社会背景下民族村寨维护社会稳定或调整伦理道德规范的迫切需要的产物,是苗族村寨议榔传统习俗的当代传承,是政府、学会、民间三方合力互动的结果,是主流文化参照下的民俗文化革新。当代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对民族村寨移风易俗、和谐发展正在产生深远影响。     

土家族“民间交响乐”活跃于丧葬文化探秘——建始丝弦锣鼓调查与研究

被称为土家族“民间交响乐”——建始丝弦锣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随着时代变迁,丝弦锣鼓现主要活跃于丧葬文化。若能对其进行创造性的继承和改造,对促进土家族地区社会进步有重要作用。     

湘鄂西苗族崇拜“白帝天王”考辨

湘鄂渝黔边苗族崇拜的白帝天王 ,虽然多次被统治者所改造 ,但并未成为苗族社会所崇拜的一种异己的社会力量。白帝天王的原型是竹王 ,并兼具民间神话中“白孩子”的精魂。苗族通过对这一崇拜对象内涵的不断丰富 ,来反抗民族压迫。     

对西部民族地区乡镇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查与分析--以湖北省建始县邺州镇为例

针对湖北省建始县邺州镇农村税费改革的具体情况及其成果,分析其税费改革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便于农村税费改革更好地推行,能够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执政合法性维护意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加速,旧的合法性的价值基础正在发生"贬值",社会主流价值与主导价值不相吻合的执政合法性危机也由隐而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所作出的最具权威的理论诠释。它揭示的合法性维护路径是: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自觉履行社会整合功能;按照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顺应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自觉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培育公共理性精神,推动思想解放,重塑公民意识,打造执政合法性的价值认同基础。     

清代文人胡薇元仕宦西昌简述

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浙江籍进士胡薇元仕宦凉山西昌,担任西昌知县。胡薇元在西昌任职 期间,治理刑事、整治民风、打击土匪、重修沟渠祀坛、兴修学堂,为当时西昌社会的稳定、民风的淳朴、学风的兴盛做出了极大 的贡献。以光绪《西昌县志》、民国《西昌县志》《玉津阁日记》等史料为依据,对胡薇元仕宦西昌的情况作简要梳理,探讨胡薇元 仕宦西昌时对西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论包山楚简鲁阳公城郑

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竹简的纪年,有“鲁阳公以楚师後城郑之岁”一条。鲁阳公是楚惠王时始封的县公,文献称鲁阳文君或文子。楚悼王八年,郑国政局动乱,他曾有意代郑,受墨子劝阻。这时楚国为防备韩国南下,与郑站在一边,鲁阳公又与韩交战,“城郑”之事即发生于此时。包山2号墓葬于楚怀王时,鲁阳公城郑之岁乃是追记。     

揭岭、揭岭长和揭阳故城新探

揭岭在何处，揭阳何时开始建县，秦朝和赵佗南粤国时有没有设置揭阳县，最早的揭阳县城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岭东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本文引用大量的史料记载，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和作者实地考查所取得的资料，从多方面论证，回答了这些问题，作了新的探讨。     

移民对喀喇沁地区民族构成及语言接触模式的影响

移民对喀喇沁地区民族构成和语言接触模式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平泉县移民开始早、规模大,蒙古族村落成为少数孤岛,在边缘孤岛中,蒙古语以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为依托,不同程度地得以保存和传承。喀喇沁旗移民开始早,但受土地所有权限制,形成蒙汉杂居模式,程度逐渐加深,兼用、转用彼此的语言成为自然选择,随着汉族人口占优势,汉语替代蒙古语的趋势开始形成。宁城县的移民开始早,由于有清廷的支持和专门开发机构,移民可以大规模地、独立地建村并开发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山林,居住模式是分离式的,蒙汉民族各保一方,杂居程度较低,蒙古族聚居村落较好地保存了蒙古语。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移民及其居住模式深受时局影响,在康熙之前蒙汉自然杂居,乾隆后汉族移民占优势,民国及新中国建立后出现一个调整过程,杂居程度加深,但程度不及喀喇沁旗。在蒙古族聚居的自然村中,蒙古语保留程度比喀喇沁旗好,但不如宁城县。     

从《宰惠纪略》看晚清知县的乡村治理

《宰惠纪略》是光绪年间柳堂任山东惠民知县时的施政记录,在这一历史文献里,柳堂乡村治理的思想与实践、乡村治理的区域特征、晚清知县乡村治理近代嬗变的历史轨迹,乃至知县传统乡村治理的一般特征,都得以充分地体现。柳堂近代化的乡村治理思想与实践不仅早于清末新政,也为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西欧社会民主党组织体系演变的当代价值启示

20世纪后期,西欧社会民主党成功克服了科技革命新浪潮、市场全球化和新中间阶层兴起给自身丧失执政地位带来的政治低潮局势,纷纷进行自身结构和体制的改革与完善,重新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对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民主化趋势的改革,进行政党价值整合,扩大执政基础和社会基础,赢得选民支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对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时代作出了有益启示。     

推进行政主体间和谐 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高能有效的促使一个具有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而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行政主体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和工具。要构建和谐社会,行政主体间的和谐是一个关键。     

太平天国时期浙江会党运动的几个问题

太平天国时期的浙江，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处于关系全局的重要战略地位，浙江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战略基地和太平军与清军做战的主战场之一。此时，爆发于浙江的会党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时期会党运动在浙江的孕育演变及特点的深入研究，对于理解和把握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社会的变革与变迁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