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亟待突破的瓶颈制约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既要长远规划,又要做好近期安排。鉴于目前GDP增长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节能技术与节能产品推广不力、部分社会成员误把奢侈消费当时尚的现状,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转变,应尽快调整产业结构,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并完善资源节约的技术支撑体系、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和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同时,教育公民弘扬勤俭美德,力戒奢侈浪费,在全社会形成厉行节约的良好氛围。     

自主创新、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社会

自主创新作为科技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本土化战略基点可以通过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得到强调,它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则可以诉诸发展循环经济以及建设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得到显现。在这种意义上讲,建设节约型社会通过将节约理念贯穿于自主创新能力或者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直接有利于以自主创新来真正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中国新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与经济现代化的需要,是中国在未来新时期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能源与环保技术、空间海洋技术;继续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联,创建节约型社会,强调“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及综合利用”;要着力推进体制创新。     

日本社会变革中的"生活者运动"

以"生活俱乐部"为中心的"生活者运动"自1965年至今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地方政治和行政领域、社区建设领域开展了共同购买活动、"肥皂运动"、垃圾减量运动、再生利用运动、代理人运动等多种活动,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主要由家庭主妇参与并推进的社会运动,倡导了一种新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尝试了一种新的劳动方式,推动了日本政治、地方行政的民主化进程,也开辟了一条妇女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道路.     

从能源资源优化管理看建设节约型社会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资源问题凸显。能源资源一方面浪费,一方面紧缺,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建设节约型社会因此提上日程。要建设节约型社会,离不开对能源资源管理的最优化,既要本着管理最优化原则,分析能源资源投入产出优化模型,又需要人们充分认识到我国能源资源现状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系,更需要人们理性面对能源资源危机现实,身体力行,开源节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念的又一次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付出的代价过大.十七大报告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当前的发展实际出发,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改动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它更强调经济系统协调性、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增长成果共享性,这是我们党时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又一次飞跃.通过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三个产业协同带动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创建环镜构建体系予以保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更好地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需要,这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从"世界工厂"到"研发中心"的战略选择

国际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证明,单纯依靠基本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而形成的"世界工厂"地位,并不能帮助中国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变.从我国的资源现状与利用能力来看,掌控价值链中的研发环节应该是形成全球竞争优势、改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所必须采取的战略目标.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及低廉的人力资本成本都为我国掌控全球价值链中的研发环节提供了可能,但首先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确立我国的研发创新模式.     

试论制约日本回归"普通国家" 的"精神文化因素"

日本受岛国地理环境与自身历史和其他因素的制约,精神文化素质先天发育不足.在与外界的悬殊落差中,充满了"历史悲情"的"和魂"千百年来虽几度奋起积极"补差",欲与世界缩短差距,却"初衷难改".日本在外表上与外界的一致,无法弥合其心灵深处与世界的巨大裂痕与反差.日本依然习惯于在心灵深处掩藏自己,每每固执地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维护与表诉着自己.精神文化因素在理性和非理性间的徘徊与跌宕,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日本向"普通国家"回归的未来政治进程.     

"新大西洋宪章"构想与日本对欧外交

1973年4月23日,美国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在AP通信临时总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尼克松总统正在考虑与欧州间构建新大西洋宪章.该论点成为同年5月3日发行的美国外交白皮书的基调.这似乎是一个堪与1941年8月美英首脑会议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相当的称呼,但是与理想主义、国际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的<大西洋宪章>相比而言,"新大西洋宪章"的调子低了许多,是一个现实主义色彩较为鲜明的构想.其主要目的是调整美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摩擦,缓和经济矛盾,转嫁美国的防卫负担.同时,基辛格在演说当中还呼吁日本参加."新大西洋宪章"构想的提出引起了日欧的不同反应,欧洲各国态度较为消极,均认为构建新大西洋联盟的时机尚未成熟.而日本则在犹豫不决后,转变了对欧政策,通过田中政府的首脑外交,强化日欧双边关系,进而发生了日美欧三边关系的互动态势.因而通过深入研究、剖析"新大西洋宪章"构想与日本对欧政策调整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加深对世界政治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分析.     

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的评价及其调整

一、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的正面效应 二战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赶超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面临日元升值和能源危机的巨大冲击,但日本官民协调团结一致,通过技术革新,减少能源消耗、降低成本,成功地化解了这些不利因素,使日本产业由"重复长大"型转变为"轻薄短小"型,日本在西方各国中最先摆脱世界性经济萧条,被誉为西方世界的"优等生".这就为其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大国、金融大国、债权大国奠定了基础.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从"军队人"到"社会人"--对长沙市337名转业军官职业角色转换情况的调查

我国每年有一大批转业军官(包括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回归地方就业。退出现役的军官回归地方后,必须经过一个由职业角色转换的过程。那么,转业军官是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呢?他们的职业角色转换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采取分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02年4月至7月对1996年至2000年转业到长沙市及驻长沙的省直单位的转业军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