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

未成年人犯罪早已有之,但二战以来,其呈现出犯罪急剧上升、恶性案件持续增多、犯罪年龄日趋低龄化等惊人势头,以致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被称为"三大社会公害"之一.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呈现出与世界各国相同的态势,因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只有通过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特点等问题,确立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才能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犯罪及刑事待遇

占世界人口约三分之一的青少年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未来,是建设和平、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力量。中国有11.6亿人口,其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20年后他们就是中国社会的顶梁柱。决定着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得失成败。然而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正如冰山悄悄浮出了一角。本文对当今未成年犯罪的基本情况作了分析,对未成年犯罪的刑事待遇问题给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以此呼吁全社会关注未成年人犯罪,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待遇,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调整

为了探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完善司法保护制度,针对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及监禁处罚的现状,应用归纳分析和调查研究的方法,依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深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政策、刑罚政策和处遇政策,提出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非刑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的刑事政策,以达到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完善——基于国际人权公约的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前困扰许多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科学地认识进而妥善、有效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课题。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而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的一系列制度;既要考虑到预防、打击和治理青少年犯罪的需要,同时要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以及成长的需要,以此体现和追求对人权细微关怀的基本理念。所以,要有效治理未成年犯罪问题,需要变革刑罚,并在传统刑罚制度和刑事诉讼机制之外进行制度创新,借鉴吸收各国成功经验尤其是各地行之有效的实践做法,为建立中国独特的少年刑法、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院、少年法官)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提前干预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时学校、家庭和社会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行为触犯法律或构成犯罪时,对其处罚又比较严厉。针对此现象,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初期应加大教育、挽救的力度,而在未成年人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则应适用轻缓的惩罚。     

论犯罪的价值及其刑事政策意义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由此决定犯罪具有破坏作用,这也是犯罪的主要负效应所在。换言之,犯罪是无价值的。除此之外,犯罪也有特定的、积极的作用。犯罪作为一种“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犯罪的积极功能尽管是一种次要的功能,但也应该进行深入研究。正确认识犯罪的价值直接关系刑事政策的设计及刑事政策观的确立     

论无被害人犯罪及其刑事政策

无被害人犯罪是相对于有被害人犯罪而言的一种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应区分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和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在刑法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道德但法益侵害不明显;在犯罪学中,无被害人犯罪的内涵要素是违背伦理但社会危害性小。我们应当在对国外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科学建构我国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证有效遏制、减少无被害人犯罪。     

论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反恐刑事政策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现代刑法的两大功能,分别源于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和自由保障机能。科学地协调刑法的这两种机能和功能,是现代刑事法治的核心问题,影响着一个国家刑事法治的发展水平。当代各国反恐法治实践中普遍面临着过度克减人权保障的挑战。中国反恐法治中确立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反恐刑事法治中要有力地惩治犯罪自不待言,同时要从三个方面推动保障人权之政策精神的贯彻:一是要在反恐刑事法治中确立和弘扬人权保障的理念;二是应在反恐刑事立法中贯彻人权保障的精神;三是应当着重在反恐刑事司法中(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方面)贯彻人权保障的精神。     

论未成年人犯罪

在我国 ,未成年人犯罪指已满 14周岁 ,不满 18周岁的人实施的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有主体的低龄化、犯罪手段的成人化等特点。未成年人犯罪 ,有社会、学校、家庭等方面的原因 ,建议家长采用适当的方法 ,教育未成年人时要宽严适度 ;学校尽力使适龄未成年人接受法制教育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帮助无家可归的未成年人 ,以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论未成年人犯罪暂缓判决制度

暂缓判决在我国的基层法院试行已有十多年，尽管该项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人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也引起了许多非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还缺乏实施此项制度的相关立法规定和配套措施。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领域实施此项制度，尚须创造一系列必要条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争议问题研究

现阶段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争议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段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责任范围问题上,存在限制论和扩张论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罪名说和罪行说的对立,限制论和扩张论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存在共同的误区;关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方式问题,应从贯彻双向保护原则的立场出发,通过完善立法来禁止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附加刑,并放宽未成年人缓刑适用的条件。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探究——从《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谈起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即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集中规定在《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但该条款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8种行为是罪名抑或是罪行却尚不明确。两种意见的争论广泛而持久,应该对其进行理性的评判。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14周岁不可动摇,《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是罪名,但具体化的罪名将突破8种。基于司法实践的需要,立法机关对该条款的明确须臾不可迟缓。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领域的指导作用十分突出,在刑法有权解释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刑法立法解释是刑事政策得以表达和实现的工具;如何表达刑事政策,如何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法规定的关系,则是刑法立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所必须予以考虑的关键问题。刑法司法解释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看主要包括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和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在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中,刑事政策的贯彻是自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最高司法机关本身就是制定刑事政策的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行使机关,它必然要通过各种司法手段来体现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中,法官解释法律往往自发地与刑事政策相适应。     

刑事政策模式建构的理论基础——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一

刑事政策的理论分析工具———分析模式理论,使理论研究与对象研究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的桥梁,增强理论研究的解释能力与批判能力。刑事政策模式分析的理论是韦伯的"理想类型"、戴氏刑事政策分析理论;刑事政策模式建构,需要一定的基础和形态;刑事政策模式分析具有应用意义。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特性

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公共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公共政策批判都为公共理性在公共福利的追求中保留了相当的地位。根据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刑事司法政策批判,不仅主张多元的刑事司法利益,而且将多元、普遍的刑事司法批判作为刑事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包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突出的批判不足问题。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群众司法批判经常越界,这应当受到法律知识和法治原则的严格规制。     

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二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3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是国家至上理念在惩罚犯罪中的表现形式。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又可分为专制型刑事政策和极权型刑事政策。在国家至上理念的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不同的形态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     

一种新的刑法解释学观点——以刑事政策为中心的分析

刑法解释远非一种单纯探寻刑法文本含义的学究式思维游戏,而且刑法解释的依据不应当是刑法文本.刑法解释本身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活动.在这个利益衡量游戏中,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刑事政策通过各种组织化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未决羁押的刑事政策考量

未决羁押与对已决罪犯的行刑性质完全不同.文章从刑事政策目的合理性之立场出发,通过对未决羁押的社会效果的考量,提出了未决羁押制度的合理化内涵.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我国未决羁押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所导致的实践中未决羁押的扩大化问题,认为科学合理地规定我国未决羁押的条件,建立相应的司法审查与救济机制,同时采用有效的羁押替代措施,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重定位解读

尽管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定位于刑事司法政策,但该政策在理论上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基本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应该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要包括刑事程序法方面的政策;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是指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适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为刑事执行政策的宽严相济,则主要表现在监禁和死刑的执行两个方面,在现代刑事执行制度中,必然是监禁与非监禁化、行刑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