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以乡村振兴为背景

识别电子商务技术对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对于在农村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以2018年中国农村电商发展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效应,发现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比未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高83.6%。使用分位数回归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电子商务对低收入家庭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中高收入家庭。政府应通过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广电子商务、为农村居民电商创业提供政策支持、提高农村电子商务红利等措施,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质量。     

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增收效应分析

随着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的扶贫机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是贫困地区人口减贫增收的重要渠道,如何进一步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增收效应,成为精准扶贫政策调整的关键。通过对31个省市（自治区）级地区的农村财政支农资金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对全国整体水平,还是分区域考察,财政各支农资金项目都会对贫困人口减贫增收产生正向的积极作用,但区域间财政各支农资金项目的作用效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比发现,地区发展水平越是落后,社会性支农资金项目的减贫增收效应越强,效果越明显。应通过加大财政支农的资金投入,在不同区域差别化运用科学程序实施精准扶贫,加大农村财政教育支出,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资金扶贫工作。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贫困地区女性婚姻的减贫效应

分析农村女性婚姻模式演变的基础上,就农村女性普遍存在的“向上婚”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将其与农户家庭贫困相关联,利用2016年获得的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就女性婚姻对其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女性婚姻对其家庭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已婚使其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就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而言,女性离户口所在地（娘家）远、有一定技能、家庭拥有较高学历男性、务工人数越多的家庭不容易陷入贫困,而“大家庭”、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老人数对其家庭贫困呈显著正向影响。     

相对贫困城乡差异及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乡相对贫困的差异,并对城乡社会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政策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镇的相对贫困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中国农村的相对贫困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保险、医疗报销、社会救助等政策对缓解城乡相对贫困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和农村的减贫效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镇社保的减贫效应达到11％,而农村社保的减贫效应仅为2％.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保障水平低抑制了社会保障政策减贫效应的发挥.未来国家需要在多维度上进行社会政策改革,才能逐步缓解相对贫困,促进社会公平.     

农民合作社扶贫的路径选择及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根本之策,而农民合作社作为产业扶贫的主体之一,在破解农村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429个贫困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方法,从收益性维度实证分析合作社扶贫的不同方式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社扶贫能显著提高贫困户收入。合作社扶贫使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提高17.82%,说明合作社扶贫对贫困户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贫困户与合作社不同的利益联结方式对贫困户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合作社扶贫显著增加了贫困户的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但对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且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收幅度远高于转移性收入,说明农业技术支持、社内务工的扶贫方式的增收效果较好。     

交易特性、社员身份与农业合作社合约选择

在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交易特性对农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合约选择的影响,发现社员身份特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风险性和规模性对农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签订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合约具有明显的影响,其中,专用性对合约一体化程度的影响是正向的;而风险性和规模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合约影响是负向的。但和非社员相比,股东身份使资产专用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合约的正向影响作用变大;并使风险性、规模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合约的负向影响作用变小,即股东身份作为调节变量发挥了显著效应。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减贫效应并对不同样本群体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具备显著的减贫效应,可使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降低1.95%;对于不同健康水平人群,自评健康状况越差显著性越强,即减贫效应越高;对于不同地区,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的样本政策效应更好,中部地区政策效果相对较弱;对于不同收入群体,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低收入群体效果最好,中低收入群体其次。由此提出应对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的群体有针对性的倾斜、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及构建完备的大病保险监管机制等政策建议。     

旅游扶贫的作用机理及减贫效应探析

旅游对扶贫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为旅游打破贫困地区生态文化资源丰富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两难悖论,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带来收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带去消费,提高当地人口素质,突破贫困、人口、资源恶性循环等方面。旅游扶贫的减贫效应,主要包括经济减贫效应、社会减贫效应、生态减贫效应和文化减贫效应等。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的增收减贫效应——基于农村数字化与教育投资的调节作用分析

采用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产业融合的增收减贫效应,并使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深入分析农村数字化与农村教育投资的调节机制。实证表明：农村产业融合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改善农民收入结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农村产业融合会增加农村相对贫困规模,而受农村贫困发展阶段的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具有非线性驱动作用。调节机制表明,农村数字化与农村教育投资均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增收效应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农村产业融合减贫效应的有效调节作用尚未形成。此外,农村数字化和农村教育投资对农村产业融合增收减贫效应的调节作用存在门槛效应。     

武陵山片区旅游减贫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要素类型和县际差异的视角,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检验了武陵山片区2011、2014和2016年旅游综合收入、3A及以上景区、乡村旅游对各县市区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比的影响,并分析了各旅游要素减贫效应异质性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旅游综合收入对农民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递减;3A级景区的收入带动效应总体上具有城镇偏向性,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负向影响逐渐增强;4A级景区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但带动效应的城镇偏向性逐渐增强;5A级景区对农民收入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强度最大,城镇偏向性先减弱后反弹;乡村旅游扶贫成效逐渐显现;各旅游要素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十分明显。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基于粮食主产区3省10县的农户调查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河南和安徽3省10县的调研数据,通过PSM模型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26.11%;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收入差距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49.83%和24.93%。由此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再评估——来自PSM+DID的新证据

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问题,文章从方法论视角进行了审视,提出正确认识并使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方法,是精确评估股权激励效应的前提.传统PSM无法实现不可观测因素的匹配导致样本自选择偏误仍部分存在,文章采用改进的PSM+ DID,评估发现:股权激励总体上提升了以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衡量的公司业绩,提升幅度分别达到22.22％和19.51％;从动态视角看,随着年份的推移,公司业绩提升速度逐渐放缓,股权激励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规律.而通过对比PSM+ DID与传统PSM评估的结果,文章证实PSM的确高估了股权激励效应,PSM+ DID的评估结果更加精确和稳健.此外,文章还证实,宏观经济形势并不会对股权激励效应产生影响,因担心宏观经济形势拖累股权激励效应而中断实施股权激励的思维存在一定的误区.     

盐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实需要,也是助力农村脱贫增收的关键措施。在系统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盐城市2014—2019年区县级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盐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直接减贫效应,且这一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区县经济增长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的途径间接减缓农村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盐城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农村减贫效果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对贫困县的减贫作用更为明显。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户减贫及增收的效果研究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分析

基于CHNS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民减贫及增收产生的效果,结果表明:新农合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使得参合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平均增长了8.94个百分点,且该影响有一定持续性;新农合对农户收入的正向影响在家庭规模较小、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较高、儿童占比较低的家庭中更强.基于以上分析,政府应当继续大力推行新农合制度的全面实施,加强农户的新农合知识及其他相关教育,并注重医疗补偿机制、监控医疗服务价格等配套措施的完善,最大限度提高新农合政策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