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的自白 “清新真切”的情诗－－评陶渊明的《闲情赋》

陶渊明的《闲情赋》这样热烈地、坦白地歌颂爱情的作品,在古代文人创作里,实为不多,把她说成淫诗,打入冷宫一千四百多年是不应该的。《闲情赋》既不是艳辞淫诗,也不是“忠臣恋主”;她不是美玉中的微瑕,而是众多美玉中的和氏璧     

无瑕白璧《闲情赋》

历代评论陶渊明,总是冠之以“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歌之祖”的称号;或者对他的《归去来兮辞》及其得意而忘言的诗作大加赞赏。而他作品中独具一格的《闲情赋》往往被冷落一边,有的甚至把它列入不屑一提的伤风败俗的下乘劣作。清人方东树对《闲情赋》就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昔人谓正人不宜作艳诗,……如陶渊明的《闲情赋》可以不作。后世循之,直是轻薄淫亵,最误子弟。”①就连最先全面认识陶渊明作品的萧统,也把它看作是“白璧微瑕”②,并将它摒弃于《文选》之外。     

从知识分子“忧道”与“忧贫”的角度释陶渊明的《劝农》诗

(一 )关于陶澍注《靖节先生集》(卷一 )所收的《劝农》诗 ,一般多认为是表现陶渊明“农本·重农”思想的作品。在陶渊明这篇作品中 ,他对上古以来所传承的以及史书中记载的有关农业根本性和重要性问题 ,作了历史性的叙述。毫无疑问 ,在他的意识中 ,与“农”有关的思想是极具重要价值的。阅读“四言·六章·每章八句”的组诗 ,尤其是基于第六章的“躬耕批判之说”。所得出的结论 ,更是有一种唐突之感 ,为此在历来的陶诗读书史中 ,曾有“倒叙”、“反言”、“歇后语”等各种评论。本文根据《劝农》诗的具体形成和前辈诸家对此所作的评论以及陶…     

古代朝鲜文人拟次李白赋作论析

古代朝鲜文人对李白的《悲清秋赋》、《愁阳春赋》、《惜余春赋》、《拟恨赋》和《鸣皋歌送岑征君》均有拟次.李白的原作洒脱自如、气势奔放,虽抒发不遇之叹,但表现出傲世独立的昂扬精神.古代朝鲜文人的拟次创作有亦步亦趋者,亦有别出机杼者.总体上,古代朝鲜文人的拟次创作在忧叹时命的同时,流露出其根本的用世之心,在艺术上虽不及李白原作的大气磅礴、雄奇浪漫,但也别具特色,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朝鲜朝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以《酒赋》、《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

闵齐仁是朝鲜朝中期文人,《立岩集》收录其赋作16篇.以其《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从题材内容、典故化用和新儒学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对其赋作创作的影响以及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从中不仅反映出朝鲜文人创作与中国文学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出闵齐仁“文以载道”的家国意识.     

《闲情赋》,陶渊明的游戏之笔

陶渊明留存的诗风一百多首，却以平谈自然之风卓立于大家之林。其赋现存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虽仅三篇，亦令人为之侧目。其中，《闲情赋》更引起了一场文坛公案。其缘起是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的一段话：“白壁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此言一出，遂成千古诉讼。围绕着萧氏此言，文人持对立的两方意见，或赞成，或区对，亦有模棱两可者。由于自唐代以来陶渊明影响渐大，集矢于萧统者皆是居多，如宋之苏轼、王观国、俞文豹，明之袁宏…     

《闲情赋》论纲

关于陶渊明《闲情赋》之系年与主旨,聊陈论纲如次。此赋,非为三十岁丧偶抒情之作,亦非四十一岁彭泽致仕以后之中期作品,应是接踵《感士不遇赋》,而作于晋宋易代之晚年,即五十八岁前后;二赋为姊妹篇。关于《感士不遇赋》,王瑶于《陶渊明集》、廖仲安于《陶渊明》,皆认为作于“晚年”,值得重视。     

左思《三都赋》与西晋文坛风气

左思以诗作享誉百代,却以创作《三都赋》震动西晋文坛。从《三都赋》的创作、面世到引发“洛阳纸贵”的震动,反映出西晋文坛一代风气：其一,西晋统一的短暂繁荣激发起文人创作大赋的巨大热情,消歇数百年后,大赋又进入了繁盛时代;其二,都城洛阳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和诗赋创作中心;并兴起一种文人结集、相互标榜,以赋赠答,以写大赋为荣的文坛风气;其三,由于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西晋文坛盛行争辩、品评之风;其四,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在赋创作上追求个性化的思潮。从风格讲,左思的赋作与诗作基本上是统一于“左思风力”的。     

谈陶渊明创作《搜神后记》的三种可能性

本文提出陶渊明创作《搜神后记》的三种可能性 :( 1 )《搜神后记》 (《搜神录》)署名陶潜撰产生的年代几乎与萧统编撰的《陶渊明集》同时 ;( 2 )陶渊明有读到《搜神记》的机缘 ;( 3)陶渊明心好异书奇文是为了“自娱”和“导达意气”。     

陶渊明“嗜酒”的原因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酒诗的文人,可以说他的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在陶渊明的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陶渊明嗜酒,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社会之风;(2)世道乱世、黑暗,借酒寄情;(3)人生坎坷,借酒寻求精神寄托。     

从“曲终奏雅”到“发端警策”——论献、考制度对赋体嬗变之影响

在赋论史上,有两则文献颇有意味,一是《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言“曲终奏雅”,一是《唐摭言》卷八所载李程省试《日五色赋》中状元故事的“发端警策”,二者即“曲终”与“发端”的区别,因皆非单纯的文人创作,故而与文制发展紧密相联.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文体的形成,辞赋经典文本的树立,常与限制性写作的规范相联系.质言之,汉代献赋之功用限制与“曲终奏雅”文本形成相关联,而唐宋考赋之技艺限制则决定了“发端警策”文本特征的形成.例如献赋与考赋采取经义之方式的不同,就可印证其“曲终”与“发端”的文本差异,其中取辞与取题之不同,融织经义与点破经题之不同,以及隐用寄讽与直用称颂的不同,其义彰显.必须指出的是,献赋与考赋虽均归文制范畴,然其限制性创作对赋体的影响,则往往溢出文制,而表现出更为普遍的意义.     

早期“物色”描写的演进与三种写景风格的形成

《昭明文选》所收的赋有“物色类”,录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莲《雪赋》、谢庄《月赋》。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又说:“有物有文曰色,风无正色,然亦有声”。看来“物色类”的作品,均以物或者外境的声色状貌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其中的“物色”描写,不是为了交待人物与事件的客观环境、渲染烘托气氛而存在的辅助部分,乃是作品的题材内容。传世的古代作品中很多属“物色”一类,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此类辞赋诗文的     

“赤壁”赋图的文本书写及其意义

在中国辞赋史与绘画史上,由苏轼创作的前、后《赤壁赋》占驻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出现了大量的辞赋文本与图像文本的拟效作品,而且是历史图绘赋文作品数之最。“赤壁”作为赋与图的“母题”,其摹仿作品的图像与语象又呈现出相异与相同,这决定于读赋与读图有着不同的视角,因为图像对语象再现的共同点在物象的展示,其不同又在于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差异,其中作者的选择与需要,自然成为艺术史的一个聚焦点。从绘画史来看,这标志了文人画与山水画的成熟,从辞赋史来看,又表现出文人赋由写物到写意的变迁,其间的趋同性,正是“赤壁”赋图凸显的意义所在,而通过赋作与画作对“赤壁”情境的追摹与创造,又可于中探寻赋与图的异同及其书写意义。     

《闲情赋》之评价种种：－兼说萧统在《陶集序》与《文选》中之同价值取向

萧统与钱钟书对《闲情赋》的评价最得其实。苏轼批评昭明是因误解陶赋之“强生事”;现当代部分学人说《闲情赋》大胆敢于反礼教,是拔高其在文学思想史寂之地位,为全集“缩小”眼界之故。另通过对昭明在《陶渊明集序》中高度评价陶渊明其人其文,而《文选》仅录陶作寥寥数篇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指出：此非如国内外某些学人所说的是昭明之矛盾,而是其采取道德（功用）与审美分殊之价值取向所致。     

《闲情赋》之评价种种──兼说萧统在《陶集序》与《文选》中之不同价值取向

萧统与钱钟书对《闲情赋》的评价最得其实。苏轼批评昭明是因误解陶赋之“强生事”;现当代部分学人说《闲情赋》大胆敢于反礼教,是拔高真在文学思想史上之地位,为全集”缩小’眼界之故。另通过对昭明在《陶渊明集序》中高度评价陶渊明其人其文,而《文选》仅录陶作寥寥数篇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指出：此非如国内外某些学人所说的是因明之矛盾,而是其采取道德（功用）与审美分殊之价值取向所致。     

论陶渊明《闲情赋》的互文书写

以法国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为理论支撑,从抒情主旨、创作范式、美人意象等方面,分析互文性视角下《闲情赋》对其他文本的转化、重复等情况。通过分析发现,《闲情赋》文本内容存在三种特殊互文。它们体现在陶渊明不同作品之间、《闲情赋》与同题写作文本之间、《闲情赋》与其他前代文献之间。其中,第一种属于“内部互文”,后两种属于“外部互文”,它们共同构成了《闲情赋》的“互文性”。首先,《闲情赋》所体现的对时光流逝的焦虑感、对于知音的渴求,同陶渊明诗中惯有的抒情主旨同调;其次,《闲情赋》在标题、句式等篇章结构上基本遵循同题写作文本的范式;最后,从标题来看,《闲情赋》当归属闲邪类辞赋,但其实际的写作内容更趋向于神女类辞赋,可将其视为两种类型的结合,体现了陶渊明在互文写作上颇具创见的文思。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固本与致孝:唐宋赋作中之藉田题材书写

藉田礼是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与祭天致孝的一种朝廷政治仪式。综观历代藉田赋作,尤以唐、宋时期,赋家多承袭潘岳《藉田赋》,且在崇尚帝王尊严与权威之科考制度影响下,最能宏扬天子"固本"与"致孝"之封建文化意义。唐代李蒙、阙名和石贯《藉田赋》,阙名《千亩望幸赋》和王棨《耕弄田赋》,赋作多以精简之律赋艺术手法,铺陈天子藉田之排场和过程;而宋代王禹偁《藉田赋》、李廌《藉田祈社稷赋》和杨杰《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多清新之散文笔法,详述藉田礼制及方位,其多元之形式内涵与风格,确实具有传承与拓新之时代意义。唐、宋藉田赋之内容与体制虽异,却多具有颂扬帝王"劝农固本"与"祭祖致孝"之文化意涵。是以本论文拟解读唐、宋八篇藉田赋作,从藉田礼制之视界加以探索,说明唐、宋藉田礼制创作之时代背景,强调"固本"与"致孝"有其一脉相承之文化传统。从赋家颂赞天子耕藉礼仪中,诠释其丰富多元之审美风格,进而肯定藉田赋作之时代意涵及其文献价值。     

《雅》、《颂》的价值取向与英雄神话

《诗经》中的“雅”、“颂”和中国古代的英雄神话，虽然一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出自文人之手；一为浪漫主义的典范，为群众的创作，但它们有着一致的价值取向，即表现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功业意识和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本文对此作了深刻的比较分析     

从中外乌托邦比较看“桃花源”的特征及意义

乌托邦,是人类理想社会的一种幻想,它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源远流长的.远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鸟》中的“云中鹁鸪国”,被视为“欧洲文学史上最早描写理想社会的作品。”(杨周翰主编的《欧州文学史》)五世纪,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是我国最早描述理想社会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