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素养、收入差异与农民商业保险参与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激发了农民在“医、养、住、行”等方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之对应的各类保险保障需求也随之涌现。对保险素养影响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机理进行了阐释,并使用陕西省56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选择的影响,以及农民个人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影响其商业保险参与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保险素养会显著促使农民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增加3.1%。此外,个人经济收入差异对保险素养促进农民商业保险参与并未发挥出调节作用,即提升个人收入水平并不会增强保险素养对农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采取提高农民保险素养、有针对性地开发设计符合农民诉求的保险产品等措施促进农民商业保险消费,进而促进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商业保险参与——基于CHFS2017的实证研究CSSCI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Probit模型、Ols模型、Sobel检验法以及KHB分解法,分析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财富效应与风险效应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并提高家庭商业保险保费支出以及家庭商业保险总保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信息渠道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间起到中介作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在非农业户口家庭、中东部地区家庭、资产水平较高的家庭中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普及大众金融知识教育、推动相对落后区域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渠道建设等建议。     

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分析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且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金融素养可以显著提高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家庭服务型消费支出。从区分金融素养的不同构成维度发现,金融知识更有利于促进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服务型消费支出的增长。研究还发现,金融素养可以通过金融可得性和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促进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家庭服务型消费支出的增长。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金融素养和家庭消费理论,对于激发和释放城镇家庭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异质性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城乡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讨安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运用2011—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供便利支付条件等中介效应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要进一步加强安徽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人才投资、大力宣传推广、加强监管,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长期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普惠保险、农民创业与共同富裕——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

构建了创业选择模型和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框架,诠释了普惠保险对农民创业和共同富裕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运用熵权TOPSIS法构建普惠保险指数,并采用混合回归与GMM法,实证分析了普惠保险对农民创业和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普惠保险是促进农民创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普惠保险可以通过促进农民创业,进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农民创业是普惠保险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可以分散农业经营风险,激发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创业活力,同时其资金融通功能可以为农民提供抵押担保,消除影响创业决策的实际顾虑,促使其加大对创业的投入,从而提升创业产出,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稳步增长,进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保险通过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仅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无法发挥作用。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普惠保险对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甘肃146份问卷数据

基于146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对甘肃省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农民倾向于选择以社会养老为主体的多支柱养老模式;年龄、健康状况、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家庭人均年收入、社区养老政策宣传、养老需要提高生活质量等变量对其养老模式选择意愿正向影响显著;家庭子女人数及养老需要保障基本生活等变量则负向影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LPM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乡村振兴中农民转型的普惠金融支持及其福利效应

农民转型中的普惠金融支持及其福利影响是一个重要课题。从我国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看,农村金融普惠性与农民转型程度互为格兰杰原因,具有双向互促效应。同时,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转型虽然并不存在"立竿见影"的福利效应,但长期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民转型具有福利增益效应。此外,在考虑农业现代化这一变量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都对农民转型的福利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会降低农民市民化转型的福利收益,增大其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的福利收益预期。因此,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服务农民转型既要支持城镇化进程中的剩余农业人口市民化,更要着力支持乡村振兴中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职业化。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金融交易成本与农户数字金融参与——基于距离、密度与人情成本三重维度的考察

基于2019年4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对信息通信技术(ICT)使用与农户数字金融参与的影响关系及其金融交易成本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ICT使用会显著提高农户数字金融的参与概率和参与广度,该结论在使用IV-Probit模型、控制函数法进行内生性处理、使用TPR模型克服选择偏误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ICT使用对农户数字金融参与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群体异质性,ICT使用对以收入水平低和老年人为核心的“长尾群体”数字金融参与的概率和广度的边际影响更大,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得以体现。机制分析发现,ICT使用可通过距离、密度与人情成本三重维度的金融交易成本机制对农户的数字金融行为产生影响。该研究为理解农户的数字金融行为提供了新视角,对于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家大力鼓励"双创"和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下,从普惠金融视角揭示金融服务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微观影响机制对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普惠金融理论框架,从信贷、商业保险、第三方支付三个维度衡量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拥有中低财富水平的家庭受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更大,在风险厌恶水平居中的家庭中保险覆盖面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支付便利性的促进作用则更明显。上述结论表明,提升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均有助提升家庭创业水平。     

金融普惠逻辑、数字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普惠逻辑,使用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发现,数字化金融普惠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维度与功能间具有异质性,数字支付、小额保险、网络信贷缩小差距显著,而小额理财、小额投资、信用服务等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门限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0.862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反之亦然。由此提出通过农村数字化转型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优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普惠水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城镇化的对接等政策性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

文化消费是我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释放居民文化消费潜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满足居民美好文化追求的关键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均有利于推动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以及区域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脱贫摘帽地区内生发展的效应测度与动力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突破脱贫摘帽地区长期面临的金融排斥困境,对于提升内生发展动力、降低脱贫后返贫的隐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脱贫摘帽地区县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脱贫摘帽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内生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脱贫摘帽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地提升了内生发展动力,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提升东中部脱贫摘帽县域、人力资本水平和信息化水平较高的脱贫摘帽县域的内生发展动力;(3)促进产业规模化以及城镇化发展是脱贫摘帽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内生发展动力的主要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G M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

基于中国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同时检验传统金融发展、消费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传统金融发展、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表现为遮掩效应。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同时还应推动传统金融转型、刺激消费,推动科技创新,形成一条可持续的实体经济发展道路。     

政府推广、金融素养与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的农民行为响应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陕西省690户设施蔬菜种植户购买“银保富”大棚损失险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保险政府推广与农民金融素养对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农民行为响应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政府推广显著促进了农民购买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但政府宣传推广农业保险政策与农业保险产品的力度有待提升;金融素养对农民购买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农民金融素养的总体水平相对较低;金融素养在政府推广影响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农民行为响应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配置的传导机制及效应

商业保险兼具风险管控与财富管理双重功能,是家庭安稳和家庭幸福的重大选项。基于社会互动视角,根据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探讨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配置的传导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总体看,社会互动与家庭商业保险配置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变换度量指标以及变换回归样本之后,结论依然稳健。分样本看,社会互动仅对处于一线（准一线）城市、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较高（受教育时间不小于15年）以及位于东部沿海区域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正效应。金融素养在社会互动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地,内生式社会互动显著提升了家庭的金融知识水平,情景式社会互动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二者分别提升了居民对于商业保险的信息知晓度与信任度,从而推动家庭参与商业保险,金融信息传递与金融产品信任是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重要传导机制。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创造良好的社会互动氛围,提高社会互动质量;提升商业保险产品与家庭保险配置决策的适配性;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强政府对社会互动的推动引领作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对社群经济的智慧监管与约束。     

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研究

基于2011—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粮食生产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起到显著正向作用，且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的作用在东西部地区表现较为明显，中部地区则作用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城镇化路径作用于粮食生产，表现出正向传导效应。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良好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提高农户金融素养，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推动粮食生产保质增效。     

外出务工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着重对流动因素(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资本因素中的外出务工收入(打工收入)对农民食品消费倾向、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以及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对食品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效应,对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收入对耐用品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贡献在所有收入变量对耐用品消费的贡献中比重最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对食品消费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外出务工收入对不同类型的农民消费倾向具有不同的影响。     

商业保险与家庭储蓄行为CSSCI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两期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对其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对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程度越深,抑制效应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商业人寿保险的边际效用大于总的商业保险,而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还显示,家庭幸福感在商业保险对家庭储蓄的抑制作用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商业保险对于家庭储蓄的抑制效应在东中部地区、农村地区、户主拥有中高等教育、偏好风险的家庭中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