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

考察外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对于研究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中，防卫行为须具有必要性与相当性就是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根据不同的防卫种类，规定不同的限度条件。例如，美国刑法把正当防卫分为四类。即:自身防卫、防卫他人、防卫财产和执法防卫，并针对不 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防卫限度。     

新刑法正当防卫制度修改的得与失

文章比较了我国新旧刑法典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指出经过修改，正当防卫的概念更趋规范、科学；放宽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有利于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确立了无限防卫权，强化了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同时也埋下了公民防卫权滥用的隐患。     

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与突破

新刑法对正当防卫的制度作了重大修改,放宽了公民正当防卫的限度,增加了对某种特定暴力犯罪实行无限防卫的规定。此次修改是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和立法上的重大突破,它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无限防卫权的设立,是非常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只要我们正确、恰当地行使,就能避免无限防卫权的滥用,达到刑法规定无限防卫的目的。     

论特殊防卫的性质

当前,社会各界对正当防卫和防卫限度问题正在开展新一轮反思。针对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防卫行为,学界的称谓千差万别,主要有无限防卫(权)、特殊防卫(权)、无过当之防卫、预防性正当防卫等。从语言逻辑关系和刑法条文规范表达的角度看,"特殊防卫"的称谓更符合第3款关于防卫限度的特殊规定。第3款内容在实质侧面受正当防卫认识、防卫限度要件的约制,在形式侧面符合规范用语的体系表达,不是第1、2款内容的拟制性规定,而是提示性规定。防卫的权利性质受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范式的影响。在我国弱的权威主义和法律家长主义的影响下,特殊防卫带有明显的义务性质,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论正当防卫过当的界限

正当防卫,是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合法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国家鼓励任何公民为了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适当的防卫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遇到不法侵害不敢实行正当防卫,或者把非正当防卫当成是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有的人把一些本来是属于正当防卫的合法行为,错误地定为防卫过当,甚至把个别见义勇为的英雄,错误地定为“罪犯”,处以刑罚,以致严重影响了群众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因此,正确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仍是当前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试论正当防卫构成条件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权利和手段,但因实践情况复杂,防卫性质在判定时往往难以做出明确的界定,所以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分析防卫行为的目的、时限、对象和限度,对于正确地对防卫行为定性,辨析罪与非罪的界线,正确适用法律意义重大.     

对无限防卫权的质疑

在新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增加规定第3款后,我国刑法理论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此款规定表明,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实施防卫在防卫手段和限度上没有要求,此规定为无限防卫权。笔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此款规定并非无限防卫权,而应为特殊或特别防卫权。     

防卫限度的历史演变

考察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在中外刑法上的历史演变过程,对于把握正当防卫制度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上,国家在对正当防卫的强度问题上,都经历了从限制过宽到限制较严,再从限制较严到放宽限制这样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演变过程。是正义的力量促使人们拿起防卫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是理性的力量促使人们在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时又提出了各种限制性条件,又是邪恶的力量迫使人们在对防卫限度作出反思后又放宽对防卫强度的限制。     

我国刑法中不存在无限防卫权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对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正当防卫作了特别的规定。学者们普遍认为这在我国确立了无限防卫权 ,并对其是否具有正当性进行了争论。本文作者认为 ,首先应当澄清的是 ,本款规定是否确立了无限防卫权。进而从防卫权的起源与本质、影响防卫权范围的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 ,认为我国刑法的规定并不是“无限防卫权”,也同样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它与一般正当防卫的区别在于对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不同。     

“正当防卫”司法偏差的常见情形及原因简析

为了鼓励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以使多种合法权益免遭侵害,我国刑法第17条为正当防卫提供了对不法者具有威慑力的法律依据:“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危害的,应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在实际生活中,尽管为了公共利益、他人的人身等各种权利免遭不法侵害,实施了正当防卫而未进入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并不少见。但是,公民若为了自己的人身和其他合法权益而对不法侵害者实施正当防卫并最终被裁判为合法者的,却十分罕见。究其原因,存在着正当防卫的司法偏差,是主要原因之一。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绕航的法律适用

现有的国际海上运输法律对地理上的绕航无有统一的界定标准，在法律实践中绕航的合理与否应既考虑到是否符合承运人和全体货主的共同利益，也考虑到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和当事人的事先约定。不合理的绕航导致与其具因果关系的实际损害及构成重大违约，承运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略论一般累犯构成的时间条件

我国新刑法规定一般累犯构成的时间限制条件为 5年 ,笔者认为 ,该规定是不充分、不合理的 ,一般累犯的构成时间条件不应受到任何限制 ,建议立法机关适时取消该限制条件     

我国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的规定述评

破产界限是破产法中最基本、最关键的核心问题之一。各国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的规定有列举主义、概括主义、折衷主义三种立法体例。我国破产法采用概括主义立法体例,符合现代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立法体例的主流趋势。我国新破产法规定的破产界限为支付不能并且债务超过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十分严格。这一规定摒弃了我国旧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规定的弊端,实现了不同所有制各类企业法人破产界限的统一;既借鉴了西方国家破产界限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概念,又创造性地突破了传统破产界限的立法规定,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正确的立法价值取向,有利于协调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后法优于前法”规则适用难题探析

"后法优于前法"是与"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相并列的法律适用基本规则之一。中国《立法法》第83条的规定,既是中国法律首次对"后法优于前法"规则的明文确认,也是首次对"后法优于前法"规则适用条件的设定。但在实践中,规则的适用并非是一件易事,尤其在以下三方面还存在较大争议和分歧:第一,在特殊情形下前法与后法的界分;第二,规则适用条件之具体内涵;第三,该规则与其他基本适用规则碰撞时应如何选择。通过对这三个事关规则正确适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分析,用以推进对这些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的研究。     

论中国刑法的国际化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种犯罪活动也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国际社会为打击这些犯罪活动颁布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国不但注重通过制定国内刑法来打击这些犯罪活动,同时也注重国际方面的合作,将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接轨,即中国刑法的国际化。这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洗钱犯罪和反酷刑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防卫过当”与“无过当防卫”的构成

“防卫过当”和“无过当防卫”是正当防卫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刑法增加的“无过当防卫”内容,有利于鼓励人们进行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无过当防卫是一对对立的概念,无过当防卫实质上是对防卫过当范围的限制,正确认识防卫过当和无过当防卫在主体、对象及主观方面的不同,从而正确区分,对于正确适用正当防卫有着重要意义     

对正当防卫主观条件的反思--从一则案例谈起

保护"非法利益"的防卫行为能否构成正当防卫,这一问题不仅在犯罪客体复杂性的视角上有厘清之必要,而且即使就单纯的保护"非法利益"的防卫行为而言,也可以构成正当防卫.通过对正当防卫的法条、相关理论、实质、立法价值取向以及正当性标准的剖析,对正当防卫主观条件的传统理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挑战.     

风险刑法理论下抽象危险犯的合理规制

伴随风险社会理论的产生,在刑法学界提出了风险刑法理论,以预防风险为目的的处罚的早期化是显著特征。而在风险刑法理论背景下,又出现了扩大抽象危险犯的主张。尽管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有一种理论上的支撑关系,但实际上各自有其独立的社会基础,只是这种独立的社会基础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性。因此,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刑法应当以谦抑为精神,其保障法的地位不能动摇。当然,不能否认社会危险的增多,但又不能以此为借口盲目扩大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应该持理性而冷静的态度,从现实出发,从刑法保障人的利益的视角考虑,尽量借鉴该理论与国情符合的方面来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适时地、合理地肯定抽象危险犯在我国刑法中的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并进行合理规制。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 文化探析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以儒家为代表的“重民”思想和法家“一刑”思想发生发展的产物。它既是“庶民”“无奈”的政治诉求 ,也是封建君主所着力营造的氛围 ,其目的在于维护“君”的利益和统治 ,而非“庶民”的基本权利。“君”的例外以及各级官僚和贵族仿而效之 ,使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可能真正得以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