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树木保护法令初探

着重梳理元明史料中对树木保护的政府法令与有关记载,并与前代有关记载进行比较研究。在基本肯定元明两朝总体继承了中国传统树木保护法令体系的基础上,剖析出元明在此问题上展现出的不同一面。元代对农业树木的保护更加重视,颁布了大量有关法令。而这在一定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内亚草原文化的生态主义色彩。而承袭蒙元帝国政治遗产的明朝,由于北京特殊的地缘位置,在颁布帝陵和北方边防林木保护法令的问题上更为重视。而这些元明两代树木保护法令上的不同面貌也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由明代绘画中的“树木护栏”图样,我们也能直观地看到这一时代树木保护法令的具体执行情况。最终从树木保护的角度来阐释元明时代在国家政权和社会发展两个层面的继承和变革。     

论唐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

唐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繁荣时期,也是传统生态意识演进的重要阶段。唐代帝王某些诏书在布告国家大政方针的同时,也蕴含着有益的生态意识,表现为“至和育物、大孝安亲”的生态和谐意识,“常慕好生之德、固无乐杀之心”的生态保护意识,“必资树艺、以利于人”的生态经营意识。在天人合一观念、社会思潮、重农思想的综合影响下,该时期帝王诏书中生态意识带有显著的时代特色。     

从法令规制的角度看日本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利用——二战前日本文化财保护制度的成立

通过简要回顾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相关法令的修改过程,从日本文化财保护制度的发展历程出发,对文化财保护法律的产生背景、主要特征、内容和意义进行初步探讨。阐述了当时文化财保护制度对日本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积极作用。     

周代的生态保护及其启示

文献资料充分显示 :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周代不仅诞生了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 ,而且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生态保护法规 ,但是 ,在通常认为根本构不成生态问题的上古时期为什么对生态问题如此重视 ?如此完善的生态保护体系 ,对于生态保护由理论探讨推向社会实践的今天会有怎样的启迪呢 ?     

生态保护产业及其集群发展战略研究——以张家界生态保护区为例

基于生态保护区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效益”难以统筹,首次提出“生态保护产业”概念,并在论述其内涵、特性和业态的基础上,以张家界生态保护区为例,阐明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产业集群构建,以及推进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的自然、经济、社会及人的生态化等“四化”支撑战略。     

生态价值观及其实践意义

对生态价值观独特的哲学意蕴进行探讨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探究了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涵之后 ,对其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价值观的关系进行了辨析 ,最后指出生态价值观对指导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的生态世界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的状况大致表现为:其一,《诗经》学著作大多亡佚,存世者甚少.其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诗经》主旨、音义、典章与词汇的阐释,这与唐代科举需用《诗经》著作有密切关系.其三,《诗经》学著作中,既有对《毛诗传笺》内容的承传,又有对其解说的否定.另创新说,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与时代特色.其四,《诗经》研究者中有不少人既是学者,又是老师,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传授给学生,文脉赓续,形成优良的诗学传统.其五,孔颖达主撰的《毛诗正义》,具有里程碑式的杰出《诗经》学成果.《诗经》所开创的现实精神与比兴艺术优良文学传统,直接滋养了唐诗“丰神情韵”的思想与艺术精神.     

沈国舫生态保护和建设学术思想研究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对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系统研究也逐步加强.沈国舫先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长期在林业、生态、环境领域开展理论研究和政策咨询,在生态保护和建设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他认为生态保护和建设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础,应从客观发展规律和我国本土特色出发,提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综合措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分类施策.这为我国生态和环境领域的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实施和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决策支撑,为我国生态保护和建设事业贡献了具有针对性的、值得借鉴的新的理论和方法.     

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尺度与进展

文化生态保护是当下理论界和政府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适宜的研究尺度对加强文化生态保护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宏观尺度研究文化生态系统、文化多样性,中观尺度研究特定区域、民族的文化生态变迁与保护,微观尺度研究文化生态因子的发展、变迁。立足于中观和微观尺度,以宏观尺度为指导,坚持保护第一和可持续利用原则,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是文化生态保护研究的主要趋势。     

论我国生态保护立法及其完善

当前,我国的生态保护立法处于一种割裂状态,未能按照生态系统管理的思想对生态保护做出统一、协调的规定,现行环境资源法律在立法指导思想、立法目的、立法原则、法律制度、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有待完善.完善我国的生态保护立法,应首先确立生态系统管理立法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由生态保护综合性基本法和各种涉及生态保护的单行法(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特定自然区域保护法、各类型生态系统保护法和提供各种生态保护手段的单行法)、区域(流域、特定地方)生态系统保护法、生态保护标准共同构成的内部协调、外部统一的法律框架.     

马克思的生态劳动实践观及其现实价值

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劳动实践的生态内涵,即劳动实践的生态本质、生态尺度及生态功用。从这个层面看,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就是生态劳动实践观。认真解读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态型社会规范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李林甫专权期间的御史活动及文学生态——唐代御史与文学研究之三

李林甫严酷迫害谏官、御史,既使宪司重地遭到毁灭性打击、又诱发了被政治异化的阴森恐怖的文化空气。这对盛唐文学生态影响甚大：多位作家被杀,使盛唐文学少了一批创作的主力军;专权政治使正直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呈现出集体怔忡症。盛唐前期的明媚诗风几乎音沉响绝,痛苦、无奈的悲苦之音应运而生;众多文人流落不偶,士人对盛世的期待变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诗歌正视现实的趋势迅速扩大,逐渐成为天宝诗坛的主导风格。黑暗腐败的朝政,激起文人内心的愤懑,他们将一切生活中的失意、悲愤倾注到诗歌创作中,倒成全了一代文学。李林甫专权不仅仅是政治活动,足以构成一次文学史事件。     

原生态文化的界定及其保护

原生态文化的学术界定历来存在极大纷争,原生态文化虽在概念的界定上有不严格之处,但从实践的角度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此提出原生态文化的大概念观点。只有尽快确立原生态文化著作权的立法,通过引进民间资本、借助现代媒体等手段,建立健全原生态文化保护机制,才能达到对原生态文化既保护又开发的目的。     

生态伦理的主导精神及其反拨实践方式探析

生态伦理在其理论进路中形成了内在的主导精神,成为不同的生态伦理理论形态所共有的品格,即在人类实践的当代发展所引起的人与自然的物质性关系的变化中为人类重新寻找合理的实践性生存方式。生态伦理的主导精神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和道德关怀的话语体系反映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生态伦理的主导精神反拨人类的实践方式时不是停留于对现存实践方式的事后治理,而是提倡用生态实践方式实现对现存实践方式的根本变革。     

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民俗生态保护臆说

西方文化的浸染和社会变革引起的文化断层,使当下我国民俗生态的保护和建设工作被扭曲或漠视,从而在认识与操作方面存在认知不全面、实践经验缺乏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使尊重民间生活样式成为社会的基本态度,认清血缘关系、庙会节庆、村落文化等所折射出的民俗文化机理,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在管理和指导等方面的作用,从整体上推进包括民俗生态保护在内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     

生态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的关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是个有机的生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环境因素所形成的场对其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的关键就是构建和保护适宜的生态场.具体地说就是:构建意识场,通过宣传和教育改变人们的文化观念,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营造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环境;恢复生活场,恢复和保留有关生活习俗、信仰仪式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基础;优化文化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优化文化的运作环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改善物质场,进行多渠道投入,探索新的运作方式,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物质环境;保护自然场,重视自然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保护美丽、富有特征的自然环境.     

语言文化的生态保护研究--兼谈藏语言文化的生态保护

语言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生态语言系统,生态语言系统与其他系统一样处于动态平衡之中.藏语作为藏族人民的主要交际工具,在传承和发展藏文化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等种种原因,藏语的社会功能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保护民族语言,保存其所负载的历史文化遗产,已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实践证明,双语教育是一条有效的可行之路.实行双语教育,既能达到保护民族语言的目的,又不影响少数民族与外界的沟通,从而可以实现语言和文化的良性循环.     

论唐代边塞诗及其繁荣原因

本文认为唐代边塞诗的繁荣,是我国诗歌艺术经过长期积淀,发展到鼎盛时期的结果。唐代边塞诗是我国历史上国家空前大统一,民族大团结,以及人们勇于赴边、保卫祖国的时代精神的产物。文章还对所谓的“民族矛盾的产物”、“唐玄宗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产物”等观点作了辨正。     

唐代上层社会节俭消费方式的倡导及实践

唐代各阶层消费自始至终交织着节俭与奢侈两种方式。大致以开元、天宝年间为期,此前各阶层消费方式以尚俭为主,此后则靡然向奢。着眼于社会稳定与风俗养成,上层社会把勤俭节约作为治国的一个重要方略而大力倡导。在力倡节俭、遏制奢侈方面唐代上层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尤其在节俭消费习俗的纠偏、禁奢制度的跟进以及示俭消费行为的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当代及后世的俭约治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