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家庭创业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为例

基于731个甘肃城乡家庭样本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家庭创业水平的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平均家庭创业发生率为12.45%,整体创业活跃程度不高,城镇家庭创业发生率高于农村家庭;家庭创业主要受到家庭净资产、户主年龄、劳动力比例以及家庭所处社区商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城乡间金融发展水平和相关社会保障体系的差距可能是导致西部家庭创业水平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提出了提高金融发展水平,缓解创业融资约束;完善金融资源分配制度,促进金融与产业发展的有效对接;改善商业环境,形成创业集聚效应;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有效分散创业风险等政策建议。     

非正规就业、未来预期与家庭消费结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非正规就业会通过户主的未来预期影响家庭的消费结构与消费升级。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非正规就业促进了家庭生活消费、其他消费以及消费升级,抑制了家庭理财消费,户主对未来的预期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引入区域、城乡、性别和婚姻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规就业对家庭非理财消费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农村、户主为女性和不在婚的家庭中更大,而对家庭理财消费的影响则在东部地区、城镇、户主为男性和在婚的家庭中更为突出。研究建议：重视非正规就业对家庭非理财消费的积极影响;在健全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制度上,既要考虑全国的一般性,也要兼顾区域和城乡的差异性,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从而更好地提高施策效果。     

武陵山片区旅游减贫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要素类型和县际差异的视角,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检验了武陵山片区2011、2014和2016年旅游综合收入、3A及以上景区、乡村旅游对各县市区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比的影响,并分析了各旅游要素减贫效应异质性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旅游综合收入对农民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递减;3A级景区的收入带动效应总体上具有城镇偏向性,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负向影响逐渐增强;4A级景区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但带动效应的城镇偏向性逐渐增强;5A级景区对农民收入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强度最大,城镇偏向性先减弱后反弹;乡村旅游扶贫成效逐渐显现;各旅游要素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十分明显。     

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基于湖南省革命老区的实证检验

基于互联网OTA平台景区销售数据综合测算县域旅游发展水平,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2019—2021年湖南省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扩大-缩小-扩大”的“N型”趋势双重门槛效应;在同一发展时期,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略高于城镇居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作用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发达县旅游发展更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县域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旅游发达县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据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旅游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多元化产业振兴机制并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发挥旅游联动效应,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我国家庭股市参与的南北方差异研究

家庭股市参与作为一种重要的家庭金融行为近年来备受关注。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适应性行为分析，研究我国家庭股市参与行为的南北方差异。以纬度、降水量以及水稻小麦产量差三个标准划分南北地区，通过对家庭参股情况的横纵向对比发现，在不同的南北方划分标准下，南方家庭的股市参与率均大于北方家庭；构建Probit模型，结合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研究，也得到相同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幸福感、股票盈亏、基金盈亏、金融理财总价值、股票型基金市值、家庭自有住房数量、户主年龄以及户主学历对家庭股市参与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健康状况对家庭股市参与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

2006年至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保持在0.4-0.6区间,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后劲乏力。相关面板数据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表明:在消费视角下,全国层面和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现金支出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影响为正向,对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地区人均GDP对全国层面和各大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向,普通高中在校人数对全国层面和各大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建议结合地方实际,制定新型城镇化推进方略。     

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货币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现阶段,我国超过1/3的家庭负有债务,家庭债务异质性特征明显,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微观家庭的债务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货币政策对债务异质性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家庭群体中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效应,负债家庭和无负债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不尽相同;城镇家庭的消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家庭,且负债家庭的城乡差异明显高于无负债家庭。另外,无论何种类型的家庭,货币政策对食品、衣着和居住消费的影响都要大于其他消费,对文化娱乐消费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     

老龄化视角下家庭商业保险持有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FS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到来,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商业保险作为其中的支柱力量,需要受到足够重视。分别运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从家庭基本特征、经济特征以及外部环境3个因素出发,对城乡家庭商业保险持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健康状况、年收入及房屋租住6大因素对各类家庭均具有显著影响;从城乡样本来看,城镇家庭更易受到婚姻、负债及风险偏好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村家庭更易受到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     

孩童抚育对我国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的数据,详细探察了孩童抚育对我国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研究发现,孩童抚育将显著提升我国城乡家庭消费支出,且对农村家庭影响更显著。每多抚育一个未成年孩童,城镇家庭总支出将显著提升9.34%,而农村家庭增幅高达13.9%,其中抚育12~17岁中学学龄孩童对城乡家庭支出影响最大。进一步研究显示,抚育孩童对家庭教育支出影响最大,且将显著降低城乡家庭人均支出水平。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收入差距的新趋势——基于雇佣合约的视角

我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多样.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基于回归、分解和倾向值匹配等方法展开实证分析,考察在不同雇佣合约下工人收入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进一步区分不同雇佣类型工人的收入差距是市场有效性的反应还是市场分割带来的租金.回归结果表明,雇佣合约期限与收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不同雇佣合约关系下的工人收入决定机制存在差异.进一步的分解发现,在均值和不同分位数上分割效应对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始终高于禀赋效应,即不同雇佣合约类型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本文还采用分层倾向值匹配去除可观测的样本选择偏差,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不同雇佣合约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收入差距这一结论.     

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与趋同——基于强度与因素视角的分析

本文基于强度变化和影响因素视角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特征及趋势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具有显著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持续升级特征,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先行于农村居民,现阶段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强度相对更大;收入和价格因素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影响效应,收入因素的总体影响相对更大,并且每种因素对城镇和农村居民具体消费支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与收入差距缩小,将会推动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与趋同,进而促进我国消费总量增长。因此,需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加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退休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差异与机制

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考察了户主退休经历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退休经历显著降低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其中家庭消费支出的大幅度降低主要源于衣物消费、住房消费、耐用品消费与交通通讯消费的变动。这一结果在选择不同带宽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基于不同退休年龄、不同退休群体进行反事实检验后均得到一致的结论。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退休经历会降低家庭收入、增加户主居家活动时间与抑制认知能力,从而影响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退休政策对低收入、低人力资本与低社会资本家庭产生更为明显的消费冲击。     

江苏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性研究

以经典ELES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信息消费函数,从信息消费水平和信息消费结构两个层次对2001—2011年间江苏省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信息消费变迁及城乡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显示:信息消费作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在城镇和农村都已成为最具潜力的消费领域;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水平差距大且都呈增长趋势;对比城乡的信息消费函数发现,城镇的基础信息消费为正值,农村的基础信息消费为负值;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均小于农村居民。这表明城乡的信息消费处于不同的消费周期,城镇居民对信息的依赖更高,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则对收入更为敏感,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对信息消费差距有乘数放大效应。     

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

以互联网依赖理论为基础,借助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库,采用STIRPAT模型和Bootstrap链式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依赖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及链式中介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差距与消费升级在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中具有显著的直接中介作用。但是,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的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即互联网依赖通过收入差距的缩小造成消费升级减缓,进而降低碳排放。在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政府应协调处理减排与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的关系,推进差异化减排策略,倡导低碳型消费模式。     

长期护理保险、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消费——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且家庭养老负担不断加重,可能会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如何在维持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同时促进家庭消费,是我国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四期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护险政策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城镇和东中部地区受政策冲击影响更大,并且效应呈扩大趋势;中介效应清晰揭示出“长护险政策—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消费”这一传导机制。文章识别出长护险政策与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有助于发挥长护险的健康效应和经济效应,为进一步深化医疗体系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间接碳排放: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面临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的双重危机，我国在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绿色低碳产业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家庭这一重要能耗部门的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状况，对于探寻家庭碳减排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占据家庭主要能源消耗的间接用能为代表，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基于消费生活方式法测度了家庭间接碳排放量，并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法共同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间接碳排放的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基于家庭所在地区、城乡类别以及收入水平差异这三个视角，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间接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互联网使用正向促进了家庭间接碳排放，对享受型消费碳排放和发展型消费碳排放的增加效应最为显著，而对生存型消费碳排放则没有明显的影响。其次，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网络购物这一中介变量对家庭间接碳排放产生正向影响。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间接碳排放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作用强度从中部、西部到东...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