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     

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滞后还是超前？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利用181个国家1987年以来的数据，研究了不同国家生育与经济关系变迁过程及模式。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家生育水平的下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生育水平下降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同步发生只存在于少数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但生育水平却在持续下降，甚至低于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中国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生育率在经济腾飞的早期就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而且在生育下降到较低水平二十多年后才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一方面，未来中国需要警惕生育水平继续下跌或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生育水平依然有继续下跌的风险。     

中国低总和生育率分析简

针对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现实,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从政策性、婚姻结构性、经济和文化等影响低生育率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讨论了低生育率对中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造成的后果,提出提高离婚成本、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强化男女角色分工等建议。     

安徽省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及变动研究

以我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历年统计数据,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剖析安徽省妇女生育水平现状和发展趋势,探析生育模式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安徽省虽早已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生育水平起伏较大,存在着反弹势能,且皖北、江淮和皖南三大区域之间生育水平发展不平衡.当前全省应当平稳推进现行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能力,不断优化人口结构.     

浅谈中国人口状况及对世界人口的影响

近 30年来 ,中国人口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在波动中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向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接近。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 ,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较好的人口环境 ,也为减缓世界人口的增长态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对世界人口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实行生育限制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2014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会后根据与会者的共识形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1]。建议书的主题是: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认为在人口新常态下,生育限制的理由已经不存在。新的人口常态包括:生育水平长期走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城市化程度不断上升、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瑞利幼妇比方法在我国生育率估计中的应用

本文阐述了瑞利幼妇比方法在我国生育率估计中应用     

我国省内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差异及原因探析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五普”等资料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我国省内省外的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内流动人口比省外流动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高,两者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45．47‰与34．17‰,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15与0．817,终身生育水平低,省内流动人口的二孩及多孩率低于省外流动人口;因婚姻家庭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错位,是造成省外流动人口时期生育水平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并不能显示省外流动人口因家庭、婚姻化的发展而导致的生育水平上升,所以并不能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     

关于我国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的几点思考

通过回顾梳理现存文献和进行国际比较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且现行生育政策仅能有效控制大约6%的育龄妇女。在低生育水平已持续了近20年、理想子女数大约仅为2个孩子、现行生育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控制作用大大减弱的情势下,未来维持低生育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只要能够有效控制各类人群的第三胎生育,推行现行生育政策与＂放宽二孩、杜绝三孩＂的生育政策之间差别就不会大;而如果超生是某些人的特权,就既会大大降低生育政策的公信力,也不利于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     

独生子女夫妇生育预测问题讨论

就夫妇为独生子女的情况,对以下3个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1）年龄孩次递进生育率模型及用Exel计算的公式;2）三种获得独生子女年龄分布的方法及推算单、双独家庭妇女的年龄分布概率;3）一些地区符合政策可生育2孩妇女的2孩递进生育率水平。通过讨论帮助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干部把握独生子女夫妇生育问题对人口的影响。     

“经济新常态”下的计划生育转型发展

原先以控制人口增长为主要工作目标的中国计划生育管理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计划生育工作必须转向生殖健康服务,成为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这才是计划生育发展的出路与新路。机构改革为计划生育工作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计划生育工作转型的新思路包括计划生育服务公共化、生育政策科学合理化、技术服务对象需求化、生殖健康内容全程化、管理工作形式多样化等。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城乡、性别差异下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二孩生育意愿作为了解生育二孩行为的重要指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复杂性导致已有研究结论的差异甚至冲突。使用广东省一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开展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二孩生育高意愿的产生路径进行比较,发现四组人群存在明显差别,城市女性出现高生育意愿的比例显著低于另外三类人群;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不同组合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有老人帮助"是绝大部分人群生育二孩的核心条件,幼儿照护的压力不容忽视;"理想子女数量"是四组人群高生育意愿的必要条件,凸显生育意愿的内生性。     

鼓励“全面二孩”: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全面放开二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人口学后果?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人口学界和社会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一年的实际效果表明,虽然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标准的目标人群规模庞大,但发生实际二孩生育行为的潜在人群规模却相对有限。仅仅允许全面生育二孩不仅不足以使生育率回升并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而且有限的人口增量对我国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作用也将十分有限,只有鼓励全面生育二孩才是应对之策。长远看来,鼓励全面生育二孩将会是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选择

中国的人口经济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经济新常态同时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和"潜在风险",其中一个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问题是来自人口方面的变化,包括劳动力短缺和老化、持续低生育率和快速老龄化。人力短缺问题已经逐渐上升为主导性的新人口问题。如果说"生产力压迫人口"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么"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将日渐突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是"低生育率人口问题",低生育率趋势不仅将长期化,而且将内卷化,卷入"低生育—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提出全面鼓励二孩应该成为紧迫的国家选择。     

数字

3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8月6日指出，中国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降至1．8左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要低1．2～1．3，这一变化使得中国少生了3亿人。     

女性社会地位与总和生育率

在审视现有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指标体系并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出新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依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对全世界36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女性社会地位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对最不发达国家进行了补充性分析。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一个国家的妇幼医疗保障水平对该国生育率的变动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南充市城区已婚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2018年4—5月在四川省南充市城区采用便利抽样,以已婚且未育或已育一个小孩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匿名问卷,以面对面的形式收集资料,了解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南充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为南充市的人口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在213名调查对象中,56人(26.3%)有二孩生育意愿,140人(65.7%)无二孩生育意愿,17人(8.0%)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南充市被调查者的理想子女个数均值为1.46,意愿子女个数均值为1.27。不同文化程度(χ2=7.512)、配偶月收入(χ2=12.641)、理想子女数(χ2=66.401)、一孩性别(χ2=5.441)的育龄妇女间二孩生育意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第一个孩子性别为女孩(OR=2.641,P=0.021)、丈夫月收入越高(OR=1.761,P=0.028)、理想子女数多于1个(OR=29.040,P<0.001)的育龄妇女更有意愿生育二孩。南充市城区二孩生育意愿处于较低水平,经济收入、理想子女数、一孩性别会影响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全面二孩政策对于促进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效应有限,应当建立相关的配套政策,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