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与家庭储蓄行为CSSCI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两期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对其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对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程度越深,抑制效应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商业人寿保险的边际效用大于总的商业保险,而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还显示,家庭幸福感在商业保险对家庭储蓄的抑制作用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商业保险对于家庭储蓄的抑制效应在东中部地区、农村地区、户主拥有中高等教育、偏好风险的家庭中作用更大。     

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配置的传导机制及效应

商业保险兼具风险管控与财富管理双重功能,是家庭安稳和家庭幸福的重大选项。基于社会互动视角,根据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探讨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配置的传导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总体看,社会互动与家庭商业保险配置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变换度量指标以及变换回归样本之后,结论依然稳健。分样本看,社会互动仅对处于一线（准一线）城市、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较高（受教育时间不小于15年）以及位于东部沿海区域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正效应。金融素养在社会互动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地,内生式社会互动显著提升了家庭的金融知识水平,情景式社会互动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二者分别提升了居民对于商业保险的信息知晓度与信任度,从而推动家庭参与商业保险,金融信息传递与金融产品信任是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重要传导机制。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创造良好的社会互动氛围,提高社会互动质量;提升商业保险产品与家庭保险配置决策的适配性;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强政府对社会互动的推动引领作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对社群经济的智慧监管与约束。     

互联网使用与农村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效应——以陕西915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为解决农村信贷难题迎来新机遇。基于陕西915份农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Heckman两阶段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及存在问题,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降低正规信贷约束的发生概率,并且对农村“长尾群体”正规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但“精英俘获”现象仍然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约束、金融知识水平和家庭非农收入均在互联网使用缓解家庭正规信贷约束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应当拓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着重提高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的互联网普及和普惠金融教育。     

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在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总资产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对农户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互联网金融的不同参与形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其中,互联网支付通过优化支付环境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家庭总资产较低的农户的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参与率、优化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和缓解农村家庭流动性约束,以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商业保险参与——基于CHFS2017的实证研究CSSCI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Probit模型、Ols模型、Sobel检验法以及KHB分解法,分析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财富效应与风险效应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并提高家庭商业保险保费支出以及家庭商业保险总保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信息渠道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间起到中介作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在非农业户口家庭、中东部地区家庭、资产水平较高的家庭中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普及大众金融知识教育、推动相对落后区域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渠道建设等建议。     

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家大力鼓励"双创"和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下,从普惠金融视角揭示金融服务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微观影响机制对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普惠金融理论框架,从信贷、商业保险、第三方支付三个维度衡量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拥有中低财富水平的家庭受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更大,在风险厌恶水平居中的家庭中保险覆盖面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支付便利性的促进作用则更明显。上述结论表明,提升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均有助提升家庭创业水平。     

信贷约束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Tobit模型研究信贷约束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对城乡家庭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信贷约束增加了城镇家庭的储蓄占比,但降低了农村家庭的储蓄占比;面临信贷约束的家庭高风险资产投资和低风险资产投资的占比均降低,且农村家庭的降低程度更大;信贷约束会降低城乡家庭的借出占比。信贷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度。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发布的国民金融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金融素养整体有待提高.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成为居民获取各类信息的重要途径.然而,相关文献却鲜有关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为此,利用CFPS2014调查数据,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居民金融素养,且对高级金融素养的提升作用更大,部分结论在CFPS2018调查样本中依然成立;(2)互联网使用对初中、高中及大专学历群体的金融素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所有收入群体的金融素养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学历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差异;(3)互联网使用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两条途径影响居民的金融素养.上述结论表明,应通过大力提高居民互联网的使用率、积极开展金融知识专项教育培训、着力拓展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渠道等方式,推动居民金融素养的有效提升.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

信息技术发展和居民财富水平提高使互联网等新兴信息载体逐渐成为家庭获取金融信息的重要渠道。从非风险性金融和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角度,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家庭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金融知识或金融信息关注度来影响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决定。互联网使用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员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家庭。     

互联网使用能否提高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来自江苏省471户家庭农场的实地调查证据

文章基于2021年江苏省471户家庭农场实地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搜寻或知识学习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但当家庭农场主仅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交互动时对其绩效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其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提高家庭农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和促进家庭农场品牌参与得以实现;并且,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及大型家庭农场中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进农村新基建发展,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开展家庭农场主数字和信息化技术教育培训,加强对农场自主品牌创建的激励和保护,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激励措施促进信息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落地应用。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LPM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信贷约束研究

农户特征、家庭禀赋及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约束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抑制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农户受教育水平,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收入,降低农户贷款利率水平,加强农村金融机构覆盖面,对于降低农户金融抑制程度,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具有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农户信贷约束;社会资本;结构方程模型     

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储蓄市场参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云南农村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9—2014年云南农村地区抽样调查数据,采用面板Logit和Tobit模型对农户信贷、储蓄市场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信贷市场的参与率逐年上升,储蓄市场参与率逐年下降;劳动力人口、非劳动力负担、家庭支出、固定资产支出正向显著影响信贷参与及规模,农户的消费支出、生产经营支出、税费支出、贷款利率的影响不显著;非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及支出、固定资产支出、CPI显著影响农户储蓄参与及规模;对比信贷、储蓄市场参与发现非劳动负担、农户固定资产支出逐渐成为农村金融市场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学龄化,农户的基础建设应该受到农村金融市场的重点关注。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通过影响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规模、互联网使用以及土地转出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此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广度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参与深度的提升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实现金融普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金融知识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的证据

采用2020年福建省宁德市和龙岩市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农户调研数据,结合基于工具变量的Heckprobit模型,识别农户不同金融渠道信贷需求尤其是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重点考察金融知识的影响、异质性及其调节效应。研究表明：金融知识会显著提升正规渠道、非正规渠道乃至总体的信贷需求,同时也会缓解正规渠道、非正规渠道乃至总体的信贷约束。对于信贷需求的提升以及对信贷约束的缓解,金融知识在正规渠道中的作用要比非正规渠道更为明显。金融知识缓解信贷约束的作用,在参与过技术培训或者使用互联网的农户家庭中更为明显,无论是正规渠道、非正规渠道抑或是总体上均成立。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知识缓解信贷约束的作用会在正规渠道或者总体上得到提升,但在非正规渠道上并无显著改变。     

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陕西杨凌、阎良、泾阳467个农户的调查,从农户金融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其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是否遭受金融排斥的共同原因,不同金融服务的排斥状况亦有其他不同的影响因素。减轻贫困、增进农民福利需要,可缓解农村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金融机构在制定利润目标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农户提高自身素质和信用、政策部门合理引导金融机构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可有效减轻我国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和金融排斥问题,从而缓解农户融资困境。     

消费者金融教育与家庭养老保障选择的多元化——基于PSM的实证分析

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了金融教育对家庭养老保障计划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在混合样本条件下, 消费者接受金融教育的程度对家庭养老保障计划选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按照受访者从业行业进行划分后发现, 在我国目前突出的行业差异性背景下, 公职单位和技术管理岗位的受访者家庭在养老保险和以养老为目的的长期投资方面参与较之其他家庭的差异较为显著, 而由于储蓄惯性使得养老储蓄方面的差异并未得到显著体现.     

风险规避、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行为

以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的10140个农村家庭样本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风险规避、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及数字技术使用在风险规避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规避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有显著性影响,风险规避程度越高的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低;数字技术使用及数字技术使用深度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分了使用功能后发现,数字技术的市场性使用对创业行为的影响高于信息性使用和娱乐性使用;调节效应检验显示,数字技术使用和数字技术使用深度有助于缓解风险规避对农村家庭创业的抑制作用;风险规避对农村家庭生存型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村家庭机会型创业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数字技术使用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高于生存型创业。政府可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改善风险规避对农民创业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