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镒《三礼图》辑佚本考论

唐代学者张镒以其所著《三礼图》而名世,其作今亡佚,清代学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其辑佚本一卷。据其辑佚本内容,我们以为张镒图作多本郑注,然亦有与郑注相砥砺之处,内容真伪迄无考论。现勾稽史料、出土实物等进行考释,知张镒礼图内容有创新之处,亦有商榷之处。     

《三礼》中的教育思想

《三礼》是儒家重要经典，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大纲，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绵延有重要作用。对《三礼》中“恭俭庄敬礼教也”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乐相错，其成也怿”、“修身至诚，内圣外王”等思想进行分析和提炼，有利于理解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实质。     

阮谌《三礼图》辑佚本补正考

东汉阮谌撰作《三礼图》,史志目录多载,为后世文献屡次征引,是影响力较大的一部礼图著作。其作今亡佚,阮谌图作世传有清人王谟、黄奭、马国翰辑佚本,然辑佚本相异之处甚多,笔者藉以相关文献对相异之处进行略考,以补正辑佚本失实之处。     

略述郑玄校勘《三礼》所遵循的原则

《三礼》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异文。东汉末年的郑玄在为《三礼》作注的同时,也对这些异文作了校勘和取舍。其取舍异文主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即：字义贴切的原则,习用易晓的原则,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不轻改字的原则（在《仪礼》中则为存古字的原则）。郑玄校注《三礼》的目的,是为使经义得到准确表述,而又明白易晓,且于每一字之取舍,既考虑其用之于此是否合理,又考虑其字是否符合规范,同时竭力保存古字古义,以期尽量恢复礼书初本之面貌。因此经过郑玄校注的《三礼》能够成为当时最好的本子,且一直流传至今,而其校勘《三礼》所遵循原则,也可为今人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浅析“三礼馆”诏开之意义

清高宗执政初期,完成了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取向上的抉择.其中,"三礼馆"的诏开和<三礼义疏>的结撰,即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体现."三礼馆"的诏开,一则昭示了清高宗对其祖圣祖之文化政策,并最终完成了由理学向经学政治取向的转变;一则开启了学术方向上对经学特别是<三礼>学的有规模、成系统的整理和阐发.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三礼馆"的诏开对<四库全书>的汇辑具有启发意义.     

论《大唐秦王词话》的空间叙事结构——兼与三礼之关系

《大唐秦王词话》重视空间叙事的展开,相对忽视时间的具体化,在空间转换过程中,突出了作为大唐国都的长安城的绝对政治地位,而且在叙事过程中采取“总叙——分叙”的叙事策略,这与三礼叙事以“惟王建国”为绝对中心引领全书间架、层层分级、从总到分的叙事程序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叙事结构体现了作者尤其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文人修订者在对《大唐秦王词话》斟酌损益过程中的别具匠心。     

《左传》“戒色”“从礼”之妇女观

《左传》作为一部誉有“先秦叙事散文之最”的文学名著,其中不乏一些形态各异、丰富多样的女性人物。《左传》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无不本着“劝惩”的目的,或通过记述众多贪色、乱伦、淫乱者之恶行的严重危害与恶劣后果,或对妇女相关礼法的直接阐释和具体事例的宣扬,以警示后人“戒色”“从礼”。     

《罗汉写经图》另考——禅宗文化演绎中的“寒山、拾得、丰干三圣图”

《罗汉写经图》是一幅流传有序的宗教名画。但由于此画作者佚名,所以围绕此画历来评述颇多,既有共识,又有争议。从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形象以及作品创作的特定时代信息和文化背景分析,《罗汉写经图》既不是一般的“罗汉图”,也非单一的“写经图”,而是一幅深度体现禅宗文化及其演绎中的出自文人画家或得道高僧之手的“寒山、拾得、丰干三圣图”。     

从《文心雕龙》“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看其礼学蕴涵

刘勰《文心雕龙》无论是对理论体系的设置,还是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或是对总纲五篇的排序,抑或是用“文心”来为全书命名,均体现出一种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而归根结底,这种思维方式源于南朝礼学,所以《文心雕龙》与礼学在思维方式层面具有鲜明的异质同构性。刘勰的思想精神与立身行事体现出其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彰显出对礼学的热衷推崇,可以说进行礼学批评是其撰写《文心雕龙》的一个动机,以此敷赞圣旨,进而谋求仕进。因此,《文心雕龙》彰显出浓厚的礼学思想特色,具有深厚的礼学蕴涵,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正是其礼学蕴涵的表现之一。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易经》中的“小人”观

《易经》最早使用小人一词。古经爻辞指出小人具有见识浅陋,没有主见,不知进退,恃壮凌人,革面顺上等特点。《易传》则上升到道德层面,提出小人是不守礼法、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据此,《易经》告诫人们要小人勿用,远离小人,对小人保持不恶而严的态度,在必要的时刻,还要果敢地去除小人,这样才能天自佑之,吉无不利。     

对《唐律疏议》中有关婚姻家庭制度的“礼”性思考

《唐律疏议》中对婚姻家庭制度的规定十分严密,这种制度严格划分了家庭成员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对维持家庭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唐律》中的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其对"礼"的吸收,使礼法得到高度统一。《唐律》已把法律之手伸入到家庭这种私人权利高度集中的空间,今天来看这种立法模式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它却符合"礼"的要求,这种合"礼"性的立法模式我们虽不能全面接受,但对当今中国的立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明代《梅山图》中的“生殖崇拜”文化母题

明代《梅山图》是迄今有关梅山文化的年代最早、信息最多的一份历史图像资料,该图揭示了梅山文化从原始社会到古代社会的发展全过程。其中的鸟形人、倒立人、三角形帽、车字双人头图形、蝴蝶太阳五方图形、双龙头图形以及双翅雷神、女性五昌神等图像,集中反映了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文化母题。有些图像的文化内涵关涉到人类早期文明的一些共生现象。通过这些图形的分析,对中国文化中的龙、胎盘与紫河车、三角形帽、蝴蝶妈妈等符号及西方的爱神天使、方舟等创世神话元素做出全新的解读,可论证梅山文化为中国乃至人类早期文明的一种记忆遗存,具有宝贵的文化人类学价值。     

论鲁敏小说中的“孤独”与“喧嚣”——以《零房租》与《隐居图》为例

鲁敏的小说大致可分为“都市”与“乡村”两类,她的作品关注当下生活,关注人的内心世界。《零房租》与《隐居图》两篇小说诠释了都市人的“孤独”,而她笔下的孤独总是隐藏在喧嚣的生活中。     

《世说新语》中“礼”与“情”的冲突与调和

《世说新语》是记载汉末至魏晋这一较长时期内士人言行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于＂礼＂、＂情＂本质的辩论不乏佳妙言说。魏晋士人越过汉儒视野而上溯周孔,＂礼＂的社会功能得到了逐步调整,并重新拾起对人性的内在品格的重视,大体上呈现了＂重礼扼情——越礼任情——纳礼于情＂这一脉络。     

《三国志·谯周传》“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辨误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书札"应是"<书><礼>"之误,依据是:<通志>的<谯周传>"书札"作"<书><礼>";从谯周作品及谯周的经学承传来看,作"尤善书札"不合理,而作"尤善<书><礼>"则合理;<三国志>中"礼"字多讹为"札"字;"禮"字很早就已写作"礼",而"礼"字与"札"字形近,易致二者混淆.     

略论“陶渊明始家宜丰”起源于南宋《图经》

"陶渊明始家宜丰"说,源于<太平寰宇记>所引的<图经>,宜丰县认为此<图经>为梁陈时所编撰.但梁陈至唐朝均未见有<宜丰图经>.另据新校<太平寰宇记>,"陶渊明始家宜丰"乃后人窜入之作伪文字.事实上,此说应当是南宋人附会而成.     

《经法》中“形—名”思想探源

《经法》“形名”学说顺应时代要求,具有齐地域色彩,将春秋以来的“形名”问题,以人文规划上的说明回应到人伦、事务等的处理,欲建立道、法间联系,且为此而提出“天当”概念。齐国有因俗、重视度量权衡及其政治功用的政治和学术传统,《经法》“形名”思想受其影响至深。《经法》中的“形名”作为事、物与道的中介而被探究,其客观基础是道,其始源是无形、无名。另外,《经法》重新省思法和礼制、天的宗法联系,立足于“天当”、“形名”度数而提出“道生法”的时代命题     

数字“三”在《哈利·波特》中的运用探析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探索数字"三"在《哈利.波特》中的文化意义及其建构功能。作者罗琳借助数字"三"的文化意义,设置了完美的人物组合、稳定而多变的情节结构、构建了亦真亦幻的魔法世界。似乎巫术思维里神秘而幸运的数字"三"给罗琳带来了空前的成功,实际上,数字"三"的成数、稳数、满数、概数性质决定了三段式哲学观、三叠式结构的完美与稳定,而一分为三、一唱三叹的哲学与文学方法成就了罗琳今天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