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显著特点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著作。在编写过程中,一方面遵循工具书准确、可靠的特点,保证编年的内容有据可查;另一方面,将编年史视作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发挥其在文学研究方面的优势,重建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学术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显著特点。     

宋元文学编年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学编年史是文学史的一种形态.在七十余年的文学编年之路上,宋元文学编年史取得了一定成果,出现了<元代文学编年史>和十八卷本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宋辽金卷、元代卷).回顾文学编年史的写作之路,必将对今后的文学史研究提供借鉴.     

《中国文学编年史》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

中国文学史的撰著,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近十多年来,基于对文学史著作中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教科书模式的反思,学界在重新建构文学史的问题上探讨尤勤,诸如“悬置名著”、“进入过程”、“大文学观”、“话语体系”等,都是与之相关的颇有价值的思路。由知名学者陈文新教授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以下简称《编年史》）,正是在此学术背景下,以编年体的形式重新建构文学史的一次尝试。     

从文献学角度看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

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以文献整理演绎中国文学历史流程,是重要的文献整理成果,该书将海量资料统汇排比,依时间顺序万象纷呈,再现文学原生环境,为拓展文学史研究视阈提供了新空间。     

编写《元代大文学史》的指导思想

五十年代以来,我就想独立编写一部中型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不允许这样做。过了“十年动乱”时期,资料散失,年届七旬,也不可能写全部中国文学史了,仅仅编过一本《建安文学编年史》来作为文学史新形式的探索。另外还想编一部断代的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通史的一个片段来进行探索。经过一些朋友的鼓励,决定编写一百万字的五卷本《元代大文学史》。从一九八二年起,已经开始搜集资料的工作,因为只有一位业余的私人助手,进度很慢。直到一九八四年,领导决定成立     

《天宝文学编年史》中的几个问题

我在撰写《天宝文学编年史》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有关作家生平或作品系年方面的难题,曾作过一些考索。但囿于编年史的体例,这种考辨只能极简略地在附注里说明,而不能充分展开。因此,特选择几个问题论证如下,以向方家就教。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体例探索

陈文新教授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表现出诸多方面的新变。在体例方面,该编年史的时间段设计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每一“阶段”与“时代”之前,分别设“引言”与“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时代特征。这一体例的设计,强化了编年体文学史的表现力。     

沉潜考索之功，理性思辨之作——评赵逵夫先生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

由赵逵夫先生主撰，贾海生、韩高年、裴登峰诸先生共同编撰的《先秦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先秦文学编年史著作。其学术价值建立在对原始资料大规模的挖掘、整理、钩沉和辑佚的基础上，博采新论，辨惑释疑，廓清事实，辨明真伪。作为文学编年史，其具有“史”的特征，试图在时问的点上，来寻求各种史料的相关意义。而作为文学史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其借助以年纪事的方式和体例，在丰富的史料中呈现出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凸显出文学事实本身的客观性和权威性。这是一部开拓与开创兼备、创新与总结并举的著作，是一部填补先秦文学编年史空白而又集先秦文学研究之大成的著作。     

建安文学编年史

前言 中国史籍中的编年史极丰富,从公元前四世纪以来,出现过《春秋左氏传》、《汉纪》、《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明实录》、《国榷》、《明通鉴》、《续通鉴》、《东华录》、《清实录》之类或繁或简的编年史,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惜文学方面的编年史,至今尚付阙如。使得文学通史或文学断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缺少坚实的历史依据。     

1960年初的澳门文学——《澳门文学编年史》（节选）

本文是《澳门文学编年史》的节选之一。《编年史》以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为主,兼及作品单行本的出版和有关文学活动,以还原澳门文学的真切史实。这部分节选记录了1960年1月至3月澳门文学的具体面貌。     

评巴&#183;苏和的《蒙古文学发展史引论》

巴·苏和先生研究蒙古族文学发展史近二十年 ,曾发表论文数十篇 ,先后出版了《科尔沁文学概要》(1 993年 )、《蒙古文学发展论》(1 995年 )、《蒙古文学发展概要》(1 996年 )等文学史著作。《蒙古文学发展史引论》(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 0 0 0年 )便是以前研究的继续和进一步深化。这部 37万字的文学发展史专著 ,体现了作者坚实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文学史意识 ,标志着蒙古族文学史写作新突破。这是一部研究性、学术性都很强的文学史 ,在一定程度上它已摆脱了以往文学史的教科书心态。以往的文学史多以机械地介绍作家作品为能事 ,努力提供社会…     

《先秦文学编年史》序

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先生约我为他主编的《先秦文学编年史》作一小序，情意殷切，命至再三，我虽不敢推辞，却迟迟未能着笔。熟悉我的友人都晓得，近年来常有机会撰写序跋，但文学领域却是我不敢涉足的。我自知对文学艺术所知甚浅，或者可说是性之不近吧，总觉得是力不胜任的事。不过，在细看了《先秦文学编年史》的内容，特别是赵逵夫先生的“前客”之后，还是有一些话要说。     

基诺族的第一部文学史著作

《基诺族文学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和“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一个课题，由杜玉亭先生负责完成，交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基诺族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曾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文学。这部文学史的出版，无论是为基诺族，...     

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的结构(论文提要)

(一)从近二十年来文献的刊布情况看,蒙古编年史的总数要比原先估计的多得多。从十三世纪第一部编年史《蒙古秘史》问世到十七世纪前,概未有其它历史著作问世。通常被称做“编年史”的这种叙述历史的方法,在十七世纪又得到了复兴,并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蒙古文学中确立下来。十七     

谈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的建设问题

读了现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现行文学史”),谁都会为我国文学传统之悠久和文学财富之璀灿感到自豪。但是,同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学相比,又不能不说现行文学史还是不完全的。编写包括各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是我国文学史建设中十分重要的任务。     

天威星 文化名家郑振铎

正01郑振铎热爱古籍,尤其是明清戏曲、俗文学本子尽其所能,大量收罗,总量在十万册以上。在此基础上写成《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等》,由于掌握许多孤本、珍本,因此书中多是独家原材料。他对世界文学也多有涉猎,《国际歌》的歌词,就是他与耿济之共同翻译。除了翻译苏俄及印度文学之外,他还写过《俄国文学史略》《太戈尔传》《文学大纲》等。     

也论文学史的主体性

长久以来,文学史的主体性未得到合理认识,在片面强调治史的真实性、客观性时,文学史的主体——文学史家,无疑被压抑了。特别是近二年来,文学编年史叙事已然成为一股新潮,2其所举旗帜是尽可能地重建历史,同时竭力消解书写者的主体性介入,以求达到历史本貌。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是无济于事的。尽管文学史的主体性因素常处于遮蔽之中,却是不可否定的。     

评《明代山东文学史》

地域性文学史的撰写和研究大略兴起于上个世纪的中叶.研究山东文学的通史有乔力、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分体文学史有李伯齐等主编的《山东分体文学史》,史论有李伯齐著《山东文学史论》,都于本世纪初先后出版.通史著作全面地考察了历代山东文学的发展状况,而分体文学史则在于呈现山东不同文体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史论体例致力于对山东文学的总体评价.周潇女士的《明代山东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一书,则是首部山东地域文学史的断代之作,其面世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和重要学术价值.     

《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红岩》演变的文学史思考

20世纪重庆文学史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和《红岩》值得文学史家关注。它们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阵地。目前重庆文学史写作中,文学史家忽视这几个刊物的关系,遮蔽了一些真实的文学史细节。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     

继承与创造：莎士比亚戏剧的经典生成

莎士比亚戏剧经典地位的确立与其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创造性继承紧密关联,西方文学传统为莎士比亚戏剧提供了生发、成长和繁衍的土壤：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得以借鉴和改写;意大利作家的创剧手法被巧妙运用;英国本土作家关注的主题被继续探讨;《圣经》和《编年史》中的素材和史料被广泛选用。莎士比亚戏剧对西方文学传统的“继承性创作”或“创造性摹仿”,在诗性语言的运用、伪装人物的塑造、批判性的人伦教育、戏剧结构的革新、圆型人物的塑造、启蒙思想的彰显、自由意志命运观的演绎诸方面成就斐然,为推动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因此确立了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