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策略而非信仰

寻根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寻根"并不是它的旨归和信仰,而只是它求新求变的一种策略。它同时是80年代新一代作家和批评家取得话语权的一个旗号,也是当时文学圈子化的结果。寻根文学本身的缺陷、悖论以及衰落,都与"寻根"的策略性密切相关。     

消费时代的“80后”文学

社会消费的规律以及消费群体的变化,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传播有很重要的影响。随着媒介多样化和传播形式多样化,文学作品的发行、图书市场的导向、读者的消费倾向都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80后"文学现象,具有消费时代文学的各种表征,充斥着奇幻、时尚、疯狂、暴力、抗争、忧愁等描写。面对中国经济社会特殊语境中的新文学现象,文学批评界应了解它的出现和存在,发现它的内在运动规律,而不应该用旧的文学功能、文学本质、文学活动的观念看新的文学现象。"80后"文学凸现了消费时代所特有的生活特色和文化特色,是消费时代的必然产物。     

质疑“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的概念自50年代后期诞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时间流程中对这个概念的认识、理解呈现出不同的状貌,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更是有多种论调质疑此概念.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力图还原历史真实面貌,以利于该学科的完善与发展.     

《文学》月刊的“儿童文学特辑”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兴盛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作家都参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文学》月刊作为30年代的一个著名文学刊物,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文学》月刊的"儿童文学特辑"体现了30年代儿童文学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新人”大讨论与新时期文学

20世纪80年代各文学刊物上关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讨论,与当时复杂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势密切相关,与思想界、文学界革新力量与保守力量的反复较量紧密纠缠。从"新人"讨论及其逐渐淡出文坛的过程,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张力,以及这种张力与当时复杂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反复的讨论和较量中,革命时代所形成的人物形象规范逐渐解体。     

寻根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激进主义思潮

寻根文学虽然表现形态十分复杂,但它却是与时代一起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激进主义是这个时代的思想主流。这种时代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寻根文学,无论是它的发生还是文化选择,都与这个时代的精神息息相关。寻根文学与其他知识生产一样,都是80年代的精神产物。只有立足于这一点,才能够比较容易厘清寻根文学在文化背后隐藏着的真实面目。     

"80年代文学"论略:一个文学史的考察

"80年代文学"业已成为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但一些基本问题仍需澄清.一、"80年代文学"概念是从"新时期文学"的总称里独立而来的,它出现的契机是1992年学界所提出的"新时期的终结";二、80年代文学虽然呈现出明显的进步轨迹,但比较60和70年代的地下与潜流文学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仍然有巨大的局限;三、80年代文学以1985年为界,之前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渐变期,其节奏严重依赖于政治变革的步伐,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常使之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中陷于逆境与顺境的交替之中;四、80年代文学真正的突破是在1985年之后的突变期,现代主义运动的全面爆发使得此前文学与政治的胶着与博弈完全失效,文学进入了内部变革的黄金时期;五、80年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启蒙主义思想深度与文学的文化属性的获得,还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变革,这些都既成就了这个年代文学的深度,也为90年代文学的成熟打下了基础.     

“澳门文学”:概念及其表述意义

“澳门文学”概念及其内涵的讨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澳门文学形象的重要议题.在日常使用中,“澳门文学”特指在“五四”新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澳门华文新文学.视野不同,概念划分的边界与依据也不相同,对于“澳门文学”概念及其内涵的历史表述,具有韦伯所说的观念作为时代组成成分所具有的文化标识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名”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谓围绕着"正名"来展开。首先是为"文学"正名,回到文学本身成为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潮,但仅仅依靠纯文学理念本身显然还无法建构一个系统而又完整的现代文学史观;接着是90年代以来的为"现代"正名,从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到用繁复的"现代性"言说,有关"现代"的讨论越来越充分,但却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史实越来越远;新世纪以来为"中国"正名成为新的热点,"民国文学"及其相关概念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出来,且亟需不断深入探究。     

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文学论争中的生存哲学“突围”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哲学仍然是体现"阶级"、"理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思想体系中所具有的某种"理想主义"特征蔓延于80年代的诸多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也是一种"伪理想主义"哲学。那么,80年代后期,以某种"非理性"为特征的存在主义生存哲学开始"突围",进入主流文学界,潜意识、本能、虚无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大相径庭的理论给学界以极大冲击,其迅速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直接影响文学实践。在80年代政治环境暧昧不明的前提下,其如何能够成功"突围"进入以理性、理想为根本的主流文学界,应该说,80年代初的"现代派"文学论争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先锋"作用。     

对反思文学中“干群关系”的再思考

“干群关系”是80年代反思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力图通过80年代所提出的问题及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应答,来梳理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对这个问题的严肃而又系统的思考和表达。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从“纯文学”到“创意写作”：文学史视域的当代文学热点切换逻辑

"创意写作"不仅是教育改革话题,而且是文学创作话题,创意写作的兴起意味着当代文学热点的切换。从创作思潮演变和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创意写作"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的盛行具有一脉相承的关联:1.共同的与时俱进。"纯文学"划清了其与"左翼"革命功利主义文学观的界限,从而激发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活力;"创意写作"满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符合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2.相通的创新精神。"朦胧诗""实验剧""先锋小说"分别代表先锋派在诗歌、戏剧、小说领域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纯文学"说法流行时代的文学创新特征。"创意写作"将"创新""创造""创意"作为评价标准,创作者不用纠结作品的形式、归类、命名,从而将精力用于个人智慧、天赋、技能的发挥。3.强大的引领能力。"纯文学"概念为介绍和引进国外文学理论方法创造了条件,开拓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新局。"创意写作"正成为文创产业的一面旗帜,引领全产业链的文学与文化产品创作。     

论新时期 “新潮编辑”群体的形成及影响

“新潮编辑”群体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助推力.它的形成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和历史背景;它发掘、培植了一批文学新生力量;它和“新潮作家”、“新潮批评家”一同促进了文学形式变革的完成并影响了先锋文学的走向.     

后文学时代的“经典焦虑症”

伴随着经典文学时代的终结与后文学时代的来临,"经典焦虑症"在文学研究中普遍蔓延开来。这是由经典性期待而生成的一种恐惧的、焦虑性的"情感综合症"。它既是对当代文学的经典缺失的焦虑,也是对当代文学危机的忧虑与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经典文学时代走向后文学时代的时代症候,出入于各种经典话语场。正是文学经典主义的现实存在及人们对文学经典主义的坚持,导致了"经典焦虑症"的产生。只有顺应文学生活的转变,才能正确地认识当前随着各种新媒介崛起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而形成的,有别于经典文学时代的各种"后文学"现象。     

“诗”的边缘化与“歌”的流行化

中国是诗的国度,素以＂诗歌王国＂著称于世。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在经历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的狂热之后,诗歌的社会影响就在逐渐缩小,诗歌被无情的边缘化了,代之而起的是流行音乐。究其原因,既有诗歌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文化转型的影响。     

天安门诗歌运动研究述评

"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一场震惊全国的文学运动。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叙述中,天安门诗歌运动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天安门诗歌运动的研究在3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大致以1980年代为时间点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前和80年代后,而这两个阶段中的研究又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差异性和历史发展性。     

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

金庸小说,正经历着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小说到90年代以降的“经典化”的过程,一些学界人士热衷于将原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金庸小说研究推向所谓的“金学”。金庸小说无疑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它的畅销性、长销性以及为读者带来的密集的阅读快感确保了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经典。金庸研究的根本意义恐怕也不在于将它客观化、对象化地树为经典,采取超然物外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实际上,金庸小说（或者说“金庸现象”）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难得的“近身性”,它是“文本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文本的时代”的合而为一。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