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墨子的两个问题

墨子的生卒时间在学术界历来有争议 ,应该搞清楚 ;墨儒两家的关系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依据《墨子》涉及到的有关事件以及与墨子有交往的人物年龄记载 ,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 4 68年 ,卒于公元前 3 87年。墨子一生 ,对儒家的礼乐、等级、宿命论等思想多有批判 ,体现了墨家的进步之处。但墨子对儒家的义利观、儒家思想对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以及孔子个人品质等方面的批判也有不公正之处 ,应具体分析     

郭店楚简与儒家礼乐教化美育观的发展

郭店楚简儒家文献展示出孔子之后儒家礼乐教化美育观的发展。楚简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社会性礼乐教化观念,对礼乐之间的关系及其在道德教化功能上的差异有较明确的认识,尤其是从人性论出发对"乐教"的审美教育作用进行了深刻、细致的论述,是其对儒家美育观的重大贡献。楚简的美育观上承孔子,下启孟、荀,其基本思想与荀子关系更为密切。     

日本《古今和歌集》编纂思想中的孔子意识

《古今和歌集》序中"人麿既没,和歌不在斯哉"的表述,凸显了其编纂思想中的孔子意识,也是其编纂思想来源于儒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而先于《古今和歌集》成立的《续日本后纪》中关于和歌复兴的评论,是站在春秋时期诗书礼乐的崩坏和与之相关的孔子行动的历史上创作而成的,给《古今和歌集》的编纂指出了"儒家礼乐思想"的方向,是其孔子意识的先导。     

孔墨教育思想之比较

孔墨教育思想之比较卢明德儒家与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两个最著名的学派,韩非称之为“世之显学”。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儒家学派与墨家学派相对立,即相互辩难,又相互促进,从而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孔子与墨子都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论公孙龙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迷失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公孙龙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以身份归属为主,并在对公孙龙思想传承的梳理中使之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康有为给予公孙龙的各种身份之间不能自洽,不仅各种身份归属之间相互抵牾,而且引发了公孙龙与墨子、孔子关系的诸多矛盾。康有为对公孙龙的审视和评价隐藏着对先秦诸子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将以孔子与墨子关系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关系的矛盾认识推向了极致。有鉴于此,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对公孙龙本人的认识,也并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解读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     

“轴心时代”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然在西周时期就已实现＂人文转向＂,但真正揭明＂性与天道＂而确立儒家哲学基础的则是孔子,孔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建立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儒家的＂轴心突破＂即是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这个＂突破＂不是此前的＂人文转向＂,而是从生命精神的根源上建立人文根基的＂哲学突破＂。此＂哲学突破＂在孔子自己称为＂道＂,亦称为＂仁＂,深层内涵为《论语》中的＂性与天道＂问题,其内容包含有形上学本体意义,由此开出了融合生命、家庭、社会和天道的儒家之道。孔子之前的儒家文化特质以＂礼乐＂为核心,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特质则转为以＂仁义＂为核心。     

论孔子儒家政治思想

孔子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影响巨大而深远。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儒家起源于治国安邦的政治活动。儒家的古代圣人是伟大政治家,儒家传承周代国家治理的礼乐文化。孔子儒家关注社会人生,担负入世参政的使命。对于政治,孔子有非常全面深刻的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孔子儒家政治思想不断传承发展。在当代中国,许多政治理论和实践也和儒家思想有内在联系。     

从孔子与墨子的天命论看儒家与墨家的不同命运

在先秦百家之中,儒家和墨家以天为本,孔子和墨子都恪守天命论,不仅断言人命天定,而且都积极祭天。然而,孔子与墨子所讲的天及天命论具有不同的内涵,这具体表现在上天不同的命定方式：孔子之天是先天的,墨子则是后天的;孔子之天是一次注定的,墨子则是数次注定的;孔子强调上天的随机,墨子注重上天的因果。更为重要的是,对上天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二人对命的不同对待：孔子认为天命不可知而畏惧天命;墨子坚信天命可知而顺应天命。孔子和墨子的天命论对后世产生了不同影响：一坐待,一进取;一等差,一平等。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功效注定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     

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教化思想发轫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把礼乐教化思想分为社会性礼乐教化与个体人格修养,前者是面向所有人的,后者是面向"君子"的,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尽管如此,儒家礼乐教化所要塑造的是"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也就是审美修养与道德素质、美育与德育兼备;儒家所以认为"礼乐"可以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乐"的"感动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而主要并不是一种"知"的教育,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一种素质.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具有很大价值.     

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

从典籍中关于"礼乐"传统的记叙和<左传>中的引<诗>赋<诗>例看,早在孔子诗论之前,作为儒家诗教基石的功利诗学观和"中和"艺术现已具雏形,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孔子诗论为源头的儒家诗教,只是对"礼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具备原创性.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     

"思无邪"与儒家伦理教育

"思无邪"不仅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也是孔子"诗教"的目的和要求.以"礼乐教化"形式出现的先秦儒家伦理教育,包括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等多种教育."思无邪"并非简单的强制人的思想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是注重引导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升华,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以个体审美人格的完成契合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汉宋诸儒拘于其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理解,致使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出现诸多弊端.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道德建设中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享受,正确处理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借鉴传统文化的儒家礼乐教化的.     

孔墨伦理思想发展的逻辑比较

作为孔子的后学,墨子继承、发展并超越了孔子的伦理思想：在道德起源问题上,同孔子注重先天道德论的倾向不同,墨子更注重后天形成说;在理想人格问题上,较之孔子的“圣王”,墨子的“兼士”具有更多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在义与利、人与我、志与功的人生矛盾上,孔墨的思想虽然存在巨大差别,但其根本精神并无二致。     

审美乌托邦:儒家制度美学思想及其内在困结

儒家制度美学是一种以审美制度建构为关注核心、以审美功利主义为基调的美学视野。孔子依据仁学重构了具有审美乌托邦性质的礼乐文明,其中文艺审美具有根源性质。孟子进而从内在人性层面与外在国家政治层面,为儒家的审美乌托邦提供论证。荀子则以礼法一体的思路,使儒家制度美学具备了从知识话语向意识形态转化的可能。儒家审美乌托邦的实质是对周代礼乐文明的文化改制,儒家制度美学的实质即关于这一文化改制的思想布局与话语表达,是为实现儒家向往的好政治而对审美生活所做的规划。儒家制度美学有力地建构了古代中国审美文化图景,然而儒家思想的内在症结决定了审美乌托邦只能是一个关于政治、文化与审美的理想模型。     

孔子道德论证的内在矛盾与孔门事功思想论析

受传统儒家将道德外在化、绝对化为形而上"天理",或内在化、绝对化为形而上"心体"的范式影响,学界对孔子及其弟子思想中的事功因素探讨相对薄弱。实际上,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存在内在与外在、绝对与相对,以及道德与功利的内在矛盾,其思想很大程度上具有在重视事实、功利基础上将道德外在化、相对化的倾向。这一特点直接影响了孔门弟子事功思想的产生,子夏、子贡等人重视经验、实践,强调功利的思想方法,萌发了向"法"的客观之"信"、重视力量之"势"、功利评价标准、宽容革新等的转向。子夏的"西河之学"直接推动了早期法家思想的诞生,孔门事功思想对战国荀子思想、两宋儒家功利思想、明清儒家事功思想都有深远影响。所以,分析孔子道德论证的内在矛盾,阐明孔门事功思想,对于深入认识孔学,把握其思想影响,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孔子民族观产生的背景

孔子是儒家民族观的拓荒者.他的民族观的来源与华夏民族的产生、形成相关;同孔子个人成长经历、家族背景和鲁国深厚的传统礼乐文化底蕴密切相关;"四夷交侵华夏"的局面也在孔子民族观形成中留下烙印;此外周族的成长历程也对孔子民族观的形成有影响.这些因素使孔子民族观既表现出维护华夏正统的保守一面,又呈现出重礼乐教化的积极一面.     

孔子“天命”观念的诠释

孔子对于"命"与"天命"的说法,因其个人生命历程的感悟与对弟子的随机指点而呈现多元的意义,甚至引发墨子对儒家之"命"与"天命"说的批判。探究孔子对"命"与"天命"在概念上的意涵,及其为何如此诠解,正足以表征儒家之特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使命感,与面对主客无法和谐之际、人我疏离之情境下的自处之道。     

孔子学说与先秦“显学”的关系

孔子所说的“儒”与后世所说的儒家不完全相同。孔子的学说虽以仁义道德为核心 ,但又是重视礼乐行政之统一的。孔子的继承者所接受的不是孔子学说的全部内容 ,而是其中的某个或几个方面。孔子的学说与当时的所谓显学的思想基础皆出于六经 ,孔子又是其几千年前文化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学说与诸子的学说不应该是等肩并立的     

《论语》道家思想发微

一孔子一生好学不已,学识渊博。其学涵概百家,“开张万法,而本末兼该,内外交养”。蒋伯潜称孔子为“我国教育史、学术史上划时代之学者,周秦诸子之开祖”。蒋说虽非定论,但孔子之学说含道、墨、名、法等家思想,却是千真万确的。墨子是儒家弟子,墨家是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发展产生的。孔子讲“爱人”,墨子讲“兼爱”;墨子美禹之苦己利人,孔子赞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孔子讲“君子怀刑”,《大戴礼》也有“刑名相参”的思想。此正与法家之思想相契合。孔子讲“正名”,讲“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都可见孔子对“名”与“正     

孟荀法律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法律思想自孔子以后分为两支,分别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孟子侧重继承发展孔子的仁学,推行仁政,荀子着重继承发展孔子的礼乐,主张礼治。本文从法的起源、法的基本价值、法的实施方法和预防犯罪四个方面对孟荀的法律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春秋》与关羽——孔子《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神圣化系列研究之一

关羽的登神入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关羽是"忠义"英雄的集中代表,是孔子所提倡的忠、勇、义的化身和道德楷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大义所表现出的"尊王攘夷"的历史观和礼乐伦理教化思想以及"内圣外王"道德修养,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正统思想和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关羽形象的登神入圣演变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是古代"士"的人格理想和人格追求的结果,也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儒学成为民间文化的主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