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正义视阈下中国当代税制改革的伦理反思

中国当代税制改革完善了税制结构,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是由于没有在道德层面处理好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致在税制改革过程中表现出诸多道德方面的偏颇：重经济利益、轻道德价值;重效益、轻公平;重税收义务,轻税收权利。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应当以税收正义为目标,实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与统一。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民事救济的实现路径

国家作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传统的财产侵权损害赔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均难以实现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损害的全面救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相较于民法上的传统所有权而言具有诸多特殊性,应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的救济定位为一种特殊的私权救济,在特殊所有权视阈下对损害赔偿进行适度的公益性扩张。以全民所有权作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救济的权利基础,探索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损害救济之上附带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救济的可能性,规范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的救济类型,明确索赔主体,厘清损害赔偿范围,完善公益性的救济程序并妥善处理好其与关联诉讼的关系。     

论我国城市规划法的理论基础 ——从平衡论视角出发

城市规划是以改善城市人居物质环境状况为目的,对城市土地合理利用实行恰当控制的社会技术。城市规划既是公权力对土地使用者设定义务的过程,也是对土地使用者权利确定的过程,客观上存在着规划行政权力与土地使用者权利的冲突。以“平衡论”作为城市规划法的基本理论,能够妥当解决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协调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城市规划法的平衡机制应做如下构建:设定公正的规划制定与实施程序;建立和强化权利救济制度;引入规划公开制度;合理配置权力;强化责任分配。     

公共场所的隐私权保护——以公共场所的视频监控为例

在公共场所进行视频监控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行为,但同时监控信息的滥用等,在一定程度上给公民的生活造成了困扰,甚至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为了衡平公共利益与私人权利的关系,应对视频监控设施安装、监控结果的运用、私人权利的救济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依据

由于受我国行政诉讼法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的制约,在我国行政行为侵权中,只有那些自身权利受到侵害与威胁的人才能够有资格获得救济。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时,由于原告资格缺位,依靠私人力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显得力不从心,导致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制约的疏漏。因此,根据权利的社会化与诉讼法在新型权利保护上的突破,公民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等理论,出于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现实需要,探索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考核法制实施中的公务员权利的救济

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考核过程中的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规制,然而在法制实施过程中,公务员的相关权利并未得到保障,导致公务员考核制度流于形式,无法起到激励公务员依法行政、勤勉履职的作用。其原因在于我国理论界受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将公务员与国家关系定性为"内部关系"。我国应当完善公务员与国家关系理论,重构权利救济机关以保障公务员权利,从而实现"依法治吏"的目的。     

检务公开中权利救济制度之构建

在检务公开中,权利救济制度的构建应当依照"权利→侵害→救济"这个逻辑主线进行分析和论证。按照权利内容的不同、权利属性的不同和权利主体的不同,在检务公开体系中,共涉及知情权和隐私权、诉讼权利和非诉讼权利、社会公众和诉讼参与人三对范畴。在构建检务公开权利救济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分别理清这三对范畴,从而根据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属性的各自特点,按照相应的程序,进行权利救济。     

论离婚损害赔偿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单位;婚姻自由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必然要求,在倡导婚姻自由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处理好其与家庭稳定的关系。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离婚救济措施中的重要一环,为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应该严格区分它与家庭内部一般侵权的关系,进而构建完整的权利救济体系。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利益和权利基础

除了具有公共利益的均享性和普惠性外,环境公共利益还具有共同善和自然人独立享受的特征。环境公共利益是一种与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相并列的人之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旨在保障环境权利,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包括基于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提起的环境侵权诉讼,也不应包括以动物为原告的动物权利诉讼。     

论税收正义——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辨析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税收正义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将国家税收行为囿于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分化。实际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二元结构并不是税收正义的全部内容,并且二者难以为国家税收找到合理的根据。在税收正义范畴中,应当是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三者的统一,其中,公共利益是国家税收的目的,个人权利是国家税收的前提,国家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工具,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达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互融,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才是税收正义的本质。     

试析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法律地位

业主大会是业主对物业行使管理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的重大事项均由业主大会决定,其权利基础是业主对物业的所有权。而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常设机构,其职责是代表全体业主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维护全体业主的利益,实现共有物业的管理权。业主委员会的权利基础来源于业主的授权。业主委员会既不是法人组织,也不能独自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只是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从全体业主中选举产生,经政府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代表物业全体业主合法权益的自治管理组织。     

冲突、困境、反思:社区治理基本主体与公民社会构建

目前,在社区治理基本主体结构中,不仅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的关系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聚焦所在,而且同属居民自治组织的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之间的磨擦和纠纷也风生云起.从业主委员会而论,存在着业主大会召开难,业主委员会筹建难、正常运作难、司法维权难等"五大难"问题.从物业公司而言,不仅有服务质量与态度皆差的问题,而且其问题之多,已被报刊等媒体称之为"泛滥成灾"、"触目惊心"、"混乱不堪".调查显示上海有九成业主既不满业主委员会现状,更不满物业管理.从居委会来看,其组织的职业化、科层化、行政化趋向,不仅使自身应具有的自治功能难以展现,而且作为行政权力代理人的"错位"角色,也使社区治理与民主发展的组织载体陷入紧张与不协调的困境.而在现实体制下的一些政府部门,在反映城市基层社会权力深层秩序的博弈中,行政强权始终是公民社会构建严重滞后的症结与"瓶颈".通过对近年来上海市社区治理基本结构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与困境的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社区治理由于受到市场话语权和制度性因素的结构性约束,政府追求社会治理的理想目标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的张力存在冲突,这使社区建设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当下社区治理不仅存在驱动力不足的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变革路径,必须对社区治理的基层主体进行制度配套、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机制创新、资源整合以及角色与功能重新定位,必须对制度、机制和观念层面有实质性突破与创新,否则社区治理实践的前景将充满变数.     

“权利泛化”是一个伪命题

"权利泛化"意指一种缺乏法权基础的社会现象,兼具描述性和规范性."强权利泛化命题"主张权利泛化是一个伪命题,不仅因为它与权利膨胀、权利滥用以及权利冲突存在语义和语用上的区别,也因为权利泛化在正式法律场合不可能存在,而在公共辩论中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由权利成本以及权利乌龙引发出的权利指责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层面都更难以对权利的内在价值构成挑战.每一次权利实践都是一次关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操练,作为一种警醒的权利泛化反而提醒我们要继续尊重和捍卫权利.     

女权主义视角下的权利追问

权利不仅仅是一种概念,更是一种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的观念;权利与一般的公平、正义不同,其更注重主体的主张或要求;权利应该是平等的,不仅是形式的平等,更应该是实质的平等。女性权利是人权问题在权利设置中的反映。     

论公物在中国人权保障中的作用

公物是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其范围正在逐步变化与扩张之中。公有的公物与私有的公物都是保障公民人权的重要物质基础。离开了它,不仅公民的平等权难以实现,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也将面临困难。这对于弱势人群来说尤其如此。我国目前在公物领域的立法采取的是分散立法模式,且有关公物的一般规则并没有在现有立法中得到体现,以致在设置、管理与利用公物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公物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作用,因此尽快制定《公物管理基本法》就显得非常必要。     

人力资本产权界定及其经济学意义

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人力资本具有"人力"和"资本"的双重属性,这个特性决定了人力资本产权界定应遵循人力资本的特殊性质.人力资本产权包括所有权和收益权,承认人力资本所有权的私有性和人力资本收益权的可交易性是界定人力资本产权的基础,科学界定人力资本产权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效率,优化配置结构.     

论产权清晰相对性的人性根源

产权是否清晰,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关键,然而,即使从法律上看产权是十分清晰的,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仍然会存在产权纠纷及资源配置效率低的问题,这是因为产权清晰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笔者仅从产权清晰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矛盾入手,分析产权清晰相对性的人性根据及其现实危害,并探寻走出产权清晰相对性的路径,从而拓宽产权理论研究的视域,为完善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提供理论借鉴.     

信心与思路:我国设立优先权制度的立法建议

我国物权法的起草进入了紧要的关键阶段,许多物权制度的取舍在立法者之间都存有较大的争议,而优先权制度的取舍就是其中争论最大的一个。文章循立法者的思路,分别探讨了优先权制度的立法趋势、立法价值,回答优先权并非一项已经衰微的制度,而是在很多国家都有规定并呈现不断发展趋势的制度;优先权制度具有独特而重要的立法价值,非其他担保物权所能替代。并进一步分析了优先权的性质,以明确其在我国物权法典中的定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优先权立法进行种类选择应遵循的原则,并对优先权立法过程中出现的"公法债权是否可以通过私法进行保护"、"优先权与物权公示制度的冲突与补救"、"设立优先权过程中平等与特权的价值抉择"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     

市场中介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的思路与对策创新

对市场中介机构进行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不仅是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高效率运营的需要,也是激励企业人力资本和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需要.这一产权制度安排的内容主要包括:明晰企业初始产权,界定企业增量资产产权,确定合理的企业产权结构,以及建立开放型、多元化的企业产权.为此,在我国市场中介机构的产权制度安排中,可以实行结构性年薪制、实施期权与期股制度,推行职工持股计划,以及试行可转化薪酬制度.     

论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既体现为人们对权利现象的理性探索,又包括人们对权利的社会规范意义范围和实现手段的认知.从权利意识的基本成分来看,有权利认知、权利情感、权利评价、权利意愿和权利信仰.权利行为必然受到权利规范的引导和推动,而这些权利规范是通过权利意识的途径成为社会主体的行为.权利意识的形成与内化是现代社会法治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