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流民救助述论

由于自然灾害、战争和土地兼并等原因,宋代出现了一些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流民。为救助这些流民,宋朝采取了对流民进行救济和安置、让流民返还故乡、照顾流民中的老弱病者、招募流民从军入伍等具体救助措施。这些措施对流民起到了较好的救助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流民潮"透析

一般说来，流民是指生活贫困而无 所依归的人群，也包括灾民和“四出求乞”的人们。流民现象，自古以来代代有之，并且经常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流民问题的实质是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滞缓、自然灾害等原因，使农民生活贫困，为了寻求生存背井离乡，从而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流民现象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社会病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所形成的“民工潮”与古代流民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种流动是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后果，是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一种社会…     

元代灾荒中的流民刍议

众所周知，元朝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泛滥和高发的时期。元代中后期几乎是年年有灾月月有灾，造成广大民众饥贫交图，流民四起，盗贼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严重威胁看蒙古王公贵族的统治，为此元代诸帝也是穷尽脑汁予以赈济和减赋，以求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挽救统治危机，然而却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灾荒所造成的创伤。有元一代，灾荒与流民伴随着农民起义的号角终将元王朝送进了坟墓。本文以分析元代的较大灾荒以及元廷对受灾流民的赈济措施为主旨，阐明灾荒与流民对元朝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灾害及其救治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遇了连年的自然灾害。严重的自然灾害对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直接导致了边区灾民、流民的增多和边区经济的困难。边区党和政府从边区的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救治方针政策,以积极防灾,科学决策为长远目标,采取政府赈济和群众互助互济相结合,使边区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不仅保证了边区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而且加强了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流民阶层理想的化身──浅析贱三爷形象的文化内涵

贱三爷故事既反映了流民贱三爷在农村帮工时的生活，又反映了他进城做雇工的生活。广大流民被压抑的愿望在贱三爷故事中找到了渲泄的突破口。     

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

清末民初,伴随着清朝封禁东北政策的破产,关内流民大批涌向东北。流民的到来,传播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带来了优良的农作物品种,加速了东北的土地开发与农业发展,耕地面积剧增,粮食产量迅速提高,东北商品粮基地初步形成。这一切,与广大流民含辛茹苦、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是不可分的,流民堪称发展东北农业经济的主力军。     

流民群体市民化的城市社会环境及制度建设——以成都市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为例

流民群体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产生的特殊群体,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工、返乡农民工、失地农民。流民群体要在城市新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的能力,以适应环境变化,必须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市民。“城市社会环境”对于城乡流民群体的市民化有着特殊的意义。对返乡农民工和失地农民,成都市政府做了有益的政策探索。     

国家景观的制作 ———以明清时期荆襄山林为中心

明代前期,被封禁的荆襄区域逐渐由逃离至此的流民 / 山民发展出栖居性景观。 栖居性景观 的逻辑是逃避国家,它通过亲和山林地理生态的居住方式、刀耕火种以及山地作物得以再生产。 栖居性 景观内在地抵制着帝国的统合并吞噬着帝国的财政人口。 到了明代中期,荆襄山禁遭遇流民的大规模 爆发与流民的反叛。 为了完成“化盗为民冶的治理目标,帝国在荆襄的代理人积极地制作国家景观,以此 替代流民 / 山民所处的栖居性景观。 帝国采用了“由郧阳居中以制四方冶的景观型构。 政治景观与日常 生活 / 生计界面的景观被相继营造出来。 国家景观以结构持久性的在场形式再生产主体,最终完成了对 荆襄的整合。 可见,景观,作为介质,既是“身外之物冶,又使“身临其境冶;它“以静治动冶,将宏大的帝国 与日常实践的交互作用贯穿起来。 也因此,国家景观的制作,为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社会控制提供了一 项景观政治学的案例。     

近代四川农村流民的形成及原因

有清一代 ,四川成为移民社会。大量移民的存在 ,成为潜在的过剩人口。随着自然灾害的毁坏、人均耕地的减少、洋货的冲击、土地恶性兼并以及川省农村超经济的剥削 ,致使农村人口相对过剩 ,形成四川流民。给近代四川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明代秦巴山区流民的附籍与分布

明代秦巴山区的流民问题颇受研究者注目，成化十二年原杰在秦巴山区的处置流民行动，为历代所称道。不过，秦巴山区的流民编查附籍，并不自原杰处置始，原杰的编查亦非规模最大的一次，更非仅有的一次。秦巴山区的豫西南、鄂西北、陕南、川东北都集聚有众多的流移，一次编查附籍的结果，难以表明明代秦巴山区流民在有关各省的分布态势。同时，在大量流民落居附籍的山内州县，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口逃亡现象。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明代秦巴山区乃至全国的流民问题     

两汉流民问题初探

两汉流民问题具有规模大、地域集中、持续时间长、呈放射状迁移和成分渐趋复杂等特点。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强兼并和战乱等导致了流民问题的出现。两汉政府采取限制、镇压和遣返,控制与安抚,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设郡县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回故乡、死亡、入边地与城市、沦为奴婢、被收为兵、入居山林或参加农民起义,则是流民的基本去向。流民实边与入籍新地,有助于开发边地,推动民族融合与文化的交流扩散;流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但是,由流民问题引发的两汉社会的剧烈动荡,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浩劫,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则是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社会工作在自然灾害救助中的介入

防治自然灾害的知识力量,不为自然科学所独专,还包括社会工作知识.自然灾害的影响有特殊的社会性质,社会工作者能通过专业的方法服务于灾民和灾区,承担起多种功能性角色.在灾害救助中,社会工作者要坚持以人为本等六项原则,同灾民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自然灾害与社会流弊--以1935年湖北汉水水灾为例

以1935年湖北汉水水灾为例,展示了当时普遍出现的迷信观念盛行、灾民盲目流徙、天灾人祸并生、救灾积弊甚多的消极现象,并对自然灾害与社会流弊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近代移民"调剂"方略简论--一项关于流民问题调控模式的人口学研究

切入人口学新视角,对近代流民问题的调节控制模式--移民"调剂"方略的倡导、施行、成效进行系统考察,认为,通过向边疆疏散内地人口,缓解就业压力,以实现对流民问题宏观调控的"调剂"模式是对传统"移民实边"的可贵超越.它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流民对内地社会的冲击,较为有效的改变了由"人满之患"必然引起的人口和自然资源之间严重失衡的局面,同时增强了边疆地区的综合实力.尽管"调剂"方略有不完善之处,但对"西部开发"具有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     

20世纪30年代末河南邓县垦荒考评

民国前期,河南邓县水旱灾害频繁,土匪活动猖獗,社会动荡不安,民众大批逃亡,县境内上百万亩土地荒芜。20世纪30年代末,为缓解黄泛区难民压力,河南省政府在邓县成立垦荒办事处,设垦荒区,建设新村,陆续向垦荒区移送黄泛区难民5000人,组织并协助难民开垦荒地2．2万余亩,解决了这部分难民的生计问题,是救济黄泛区难民的成功之举。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移民垦荒规模较小,对于数量庞大的黄泛区难民来说,实属杯水车薪,救济作用有限。     

对晚清咸同年间太谷学派黄崖山聚众的考论

晚清咸丰年间,太谷学派北宗领袖张积中在山东黄崖山聚众讲学,自保自治。黄崖山聚众的规模在数千人之间,聚众者主要来自于乡绅官宦、本地村民及流民杂类。山东民间军事化环境下灾荒与民变频繁使黄崖聚众有了最基本的吸引力。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宗旨是黄崖山聚众得以实现的依靠。     

1921年接运库恰难民数量考

1921年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中，外蒙古的大量内地商民沦为难民并纷纷逃离，其中库伦和恰克图的大部分难民进入俄国境内，最终被中国政府和东北当局接运回国。对于库恰难民的数量，各种文献中记载不一，结合当时实际以及对文献记载的考证，库恰难民人数应在5万左右。     

清末民初黑龙江讷漠尔河难民移垦始末简

清末民初,在黑龙江讷漠尔河地区,由政府主持,曾有过两次迁移关内难民移垦的现象,两次难民移垦之结局迥然不同,为今后难民移垦提供了引以为戒的教训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关内难民移垦定居于东北地区,既可以安置难民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又可以充实边疆而成为移民实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之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