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诗人论的矛盾及其启示

柏拉图对诗人"迷狂说"和诗人"摹仿说"这两种朴素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思辨,又在《理想国》中阐发了文艺"功用说"的观念,依此奠定了西方作家论的理论基础。同时,在"迷狂说"与诗人能否反映真理,"摹仿说"与诗人的知识是否可靠,"功用说"与对诗人教化作用的怀疑之间,也留下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和理论空白。柏拉图诗学的矛盾不仅在于柏拉图政治理想与诗人天性的矛盾、哲学与诗的冲突,而且,其核心在于人类追求现世功用与其自然天性的冲突,体现为诗人身上是否分有神性与如何表现人性的矛盾。     

“诗书俱妙”现象探证

中国传统诗人大都是诗、书并重的,"诗书俱妙"现象是从美学的角度探求诗、书审美的相通相类,诗人书写自己的诗作时,其诗歌审美意向与书法审美意向萌生互动,而"互动"的发生要以"情感"作为催化剂.     

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文化——立足于唐宋诗词的考察

木牛流马是诸葛亮智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葛亮北伐功业的标志之一,是其"名垂宇宙"的文化符号之一。唐宋诗人常常将"木牛流马"与"八阵图"视为诸葛亮智慧的象征和最伟大的发明。唐宋诗人在描写木牛流马时也是常常与诸葛亮北伐联系在一起。唐宋诗人不仅将木牛流马看作是诸葛亮的杰出智慧,更将其作为诸葛亮坚守信念、统一天下的文化符号,"看木牛流马,恢复神州"。诸葛亮木牛流马对唐宋以后的中国文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士临戎驾木牛",进一步强化了诸葛亮在文学作品中的智慧形象。     

《醉舟》的文化阐释

普罗米修斯般的诗人兰波(ArthurRimbaud)十七岁时的诗作《醉舟》作为前期象征派的代表作影响深远。它采用传统的亚历山大律,用年轻的幻想在诗歌中经历着一番风暴,乘着醉舟驶向未知的乐园。把诗中"舟"与"海"的意向从文化角度进行阐释,可以看出诗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诗作和"通灵者"兰波。     

“影响的焦虑”:谈傅山诗作

在明清之际,作为诗人的傅山少有人知,其诗歌创作反映了明清诗歌创作的一些特点,如对唐代诗人的模仿。在唐诗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在前人诗作"影响的焦虑"下,傅山提出了杜诗不可学的观点,并在创作时力求与杜诗"不似",但他仍难免受杜诗深层、内在的影响。     

贬低与征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书写印度的两种方式

在历史上,印度是英国在东方最为重要的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然而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却对印度的文化普遍抱有一种鄙视和偏见的态度。这一思潮影响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于印度的看法与态度,并进一步决定了在这些诗人书写印度时采取了具有贬义的视角、内容与方式。浪漫主义诗人骚赛和济慈的代表作品中体现了书写东方的两种方式:贬低与征服。这两种方式与英国帝国主义的政治、历史、文化的宏观认同体系紧密相连,表现出了"欧洲中心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     

现实与比喻:台湾当代诗的意象空间

台湾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的震荡引起人们思绪的翻腾。"诗人所为何事?"是诗人在这样的时空下存在的探问。诗的"生命感"变成"有心"诗人自我的鞭策。但现实的关照,并非将诗变成陈情书。诗是透过语言比喻系统的产物,而不是目的论的呐喊。诗人的书写必须面对现实,但却拒绝成为现实的工具。面对现实而能展现想象力是诗人创造力极严苛的检验。一方面,诗人必须避免文字的"说明性"以免将诗沦为散文,另一方面,诗人在避免"言说"的过程中,又要展现与现实唇齿相依的生命力。从当前台湾的家国认知、政治情境、经济状况、文化历史归属、与生活空间定位等面向,将可检视有创意的诗人如何以比喻与意象展现生活空间。     

阿布都热依木对维吾尔诗论的现代化创新——兼与汉语诗论比较

维吾尔族现代诗歌理论家阿布都热依木·吾提库尔从17个方面回答了"诗是什么"以及"诗人是什么"的诗歌本体理论问题:诗是喷泉,诗是雷鸣,诗并非项链,诗不像星星,诗并非经文粗布,诗不像刺绣画像,诗并非海市蜃楼,诗有美貌与芳香;诗人并非乌鸦,诗人并非鹦鹉,诗人并非蝴蝶,诗人并非懒猫,诗人应是雄鸡,诗人就是夜莺,诗人应是灯蛾,诗人应是雄狮,诗人要为人民。这种论述,视域独特,内容丰富,论述深刻,意义非凡。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当代诗歌的“南北之辨”与戈麦的“南方”书写

戈麦作为一位崇尚想象力的中国当代诗人,其诗作中"经验"与"想象"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呈现出模糊状态。从地域角度来说,戈麦是一位成长、求学、工作在北方的诗人,但从他的自述和诗作中却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南方"情结,其南方题材的诗作中也渗透着对"南方"的"想象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戈麦就是一位"南方"诗人。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中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南方诗歌"与"北方诗歌"。戈麦对"南方"的书写与博尔赫斯的作品(诗歌、小说)有着密切关联,两者之间产生了"互文性"。另外,戈麦诗歌中对"南方"的书写,也体现了诗人对诗歌语言进行探索的努力,并且这种努力是与诗人对想象力的追求相结合的,从而使其诗作的语言也富有幻想特质。     

郑愁予诗歌的文化解读

郑愁予诗歌的主导精神是"仁侠"精神.诗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与"现代中国"相遇,不可避免地体验到历史的大孤独:一方面,"无常观"成为诗人的生命感受的核心,伴随诗人一生;另一方面诗人只好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寻求解脱,体现了中国人普遍的文化依赖心理.自然,郑诗也成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诗歌之关系的经典个案.     

杜甫骑驴形象与元代诗、画的异读——兼及“浩然踏雪”误读解析

中国诗人的骑驴有许多故事传说,诗与画中也有众多诗人骑驴形象的刻画,这中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味。终生未仕的孟浩然被视作骑驴诗人的典范,代表着追求隐逸的清高心志,但这中间实存在误读。曾骑驴干谒一心用世的杜甫,则在后人对其与孟浩然的对比解读中遭到贬抑。元代诗画中杜甫骑驴的形象却与之不同,虽然与杜甫的自述不十分吻合,但把握住了杜甫富于诗才诗情又忧时悯世的"诗圣"的本质,对以"浩然踏雪"和"杜甫朝天"对立的传统观念予以有力反驳,充分反映出元人对杜甫其人其诗的深沉热爱与深刻了解。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论许立志底层诗作的抒情指向

底层话题是近几年来文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许立志的底层身份也为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体验与关注。本文主要从三个层面出发对打工诗人许立志的深度抒情进行阐释与解读。一是从诗人自我出发,认为底层诗歌当学会为自己说话;二是从诗人所在的打工群体出发,以人的"异化"与城乡对立为切入点阐述诗人许立志对底层的观照与表达;三是从诗人之死出发,认为许立志的死亡是一种重塑英雄性主体的浪漫自戕。简言之,诗人许立志的诗作不仅传达了自我的情感,也表现了他者的生存境遇,他为信仰而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艺术的"献身"与"理想"的重构。     

从“荒原”到“家园”:一个歌者的寻根之旅——评沈苇的诗集《新疆诗章》

《新疆诗章》是新疆诗人沈苇诗歌作品的结集。诗人用灵动飘逸的笔触及脚下那片神奇的西部大地,把对新疆热土的无比深情与彻悟浸透笔端,把他步履多年的边地世界囊括在"诗"与"章"之间。敏锐的洞察力、强烈的感知力和通透的彻悟力,完成了诗人对边地世界的理性认知。从最初的"荒原"感到最终的"家园"感,诗人完成了自我诗命的寻根之旅。     

论晚唐咏史诗的炼事与炼意

晚唐咏史诗的取材与当时社会背景、审美风尚、诗人心态等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在晚唐倾覆衰颓的社会背景下,晚唐诗人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他们偏重悲剧美的审美情趣,进而在咏史诗选材上也偏重"悲剧性",并从中反思历史、伤悼今时,把对史实的熔铸与意义的提炼结合得空前完美。     

扇: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现代派"诗人创造了一个与心理内容高度吻合的意象世界,也同时创造了具有原型意味的艺术模式,其中蕴涵着具有普泛意味的艺术母题。这些由于现代派诗人共同体普遍运用而反映群体心灵状态的意象性母题,一端折射着诗人们的原型心态,一端联结着诗歌内部的艺术形式,从而使一代年青诗人内心的冲突、矛盾、渴望、激情呈现为一种在意象和结构上可以直观把握的形式。本文选择了"扇"作为一个切入现代派诗歌意象体系的一个微观化艺术视角,把"扇"描述为具有形式感的审美中介物,是诗性想象的艺术化媒介,反映着诗人与审美物象之间物我相契的关系,从而成为一种经过诗人主体投射的对象物,是"思想与质料"的融合。同时,作为一个"客观对应物","扇"的意象积淀着古典内涵,昭示着现代派诗人对古典趣味的选择性。最后,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把原型意象母题理解为一种观察诗歌艺术的形式,从中探究现代派诗人内在的生命体验和心理形态,进而勾勒现代派诗人观察与表现世界的艺术原则,以及现代派诗歌中所蕴涵的关于"生命的艺术"的艺术史观。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新诠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古今中外皆解为"远村近邻景物之描写".本文从诗人的立脚点与视点,诗人所居之景物描写的完整性与统一性,诗人所处时代诗歌语言骈偶化渐趋稳定的情况以及诗人"远人村"与"在人境"前后心境的比较等方面逐一考析,得出结论"暧暧远人村"二句为诗人南亩旧宅之近景描写,它与住宅全景之描写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     

中西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是新诗现代性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借助诗人本人的翻译这一中介,中国新诗作者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使新诗有了自己不同于旧诗的新的形式,新的声音、语调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诗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批判与接受,是在中国诗人接受了西方诗学影响的背景中进行的.20世纪中国许多诗人的"夭折",其中很大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始终以"诗人"自命,没有将书写"诗人之诗"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     

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龚自珍情诗解读

中国古代男诗人向来借恋歌来比喻他的政治遭遇,而龚自珍《己亥杂诗》中写给灵箫的三十多首情诗是在他1839年被迫辞官南下的路途中写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没像以前的男诗人一样借恋歌来表达自己的政治遭遇,反倒直抒胸臆,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自己在面对与灵箫的爱情时,既"沉溺"其中又想努力"摆脱"的强烈而又真实的情感。这主要与明清时期尚情、唯情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男女双性"的文化现象密切相关。     

中国纯诗的音乐本体意识

中国纯诗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人的整体追求里,始终在寻找一种能切近现代人情绪的纯粹形式,这是他们苦心寻找的"纯然的"现代诗.在这个诗形里,诗人们刻意抛开惯常倚靠的音律,力图用情绪的节奏组织诗的内在结构.表面上,"现代"诗人这种"纯然的"诗,与法国象征主义"纯诗"的艺术宗旨有着一定的偏差,但实际上,"现代"诗人努力打造的中国纯诗并没有放弃音乐性,他们强调的"不用韵脚,不受格律的束缚",实际上体现为一种音乐的"缺席"与音乐性的"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