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六朝时期的民族官印与民族关系

本文探讨了《后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史料中所载的南方少数民族称呼与现存的中国古代民族官印中的民族称呼之间的关系，指出从这些官印上的民族称呼可以确知这些古代民族的存在，而这些民族官印是赐与少数民族领袖的，更证明汉六朝时期对南方少数民族实行着有效的统治，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时期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     

秦汉时期的汉越民族关系

秦汉时期中国南方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汉越民族关系,由于大汉族主义思想膨胀和越民族上层贵族中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所以汉越民族关系常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冲突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汉越民族交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作用。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活动与西北开发

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国家政策导向、西北战略地位和西北边防形势日益严峻等原因,国人对西北的考察活动日益增多,前后持续十几年,其中既有国民政府组织的以政府行为为主的考察、视察活动,也有各种社会团体、个人自发组织的考察活动。这些大大小小的考察活动,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对明确西北自然和矿产资源,推动西北开发热潮的兴起,政府开发西北政策及措施的制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简论

元明清三代,持续的人口流动奠定了现今武陵地区以汉族、土家族、苗族为主体,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剧了生态压力,造成了本地区民族关系某种程度上的紧张与隔阂。武陵地区三大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关系：土家族一直占有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学习汉文化也较为成功;汉族则自来据有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苗族在本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经济、文化发展都较滞后。要而言之,影响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和民族格局的因素主要有三种：人口流动、文化交流与国家政策。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密切联系着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在地区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卢龙—平刚"道的盛衰与汉匈关系变化有关,汉族和乌桓、鲜卑曾在"白狼水—渝水"谷道展开激烈纷争,辽西"傍海道"是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辽西走廊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民族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对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论民族关系在中国西北边疆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关系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变量。在众多民族杂居共处的西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更是具有重大的影响。良好的民族关系能够促进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同样,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也能够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不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啻影响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而且还能引发动乱和动荡。     

试论清王朝在西北边疆的藏传佛教政策

藏传佛教在清代西北和西藏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而黄教首领往往左右着当地的政治形势,影响着人心的向背.有鉴于此,清王朝对藏传佛教在实行优礼藏传佛教上层首领,广建寺院、扩大寺院实力的同时,又创立了金瓶掣签转世制度,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对妨害国政、干犯法纪者严惩不贷等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恩威并举政策,收到了良好的统治效果.     

唐代文学视野中的西北民族关系研究之意义与局限

本文主要梳理以唐代文学为视点的西北民族关系研究成果,发现并指出中其存在的问题：专题的、微观的研究居多,综合性的、宏观的研究偏少;部分研究成果角度较新,研究深度还有待加强。同时,分析了文学文本在民族关系研究中的意义与局限,提出几点设想：立足于整体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研究重点从文学现象专向历史过程,即重点在对于对西北民族史及民族关系的把握。     

和谐民族关系视阈下西北民族地区资源开发问题探析——以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为例

和谐民族关系是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稳定的基础,大力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加快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由于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不完整、开发模式不完善、资源开发产业关联度低等原因,资源开发对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造成了一定影响.文章基于资源开发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资源开发应以促进和谐民族关系发展为基础,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人为本,建立兼顾当地居民利益的资源产权制度、构建国有开发企业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间的沟通平台,注重开发企业与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互动协调.同时,应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在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心理调适能力,通过整合与重构,在现代化、市场化过程中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居延汉简所见窦融时期的河西民族关系

统治河西地区的13年中,面对王莽末年天下大乱、战事四起、民族矛盾激化的河西局势,在大力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同时,窦融采取了"怀辑羌胡"与坚决抗击匈奴并用的民族政策,保持了河西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成为河西发展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窦融的统治政策,为多民族地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也谈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的关系

长期以来 ,藏族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 ,与藏传佛教形成了密切的联系 ,丰富了藏传佛教的内涵。文章分析了藏族文化体系中诸要素的关系 ,并通过中外学者对文化与宗教关系的理解 ,对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关系进行了阐释。     

藏传佛教对世界的时空阐释

藏传佛教形成并成为藏族文化体系的核心以后，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藏民族原有的观念。在世界形成、人类起源、时间空间以及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等方面，通过三界六道轮回、因果关系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仅展现了一个介于现实与精神之间的世界图景，而且也影响了藏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存。     

当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以建国以来的地方志、档案及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总结了建国以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特点,分析总结了当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对西北民族关系的影响.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滇西北藏传佛教绘画《神路图》研究

东巴绘画是滇西北地区纳西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是研究三江流域纳西族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主要包括竹笔画、纸牌画、木牌画和卷轴画这四种类型,《神路图》作为东巴卷轴画的旷世巨作,展现出了原始东巴宗教的古朴美,是纳西族绘画中极具特色的珍品,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与宗教研究价值。其作为纳西族与周边其他民族文化逐渐融合的产物,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巨大,《神路图》对于了解滇西北纳西族宗教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分布

藏传佛教在形成后,开始了向外的传播,青海是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域,在元王朝的大力推崇下,藏传佛教在青海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地域上,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都具有不平衡性,本文依据统计资料,分析了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分布的时空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初传时期的再比较

以藏文材料和汉文材料为依据,对佛教在藏区与汉地初传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途径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将佛教引进了吐蕃,并欲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当时吐蕃人信奉本土固有的宗教—苯教,于佛教异常隔膜。在此情势下,松赞干布将计就计,以苯教的思想和仪轨作为传播佛教的理论铺垫和思想基础,吐蕃人通过苯教这个管道和途径,才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汉地佛教初传时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佛教初来咋到时,汉人将佛教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后来又将佛法和道教的法术相提并论,将佛教哲学和庄子哲学一样看待。这些事实都说明,佛教在两地初传时期,基本上是接着两地的传统思想、宗教、文化讲的,而不是照着印度佛教思想的原本模样讲的。这是印度佛教在汉、藏两地传播的一个共性,或曰规律。     

论辽宋夏金时期的各族盟誓与传统共享

辽宋夏金各族人民分治天下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尝试 ,它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基本思想资源和认同前提 ,以盟誓为基本制度 ,实施了空前的文化发展和文化融合战略 ,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藏传佛教和道教

藏传佛教和道教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中印文献都有道教于公元三四世纪传入印度的记载或神话。佛教传入汉地后 ,和道教相互交融。来华印度僧人们回国后 ,传授融会了道教各种内容的密术。这种密术为印度纯密所摄取。公元 8世纪印度密教传入吐蕃 ,道教内容随之而入 ,并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笃本、洽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 ,与道教之间先天地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 ,因此吐蕃上下对融有道教内容的印度密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与活佛转世制度 ,只在道教中发现最相似的先例和神学解释。     

论北宋东京城对金上京、燕京、汴京城的影响

北宋定都东京(今河南省开封),金分别定都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燕京(今北京)、并有短时期定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北宋东京城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代表,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以后的中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发展影响重大。对北宋、金两代都城的布局、建筑特点等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宋都东京城对金上京、燕京、汴京城具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