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必然”到“应当”：康德对认识论美学的超越

在探求审美客观必然性的过程中,经验主义美学陷入“审美趣味无争辩”的境地,理性主义美学则将审美与认识等同起来,从而取消了审美的独立性,认识论美学无法自圆其说。“应当”（sollen）是考察康德美学思想的一个关键词,不同于必然性,它表示一种应然性。“应当”一方面表明反思判断力与知性、审美与认识的联系与区别,另一方面是一种自由。由此康德认为审美的必然性是主观原则上的“应当”,从而超越了认识论美学。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论“虚静”心态与审美创造

本文认为，“虚静”心态是中国古代审美创造最重要的心理状态。“虚静”心态是虚与实、静与动两组矛盾范畴的组合，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在创作发生、审美体验、构思想象、艺术法度、技巧运用等审美创造的各个环节，“虚静”心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今天的审美创造，“虚静”心态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唐代对“意境”理论的发展和改造

唐代美学中有关“境”的思想，为变幻莫测的“意”找到了较为适宜的理论外衣，“意境”一词正式出现，“意境”理论从之前的潜在依附性研究变成了一种独立意义上的显在研究。“意境”理论在唐人理论建构和应用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之下，获得了基本的理论定位，在艺术审美世界中生根开花，充分整理了之前的理论成果，同时又开拓了禅化的空间思考，带着玄妙、空灵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从朱光潜“接着讲”——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一百周年

本文以“意象”这个概念重新解读朱光潜（以及宗白华）的美学。本文认为，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美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趋势，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寻求中西美学融合的历史趋势。这两个方面都集中表现为二位先生对于“意象”的重视和研究。“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的契合点。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可以概括为“美在意象”的理论。中国当代美学本应从朱光潜“接着讲”，但是没有这么做。５０年代开展了对朱光潜美学的批判。朱光潜美学被不加分析地整个儿撇在一边。朱光潜的批判者（例如李泽厚）并没有真正克服朱光潜的美学，从而也没有超越朱光潜的美学。这就要求我们回到朱光潜（以及宗白华等人）的美学，从朱光潜“接着讲”。“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接着讲”是突破，是扬弃，是创造，是发展     

“乐”与中国古代审美体验

“乐(lè)”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重要的理论范畴。其美学意蕴有三：是审美过程中主体的审美愉悦感的重要体现;是对中国古代以诗、乐(yuè)、舞为代表的艺术创造或审美活动所引发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的重要理论提摄;是审美体验活动之高级阶段审美主体的超越性精神体验的表征。“乐(lè)”作为审美体验,贯穿于审美体验活动的全过程中,并呈现为“即身”之乐、“会心”之乐、“神游”之乐三个依次递进的不同体验层次。就其审美体验中所蕴含的超越性而言,“乐”又主要呈现为以“和”为旨归的儒家之“乐”境界、以“妙”为旨归的道家之“乐”境界和以“圆”为旨归的禅宗之“乐”境界。“乐”比“美感”更适用于描述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活动的层次性、超越性以及对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美学特色。     

论老子“道法自然”说的美学内涵及意义

老子的美学观点同他的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道”有着直接的联系。“道”是老子以自然之美为核心内容的美学思想的出发点。老子的美学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自然美学思想和自然审美观。老子的“道法自然”说体现了他的审美观念、审美认识、审美判断、审美情趣、审美方式和审美目的，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实际上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一个开端。     

论“道”在中国美学思想中的意义

“道”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同时也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美学中,并成为各种艺术描述和解释的基本术语和逻辑起点。在美学中,“道”的主要意义有三层,即艺术的存在依据、艺术的创造法则和艺术的审美境界。而艺术本身,则相应地被视为“道”的显现。     

由“生命”到“美学”的心路历程——从潘知常《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的“后记”说起

当代中国生命美学的创始人和领军人潘知常从1991年的《生命美学》到2023年完成的“生命美学三书”（《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走向生命美学》《我审美故我在》）,构建起了“情本境界生命论”的美学思想及“审美何谓—审美为何”的研究体系。从他这四部著作（尤其是第三部）的“后记”进入潘知常的学术世界,探寻他由“生命”到“美学”的心路历程,期冀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窥探他生命美学的“奥秘”。     

中国音乐审美心理“偏向”成因浅析

由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具有阴柔偏向。同时与阳刚相补。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有着“尚悲”的偏向,其特点是趋向淡化、弱化,偏于阴柔的“悲情”,体现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愤”,近于“中和”之美。“尚悲”的“中和”之关不仅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原则,而且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标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审美标准对当代中国音乐仍旧具有深远影响。     

"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与叔本华的优美、壮美说

王国维的“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叔本华的优美、壮美说的“中国特色”的表述,其目的在于区分中国古典诗歌不同类型的美学意境。“我”特指意志认知主体或主体的意志认知,存在“美术”中的认知主体从结果看均属“静观”纯粹认知主体,即无意志认知主体,也即审美认知主体;“优美”与“壮美”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观审心理经验过程,它们构成了“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不同审美内涵。仅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解释“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未免失当。     

从“非美”到“泛美”--中国当代美学的思想误区及其出路

当代中国美学以否定西方经典美学思想为开端,致使美学学科失去自身的知识依据,完全受制于哲学的主客观问题而不能就美本身的问题展开,因而出现“非美化”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在试图消除“实践论美学”偏颇时,又以存在、生命、自由为本体,把美放大成生命的全部,呈现出“泛美化”倾向。当代中国美学只有回到美自身的领域,科学地传承美学固有的经典思想,尊重美的边界及审美事实,才能真正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     

论“五四”散文形式审美的表情性

表情性的审美诉求,是现代散文在颠覆古代散文审美价值之后所建构的全新美学意蕴;散文形式的本真表情性,表现为一切形式的整体寓意与诸多形式中赋予主体意象以抒情指义,即“人的发现”与个体生命意识的自由呈现。     

“善”与“美”的交织——试探欧阳修的音乐功能观

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中,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审视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发现他音乐观中的矛盾性:"善"与"美"的交织,即强调音乐的教化补世作用,也推崇音乐艺术怡悦性情的美感作用和审美娱乐价值。欧阳修坚持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提出音乐"自释"和"平其心"、"养其疾"的音乐功能观,同时也非常注重音乐的教化补世作用,强调"导志"、"移人"的传统音乐功用观。     

“毛泽东思想概论”课落实“三进”途径探讨

在“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教学中 ,结合现实和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使“三个代表”精神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 ,是教学的一项基本任务。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注重理论分析、体现课程的德育功能 ,构建体现时代感和实效性的教学体系 ,是实现“三进”的重要途径。     

庄子：“没有美学的美学”--庄学别识

以漠视形式、鄙弃世俗审美与低劣艺术为特点的庄子思想中没有西方学科化的美学，而对后世艺术之影响却远远超出一般美学与艺术理论。近些年来，庄子美学却被说得特多，也有不少误读。其“无为”、“无用”哲学有拒绝作为王者霸业工具“不为有国者羁”之叛逆精神；其“万物一齐”、“天人不相胜”、“处物不伤”理念指向“物化”及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对于当前生态危机之现实有着极其重要意义；其带有乌托邦色彩向着“大美”返朴归真之逍遥梦指向人与自然、人与人终极和谐之普世价值。相隔约两千五百年，“以恶骇天下”的庄生来到我们中间演出了一场精彩的后现代“穿越”大戏。     

唯美主义与康德美学——“审美无利害性”概念的确立与“为艺术而艺术”命题的提出

康德美学所提出的“审美无利害性”概念在理论上给当时的文学艺术极大的启发,文学艺术转向自身的价值追求,开创了西方现代批评的先锋。文中通过分析康德对审美无利害性的阐释,以及唯美主义思潮是如何吸收康德美学思想、进而提出“艺术无功利”和“为艺术而艺术”等惊世骇俗的理论口号,并厘清它与康德美学的关系,从而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文艺思潮的历史意义,及其在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     

“生命美学”研究成果文学社科应用性阐释

潘知常出版了多部“生命美学”研究方面的著述,深刻阐释了“我审美,故我在”以及“知行合一”的要义,尤其《走向生命美学》一书的出版,更加夯实了“生命美学”的学术建树及其在美学界的话语权,“生命美学”研究成果及其文学社科应用空间的确是辽阔的,没有止境的,无论是诗与思的对话,还是文学研究性阐释,“生命美学”研究成果的应用空间及其审美应用空间都是大有作为的。     

“意境”散论

“意境”作为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不能用西方理论和思维模式简单演绎，把“意境”说成是主客观统一的典型形象。在“意欲’审美中，不是“情景”，而是“虚实”构成其核心因素。“意境”以虚实为本，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美学的超越精神。“‘祥境”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境界的典型表现和最后完成，在“意境”审美中具有重要意义。“意境”范畴可以进入现代美学中，它的诗意体验和超越精神，在现代审美中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从主体话语到文化启蒙：论1980年代美学“译介热”的知识谱系

在1980年代“美学热”语境中,西学的“现代派”资源契合了思想解放的宏大语境。主体价值的确立、审美感性的彰显、个体的历史反思等等,这些不仅成为西方现代派美学的表征形式,更是成为中国新时期的理论诉求。“萨特热”“尼采热”以及“弗洛伊德热”就构成整个80年代美学维度“译介热”的知识框架。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浪潮作为译介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强大的哲学理念和现代派文学的推动,成为人学思潮中的“亮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通过对主体深层心灵活动的体察、泛性主义的生命欲求和精神世界的症候性分析,呈现出了主观色彩浓厚的美学面貌;“尼采热”的出现构筑了新时期译介活动的另一个热潮,伴随着尼采哲学论争的同时,也是唯意志论哲学和人本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和张扬。由此,“译介热”走出了一条从主体话语确立到美学伦理建构的理论谱系,具有文化反思和人性启蒙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