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析沈从文的"乡下人"情结

纵观沈从文的一生及其作品,都有一种执拗的"乡下人"情结,从地域、民族、个人等角度看,这个"乡下人"情结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是作家的一种自我定位,体现了作家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倾向,并对作家的叙述方式、创作主题乃至创作倾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反讽与创作主体意识

反讽思维的发展与主体意识的发展同步.苏格拉底的反讽首次表现了主体意识的觉醒,自我摆脱了外在规定性.浪漫派反讽理论极大地扩大了反讽使用的范围,强调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自觉、反思和自由.随着主体意识对宗教、伦理价值体系的质疑,现当代文学文本中出现了反讽的多元化倾向.     

文学文本的自我生产性及文本场

文学文本的生成不能直接归结于作者个人的创作结果或社会的决定作用,而要追溯到文本场的自我生产。文本场是指一组不同的文本资源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正是由于文本场的作用,使得一定作者、一定社会的文学文本既具有丰富性、差异性,又具有相似性、决定性。所谓创作的自由只是文本场及其生产方式的规定性的表现;创作中的偶然只是文本场自我生产内部逻辑的必然。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是强调文本的自我再生产的能力;二是提出文本场的概念并对其机制、作用及其和作者的创作自由的关系进行了描述。     

历史、自我与女性文本

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引人注目,其主导倾向是对“革命史诗”的重新叙述,但女性文本中的“历史情结”源于性别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认识的深入。本文通过对赵玫、徐小斌、王安忆三部长篇的解读,描绘了当下女性写作中试图将“自我”与“历史”合一而又难以达成的状态。     

萧红女性主义创作视角研究

萧红的创作在抗日文学为主流的背景上无疑是独特的,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萧红的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她从女性主义创作出发,建构了与整个男性叙述语境全然不同的女性叙述视角.     

“第二作者”的诞生与叙述交流模式的改进

鉴于叙事学界对叙述交流过程的不同建构,首先分析了"隐含作者"的定义衍变,然后建议用"第二作者"指称创作环节中作者的第二自我,把原来的"隐含作者"纳入阐释环节,用来指称读者建构出来的作者形象。通过对概念的整理,一副双向叙述交流示意图形成了,它不仅突出了作者的作用,也强调了读者的地位和文本的交流媒介属性。     

论《看不见的城市》叙事的实验性

《看不见的城市》作为卡尔维诺经典的小说实验文本,以其奇特的叙述魅力为人们所重视。小说以《马可.波罗行纪》作为文本叙述的起点和背景,运用互文的手法表现小说文本的意义,表达作家对现代城市的思考。在行文中,小说将叙述由叙者向听者(读者)敞开,模糊文本叙述的边界,使读者进入叙述圈套,成为叙述的主体之一,从而呈现多重的叙述功能。同时,文本发挥了形式的表现功能和语言的能指功能,使文本的意义呈现出巨大的扩张性。本文基于卡尔维诺对小说本身的内容、结构、小说中叙述者的角色,语言方面处理的方式,来对作品进行分析,阐述文本间互文性,主体间性的叙述模式,文本形式的独特性和语义的多义性对小说创作的作用和意义。     

论孙犁短篇小说叙述话语的转变

纵观孙犁前后期小说文本,其叙述话语发生了巨大转变.叙述视角上,前期小说采用的是全知全能式叙述视角和人物式视角的交互结合,后期转而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叙述时间方面,其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省略幅度的增大、描写停顿转变为评论停顿及后期小说的重复叙述倾向.引起孙犁小说文本叙述话语的转变有诸多复杂的原因,既有时代方面的因素,也有作家主观方面的原因.     

“历史”的变革与“主体”的浮现——“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历史叙事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历史”本身的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使得作家无意于再建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从而在文本中渲染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作家注重自我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关注个体的命运和价值,表征了一种经验理性的反思倾向。     

五四以来女性叙述声音的嬗变

美国后现代叙事理论家苏珊·S.兰瑟在对西方女性作家的小说文本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私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通过考察中国五四时代以来的女性作家小说文本,发现这三种叙述声音的特征对它们同样适用.在西方理论和中国文本相互观照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女性的叙述声音经过了一个由不自觉的隐匿(他者赋权)、自觉的显现(自我赋权)到与人物的声音交融(相互赋权)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女性作家书写的逐步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