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责任的双重属性及其实现途径——以《公司法》第5条第1款为中心

公司社会责任具有道德和法律双重属性。基于公司的营利性本质和公司法的技术性特征,不宜过分强调公司社会责任的道德属性。法的一般条款理论并不适用《公司法》第5条第1款,因为该条款仅具有宣示性效果。针对公司社会责任的不同属性,其实现途径包括自愿实现和不情愿实现。在国际化浪潮下,跨国公司实现其社会责任时要突出促进人权保障,并且不得采取差别待遇。考虑到政府利益和职能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在监督和引导跨国公司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的若干理论思考--兼析《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第三条

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s)具有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和股权激励的功能,但我国的管理层收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并导致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为此,国务院国资委于制定了《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以规制管理层收购。本文对该《暂行规定》第三条进行了理论解析,以期对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公司法》“绿色原则”构建——兼议《公司法（修订草案）》第十九条

《民法典》确立绿色原则后,公司法引入绿色原则是法制统一的内在要求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宏观上,公司社会责任为绿色原则在公司法中的构建提供价值连贯与融合基础,但绿色原则并非公司法的传统内生原则,与自由原则和效率原则存在价值冲突,而比例原则可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实现公司法理念从企业管理走向公司治理。微观上,绿色原则在公司法的具体规则构建方面,应以强制规则推进ESG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强独立董事对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建立企业破产环境债权多元化处置路径,发挥预重整制度节约资源的作用。     

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在一人公司的适用——以《公司法》第64条为中心

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与一人公司之间存在着应然的制度联系.一人公司是法人格否认规则适用的主要对象,适用情形与标准具有特殊性,亦具有特殊的制度价值.现行公司法第20条、第64条确立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适用于一人公司的基本制度框架,但其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均具有探索性质,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亟待强化.为此,尚需司法裁判经验的适时跟踪、总结和完善,并形成司法实践、司法解释与立法修订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图法》第四版中国地区表第3条使用规定质疑

本文认为中国地区表使用规定第3条及举出的例子是错误的 ,进而提出华北、东北、西南等六大区地区号本身不能用中国地区表的复分表复分     

论公司除名制度中的事由界定——兼评《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

除名事由之界定关乎公司除名制度的完善程度。就法律规定的除名事由而言,应当注重定性规定和定量规定。就公司章程所规定的除名事由而言,其应当来自法律的概括授权,且内容不得违反关于除名事由的定性规定,同时,除名事由条款应当经全体股东同意方可成为公司章程条款。就公司选择的其他除名事由而言,除肯定公司可为此种行为之外,应当在除名程序上由法院对该类事由进行审查。《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应当在除名事由的定性问题上予以修正,同时扩大除名事由之列举规定。     

解读《殡葬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案例:某市民政部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一处擅自兴建的陵园进行查处时,发现该市国土资源部门已经以"非法占地"为由,根据有关土地管理法规,对该陵园做出了拆除违章建筑、恢复土地原状并处罚款的处理决定。由于民政部门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理解不清,一时就如何适用《殡葬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问题陷入困惑。     

论《对外贸易法》第30条与TRIPS第40条之间的关系

由于《对外贸易法》第30条缺乏一个可涵盖所有需规制的滥用知识产权、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行为的概括性条款,而其措辞“等行为之一”中的“等”字在这种特殊语境下又可起到两种都说得通、但截然相反的作用。该条与TRIPS第40条之间的关系遂呈现两种可能:有限的和谐或冲突。有必要在该条中增设相应概括性条款予以补救。     

表见合伙之价值评判——兼析新《合伙企业法》第76条

2007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合伙企业法》是一部非常有效地法律,但其最大缺陷是仍然没有规定表见合伙制度。表见合伙与表见代理、与民事欺诈是有明显区别的,不能用表见代理与民事欺诈解决实践中的表见合伙纠纷。新《合伙企业法》第76条的规定让人困惑,像似表见合伙,实则不然。建立表见合伙制度更有利于保障交易公平和安全,彰显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充分救济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因此,我国应当建立表见合伙制度。     

日本《裁判员法》第73条介评

为了实现司法界与国民之间充分且合理的交流,提高司法对国民的透明度,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于2001年提出了刑事审判方面构建裁判员制度的设想.也就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要导入能使广大国民国法官员共同分担责任,相互配合,真正以审判主体的法律地位来参与具体案件审判的新的国民参与制度.2004年5月28日,公布了<关于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的法律> (文中简称<裁判员法>).日本新的裁判员法具有重大意义,旨在便捷国民参与司法并提高对于司法的信任,但裁判员法的相关规定却侵犯了国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同时也有违该制度变革的初衷,需要进行重新检讨与制度重构.     

论新《公司法》中的但书规范

但书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新<公司法>使用但书的数量、形式、技术等方面大大超过了旧<公司法>.文章运用比较的方法界定了但书的含义、新<公司法>中但书规范的具体形式及其作用.     

论公司法中的评估权制度——以新《公司法》为中心

新<公司法>首次规定了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即国外公司法中的评估权制度,完善了我国公司法律制度.首先介绍了评估权的概念及特征,并分析了评估权的理论基础.其次,介绍了评估权的适用范围以及适用范围的例外,重点介绍了我国新<公司法>中的评估权制度.最后,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评估权制度的建议.     

论《刑法》第262条之二的保护法益

《刑法》第262条之二是《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设的犯罪。将这种新增的犯罪设置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不妥,其保护法益不应当是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而应当是一种社会管理秩序。为了充分此种犯罪的立法价值,在类罪归属上应将其纳入《刑法》分则第五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规范竞合还是规范冲突——《合同法》第51条与第150条之规范分析

<合同法>第51条与第150条之间存在着规范竞合,但是并不存在规范冲突,二者的调整对象和判断标准并非完全相同.判断买卖等债权合同的效力应该依据<合同法>中所确立的包括第51条在内的确定合同效力的一般规则.因此,就无权处分的买卖等债权合同而言,<合同法>第51条是<合同法>第150条的特别法.未来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该废除<合同法>第51条不合时宜之规定,将合同的效力与当事人的处分权彻底分开,而缔约时有无处分权不影响债权合同的有效性,而物权变动之效力须依赖于物权表意人具有处分权.     

《刑法》第37条功能定位之曲解与辩护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刑法》第37条具有酌定免刑功能,可以作为独立的免刑事由适用。通说观点得到了司法实践的长期认可和践行。然而,否定论者以刑法第37条立法术语的不明确性、条文位置的非情节性、适用程序的不协调性、适用后果的消极性等理由,对通说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但是,经过一番论证表明,否定论者的理由并不能成立,通说观点应当继续坚持。     

《陈启云文集》论析

文章对著名史学家陈启云先生的两本文集进行分析研究。     

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四卷

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四卷李立志李立志，男，１９６７年生，杭州大学政治系。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至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的召开，是我国实现历史性转变的时期。这是激动人心的六年。１９７８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刑事诉讼法》第一条评注

《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制定至今历经三次修法,其第一条仅在1996年修法时有三处改动。该条规定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立法根据是践行宪法的精神和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一章章名为“任务和基本原则”,未能涵盖第一条的立法目的和根据,宜修改为“一般规定”,以兼具统摄性和包容性。同时,应增设“确保程序公正”一语,确立立法追求“实质真实与程序公正”的二元目的观。另外,应关注《刑事诉讼法》对宪法精神和规范的贯彻与衔接,避免“公开审理”与“公开审判”、“特赦”与“隐性大赦”等相关条文间的冲突。     

《公司法》修订与相关刑事立法的完善

公司制度实现了社会资本的集中,为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基础。然而,公司制度也为很多经济犯罪活动所利用。我国《刑法》规定了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的一些规定与现实需要之间出现了背离。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缺陷缘于对公司制度的不成熟认识。随着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和公司法理念日趋成熟,立法机关对相关刑事立法进行修订已是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