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劳动妇女诗浅探

杜甫的劳动妇女诗篇是其"诗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反映了战乱带给广大劳动妇女的不幸和灾难,歌颂了她们深明大义的美好品质,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又体现了杜甫诗歌所特有的抒情特质,同时也表现了杜甫对劳动妇女题材的开拓意义.     

论杜甫的七律（续）

杜甫的七律标志着杜诗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文章首论杜甫七律的时空感;次论杜甫七律的内涵外延及抒情风格;复次论杜甫七律的章法句法;最后论杜甫七律对后世的影响.     

论杜甫的七律

杜甫的七律标志着杜诗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文章首论杜甫七律的时空感;次论杜甫七律的内涵外延以及抒情风格;最后论析杜甫七律的章法与句法.     

杜甫诗歌“诗史”说溯源

孟棨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从明诗论的七言律取向之争说起

明后期诗论中关于七言律的取向之争,反映了盛唐派对七律发展中正与变的不同认识。被视为"正宗"的盛唐七律平和优雅、高华壮丽,这种格调的形成与七律和乐府歌行的同源性以及早期主要用于应制体的历史影响有关。杜甫七律被明清诗家公认为"变格",其深层原因在于杜甫探索七律体式原理和发掘其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他不但在继承初盛唐七律传统表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其题材、结构及表意抒情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在后期七律中利用七言可以单句成行的特性,加大句联之间的独立性和跳跃性,以及句脉转折的自由度;同时在意象的提炼组合以及与声调的配合方面深入到心理感觉的表现。这些探索的意义在于从多种角度发掘了七律体式对各类题材的适应性,大大拓展了七律的抒情和议论功能,使七律在体调和表现上进一步与七言古体区别开来,并以其能"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的巨大容量成为中唐以后应用最广的诗歌体裁。     

刘长卿七律的诗史定位及其诗学依据

刘长卿的七律因“工于铸意”、“巧而伤雅”而被明清诗论“列入中唐”,这一定位主要基于尊尚盛唐气格的审美取向。刘长卿和杜甫都处于盛唐七律已经成熟、但尚未形成独特体式优势的特定阶段,都具有进一步发掘七律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与杜甫的“变格”不同,他在基本保持盛唐七律“正宗”风韵的基础上,开拓了七律营造意境的空间;同时突破早期七律程式的局限,探索了按抒情逻辑自由安排结构以及处理情景关系的多种手法,既将古诗曲折尽情的功能引入七律,大大拓展了七律抒情的容量和深度,又以其深沉蕴藉的艺术特色,为七律增添了一种区别于五律和七古的表现感觉。因此,为刘长卿的七律在诗史上定位,应当摆脱初盛、中晚之争的偏见,以其在体式发展上的贡献作为评价的诗学依据。     

超越"忠君"--重读杜甫《哀王孙》

杜甫<哀王孙>是一首反映安史之乱中唐皇室悲惨遭遇的诗篇.诗中流露出很明显地"忠君"思想,导致古今论者对此诗评价悬殊.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诗中"忠君"思想的表层,就会发现杜甫在此诗中流露出的思想其实仍是他一贯的爱国爱民思想的流露.本诗"指陈时事,反思致用"的特质于我们认识那个特定时代有着不可忽视的"诗史"价值.今天的我们有必要对此诗重新认识,重新定位.     

论丘逢甲内渡后七律诗歌的艺术特色

丘逢甲身遭乡土沦丧、报国无门的不幸,寄意于诗以自哀其志,其七律诗歌反映了一代世事沧桑巨变及个人坎坷的心路历程,有“诗史”之风。丘逢甲内渡后的七律之作悲愤凄凉,动人哀魄;诗中意象充满忧郁的情调,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其诗多用典故,常化用前人之句,内涵深厚。     

俊异意象背后的悲情--试析杜甫的《雕赋》与《天狗赋》

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了解杜甫生平和理解其思想,人们经常提到他的<三大礼赋>.然而真正能够体现杜甫一贯的创作风格(沉郁顿挫)的赋作当数<雕赋>与<天狗赋>.通过对二赋意象现实性与象征手法的文本表层分析以及从写作背景、文体特征、文本本身进行深层意蕴分析,可以看出<雕赋>与<天狗赋>的独创性与悲剧性.     

从“诗言志”看杜甫对《诗经》诗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诗经》开创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不仅抒发了先民的情感和抱负,也承担起了记录先民重要史实的重担。"诗圣"杜甫极大地发扬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精神,继承发展了《诗经》的诗学观,用诗歌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本文首先对"诗言志"的发展由来以及《诗经》的表现手法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引出了杜甫对《诗经》诗学观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继承主要体现在"兴"的运用和诗史同构的思维方式,以及致君尧舜的价值观。此外,杜诗发扬了现实主义创作诗风,把言志和抒情结合在一起。最后论述了杜甫对《诗经》诗学精神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仁爱精神,忧国忧民,重道尚意,性僻耽佳句"等方面。     

论杜诗意象的突破和发展

"意象"一词也许是中国诗学中最具特征性的术语之一.杜甫的意象思维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他的意象思维的深刻性、多样性,都有不少他人难以比拟的地方.杜甫常常把前人诗中很少出现的日常生活题材入诗,塑造了许多日常生活意象.杜甫不仅在突破传统意象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而且在发展新的意象方面有其积极的作用.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秋——论金学泉的诗集《世纪之交的独行》

金学泉的诗集<世纪之交的独行>有着鲜明的创作个性1.意象的跳跃性,以体验-感觉模式构筑意象世界;2.情感的内趋性及抒情个性上的中年写作特征,使诗的格调呈示出一种"忧郁的平静";3.克服异化与回归精神原乡的哲学趋向.     

《茗柯词》变相《风》、《骚》创作意格--论清代常州词派代表张惠言的创作实践

张惠言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他以传统儒家之"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为其词学理论基础;以<风>、<骚>的文学精神为其创作典范"感士不遇"而又"主文谲谏",寻春惜春,以立意为本,咏物抒情,重比兴寄托.主张崇比兴,区正变,知尊体.张惠言的<茗柯词>基本上体现了他这一词论要旨.     

论建安诗歌中的"悲风"意象

建安诗歌中运用风这个外物景象较多,而且都着上了诗人强烈的悲凉慷慨之情,由此构成"悲风"意象.建安诗歌的"悲风"意象具有抒情的多样性和形象性特征.这一意象的形成与建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悲风"意象是建安文学的特色之处,也是建安风骨的体现.     

明代叙事诗批评研究

明代古典叙事诗诗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乐府诗的批评与对"诗史"的认识。在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乐府诗创作的批评,其以复古求创新,使对乐府诗创作的理念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杜甫"诗史"称谓的审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深化和拓宽了"诗史"这一观念,客观上推进了古典叙事诗的发展。     

“以古为律”与杜甫七律艺术的革新

明清学者称杜甫七律为"变调",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被总结为"以古为律",即借鉴古诗的修辞技巧、篇章结构、表现功能、审美趣味和创作精神来创作律诗。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系统学习《诗经》、汉魏古诗创作大量新乐府和古体诗,为其此后"以古为律"奠定了基础。从修辞角度来看,杜甫使用拗律、用词拙朴变传统七律圆转和谐、华美清丽为奥峭顿挫、朴质疏野,古人称之为"以古调入律";从篇章结构和表现功能看,杜甫吸纳古诗叙写人生事态驱驾才势、曲折尽意的特点,变盛唐七律板滞僵化的情-景结构为气脉动荡、首尾浑成,古人称之为"以歌行为诗"、"律诗不离古诗气脉";从诗学精神上看,杜甫力图吸纳《诗经》的"比兴"精神改造源自齐梁的用于应酬、应制的七律诗体,议论时事,咏怀咏史,悲壮苍凉,意境深闳,达到了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的完美融合,古人称之为"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以《诗》为诗"、"律讽"。"以古为律"使杜甫七律对《诗经》以来的诗歌传统和创作经验吐故纳新、兼容并蓄,从而将七律体提升到新境界,成为中国诗学史上难以逾越的艺术典范。     

“以古为律”与杜甫七律艺术的革新

明清学者称杜甫七律为"变调",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被总结为"以古为律",即借鉴古诗的修辞技巧、篇章结构、表现功能、审美趣味和创作精神来创作律诗。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系统学习《诗经》、汉魏古诗创作大量新乐府和古体诗,为其此后"以古为律"奠定了基础。从修辞角度来看,杜甫使用拗律、用词拙朴变传统七律圆转和谐、华美清丽为奥峭顿挫、朴质疏野,古人称之为"以古调入律";从篇章结构和表现功能看,杜甫吸纳古诗叙写人生事态驱驾才势、曲折尽意的特点,变盛唐七律板滞僵化的情-景结构为气脉动荡、首尾浑成,古人称之为"以歌行为诗"、"律诗不离古诗气脉";从诗学精神上看,杜甫力图吸纳《诗经》的"比兴"精神改造源自齐梁的用于应酬、应制的七律诗体,议论时事,咏怀咏史,悲壮苍凉,意境深闳,达到了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的完美融合,古人称之为"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以《诗》为诗"、"律讽"。"以古为律"使杜甫七律对《诗经》以来的诗歌传统和创作经验吐故纳新、兼容并蓄,从而将七律体提升到新境界,成为中国诗学史上难以逾越的艺术典范。     

北宋词坛上的两束奇葩——魏玩与朱淑真词论

魏玩与朱淑真,是北宋词坛上的两束奇葩.魏玩<鲁国夫人词>风调谐婉,语言清新,其善于化用唐人诗句,以"自言体"代替"代言体",转换抒情形式等特点,对推动词体艺术的雅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朱淑真<断肠词>主要由闺思与咏物两大类构成,其中又以闺思为最.意象的纤丽细弱,比喻的别出心栽,赋物以人格化,是朱词表现在艺术方面最为突出的特点.二人的共同努力,为北宋女性词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能指中心主义与"盲人"意象叙事的辩证依存关系

<俄狄浦斯>中的提瑞西阿斯和<被窃的信>中的杜宾是相同的"盲人"意象,在拉康的精神分析文本中共同体现了作为听觉的能指中心主义的理念.只不过提瑞西阿斯不被人注意,杜宾虽然是拉康所选的<被窃的信>中的一个人物,但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然而大家注意的并不是他最后的假盲人形象.因此本文立足于盲人意象叙事这一角度,将他和提瑞西阿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从而证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能指中心主义理念和盲人意象叙事之间存在着辨证依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