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孟联句诗探析

联句诗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种特殊的形式 ,而韩孟联句诗又是联句诗中的典范之作。由于韩愈、孟郊二人在创作心理上的相互影响与争胜 ,在创作风格上的琴瑟相和与各有所长 ,因而对联句诗的创格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几部唐代唱和总集看刘禹锡的唱和诗

唱和是唐代诗人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唱和集几乎占唐代诗歌总集的三分之一。与刘禹锡有关的唱和总集有九部,尽管这些总集均已散佚,但通过文献考察和辑佚钩沉,我们能从中了解刘禹锡交往唱和的以下情况:九部唱和总集中,现在尚存世的诗歌在350首以上;与其交往唱和的诗人较为广泛,由此可见其在中唐诗坛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唱和交往,可见其与白居易等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关于唱和诗词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词唱和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它源远流长,形式多样,特色独具。诗词唱和的性质是同题共作,联句属于唱和诗的一部分,赠答与其有交叉,拟和乃古人用功之法。唱和诗词的评价,可分拟和、同处、同境遇、同体验、同声气等多种层次,都有一定的成就。唱和与唱和诗词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在文学史上理应占一席之地。应酬、次韵、逞才使气,历来是唱和诗词被人指责的三个焦点,其实,应酬、次韵既不足为大病,而逞才使气尤可认为是文学创作发展的动因之一。     

论刘禹锡与牛僧孺的唱和诗

刘禹锡晚居洛阳时期的唱和对象中包括牛僧孺,这是两个有着难以化解的宿怨的"诗友"。他们既把唱和当作修补持续恶化的人际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把唱和视为暗中角力的一种方式。这样,他们的唱和诗就难免飘逸出不和谐的音符而别具韵味了。他们这种行为本身也就构成了一种与政治代码及性格基因相联系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沈尹默《寺字韵唱和诗》的文献学价值

20世纪30年代末,沈尹默参与当时文人的“寺字韵唱和诗”活动,作有36首诗并汇集为《寺字韵唱和诗》,现留存有草稿本、誊稿本、油印本、传抄本等不同版本型态。通过校勘对比,草稿本、誊稿本文本最可信赖,油印本次之,传抄本再次之。传抄本讹误虽多,但文本总体仍不失可信,由此可对传世文献的稳定性抱有信心。     

论欧梅唱和诗的创作动机

"以韵相挑,示才过人"的竞争心理和相互学习、相互追慕的崇拜心理,决定了欧阳修与梅尧臣唱和诗在题材内容、形式技巧上创新求奇的创作动机。欧梅唱和双方的互动效应和运行机制成为宋诗新质生成的重要内驱力,导引着宋诗向重议论、讲才学、散文化的方向发展。     

"柏梁联句"与"柏梁体"诗歌的发展

中国古代七言诗的产生,相传源自汉武帝“柏梁联句”。对此,唐宋元明各代文人信而不疑。直到清代顾炎武才提出:汉武帝“柏梁台诗”中某些句子,可能出自后人拟作。而作为君臣联句独特形式存在的“柏梁体”诗歌,汉武之后,自南朝到清代,一直传承不辍。     

试论北宋真宗朝白体诗歌创作——以翰林学士应制诗作与中层文士慕白为考查中心

宋初白体诗首兴,白体诗人范围甚广,有"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之说。时至真宗朝,随着白体名家李昉、李至、王禹偁等人的去世,新朝文士纷纷进入文坛,使得昆体代替白体渐次成为诗坛中心。但不少诗人尤其是真宗朝的翰林词臣们的应制唱和诗作,无论是内容体制上还是语言风格上仍然具有白体诗的特征,甚至不少"典型"昆体诗人也由白体"脱胎"而来。宋初诗风更替具有渐次性与复杂性,西昆体与白体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的联系。此外,中层文士把白体诗风推向民间,扩大了白体诗的题材范围。总之,白体诗作在真宗朝没有消失,转入更深的层次的融合之中,并成为宋代诗歌的重要渊源之一。     

满蒙汉藏情谊深 驻边唱和别样新——《卫藏和声集》简论

广东省国立中山图书馆收藏有清抄本《卫藏和声集》,题下署＂甲寅＂字样,诗题下分别署＂希斋＂、＂太庵＂字样,鲜有学者注意到此集。此集系乾隆五十九年和琳、和宁在西藏任职期间的唱和之作。二人唱和频次之高,在少数民族作家中罕见。唱和之作在题材内容、艺术特点上也有较为鲜明的特征,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论党争漩涡里文人退隐心态——关于元祐苏门汴京题山水画诗唱和

在北宋元祐诗坛,以苏轼、苏辙为宗主的苏门诗人群题画诗唱和现象十分突出。而综观此期苏门题画诗唱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山水画的题咏。考察元祐苏门汴京题山水画诗创作,可以发现诗人们在诗歌中反复高歌的主题是"归去",由此可见当时党争环境下苏门文人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如一种精神解压剂,赏画题诗给苏门文人带来的是苦闷时的泄导和排遣,使他们暂时放弃沉重的现实关怀而沉入青山绿水的怀想,虽不能治本,但毕竟有效。     

韩愈分司东都与韩孟诗歌唱和群体的形成

文人分司东都对文学创作及洛阳诗歌唱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唐诗人韩愈分司东都期间,在洛阳任职或居住的孟郊、卢仝等人与之进行了较多的诗歌酬赠唱和。同时,洛阳便利的交通条件、韩愈在文坛的影响及其喜欢奖掖后进的作风也吸引了贾岛、刘叉、李贺等人。诸多诗人在此会聚,促进了韩孟唱和群体的形成,并在彼此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共同的诗歌审美追求。     

苏轼唱和诗初探

唱和诗在苏诗中占据着相当的比重,但囿于传统的偏见,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苏轼与苏辙、苏门学士、友人的酬唱,其意义不仅在于诗化日常生活,彰显文人士大夫的雅趣,突显诗歌的交际功能,更在于它反映了诗人真实的心路历程,折射出时代的审美趣味。苏轼“和陶诗”开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在对陶渊明的接受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自此以后“和陶”就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     

论明代海南名诗人王佐的赠答唱和诗

王佐宦游二十馀年,与人交游中,写有不少赠答唱和诗。或主动写赠对方,或为主人所作题诗,或应友人之请而作,从中见其厚道之性,真挚之情,见其才识,"激浊扬清,臧否人物。"大致有六方面内容:劝勉亲戚子弟,慰藉友人;赞颂友人的德行、才艺、武艺;送别诗以贺上任并抒难舍之情;思友诗写怀念之情;寄友人诗以写怀乡之情;在唱和诗中吐露己怀。分析这一类赠答唱和诗之渊源前人处,不少化自屈原赋、陶渊明、杜甫、韩愈等人诗作,也有的词语出自史书。     

宋诗新质与欧梅唱和

宋代相沿成习的优游唱和之风为宋诗创新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唱和诗示才过人、追慕仿效的心理动机和唱和双方互动的运行机制是宋诗新变的重要内驱力;欧梅唱和正值诗歌变革的关键时期,迎合了当时诗坛普遍要求革弊创新的社会心理,二人唱和中超越常规的新奇因素便很快得到诗坛认可,成为宋诗新的审美特质。     

宋代次韵诗现象初探

宋代诗坛,唱和之风盛行,其中次韵现象尤多。次韵诗的来源众说不一,一般采用元、白首创的说法,中唐元、白唱和活动出现后,次韵诗作为一种诗歌的创作形式受到越来越多诗人的青睐。宋代的次韵之风其盛行,故内容题材丰富,包括感情的沟通交流、抒怀言志、风雅酬和等。次韵诗的盛行丰富了诗歌的创作形式,推动了宋代诗坛以及词坛的发展,同时更为后人研究文学史提供了真实丰富的史料。     

论南宋酬赠唱和词的文人化倾向

酬赠唱和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重要形式,在宋词中亦多有表现.从词体发展来看,酬赠唱和之作在南宋,尤其是孝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风格更为开阔多样.从互动方式看,南宋文人以词酬唱主要集中在即席、临别、异地寄赠这三种情况下.与北宋相比,南宋酬赠唱和词在主题、功能、艺术形式上都呈现出新特色：传统的艳情题材有所退减,家国情怀大为增加,词中的脂粉气与感伤气明显减弱;词体功能从尊前娱乐更多转向文人抒情言志,词甚至充当起了书信的功能;次韵的艺术形式极为突出,文人气息更加浓郁.     

两宋道流内部诗歌酬唱探析

两宋道流将道教文化与民间口诀歌谣结合产生的歌诀作为师徒传道、后辈释道、同辈论道的酬唱载体,丰富了酬唱的话语和形态;道流是极具想象力和灵异能力的群体,他们创撰的故事性众仙真唱和,其过程仪式与方式既是对现实世界唱和的模仿,又是富有创造性趣味性的虚拟唱和,点缀了两宋日益理性化的唱和世界;道流之间的赠答联句,在保留传统"仙真化"的同时,更展示出道流生活与形象日渐俗世化、现实化的一面,在交际对话间再现了两宋道流较为真实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而且显现出他们的方外个性、才能与精神境界。     

论剧与诗之相互关系及其意义

从戏剧及其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诗与剧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表现首先是剧源于诗,剧属于诗.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戏剧和诗还是一个整体,处于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中.其次则是诗、剧异畛,是剧从诗的分离.从近代戏剧开始,由早先的以剧本为中心转变为以表演为中心,剧不再做诗的附属品而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第三是剧向诗的回归.不加区分地将戏剧与诗混为一谈固然不对,为了舞台性而抛弃文学性也不对,只有将二者适当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戏剧发展的正确选择.因此,剧向诗的回归是一种更高层面上的回归.它对我们当前戏剧的启示就在于,戏剧必须寻找并恢复失落的诗性精神.     

民国中期船山学社诗歌唱和中的士人精神

民国中期船山学社的社团刊物《船山学报》变化最显著的是"文苑·诗录"栏目所占的篇幅比例增加较多,而且船山学社社员彼此间的诗歌唱和占主要部分,这些诗歌唱和尽显民国中期船山学社社员的士人精神:既有吟咏游玩的闲情,也有孔孟之道的痴情,还有抗战爱国的深情。     

京师词坛"赠柳词唱和"与清初稼轩风

康熙九年,京师词坛上演了"赠柳词唱和",此为"秋水轩唱和"之前的一次重要的稼轩风词学唱和活动.它是在江南词坛稼轩风唱和的影响下发生的,标志着京师词坛对稼轩风接受的扩大和深化,是"秋水轩唱和"能够发生的重要前提,表明清初稼轩风运动的方向是江南一京师,在清初稼轩风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