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犯罪论

破产犯罪是指损害债权人利益，妨碍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业。     

日本破产犯罪立法研究

日本近现代破产犯罪的早期规定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近代立法最重要的成果是在借鉴德国立法的基础上制定1922年《破产法》罚则,破产犯罪第一次完整、系统地被规定在破产法中。1922年《破产法》实施了八十多年,直到2004年日本才通过新《破产法》即现行《破产法》。现行《破产法》之破产犯罪立法对1922年规定进行大范围的修改,新增了法人犯罪处罚,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维持了客观处罚条件规定,涉及刑法总论的诸多问题。     

我国刑法应增设破产欺诈罪

破产欺诈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但我国刑法却未规定破产欺诈罪。现行刑法中的妨害清算罪、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诈骗罪等均不能涵盖破产欺诈犯罪行为。破产欺诈罪的客体是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破产管理秩序和债权人的财产所有权 ,主体是一般主体 ,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刑法应在第16 2条中增设一款 ,规定破产欺诈罪     

破产欺诈犯罪立法研究

破产欺诈犯罪是破产犯罪中最严重、最典型的犯罪。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很多国家都做了规定。在我国大陆,破产欺诈犯罪可以适用的罪名是刑法第162条妨害清算罪,和《刑法修正案(六)》第六条的虚假破产罪。通过考察国外立法,以期对我国立法完善有所帮助。      

破产犯罪剖析

破产犯罪，主要表现为作为犯罪和不作为犯罪两种，它损害债权人利益，妨碍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因此，应依法对其进行刑罚处罚。     

我国破产制度之刑事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破产犯罪规定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破产犯罪的主体限制过窄;二是对破产犯罪的行为方式规定较单一。我国破产犯罪的立法完善主要应考虑加强对破产保护的力度和提高破产犯罪的法定刑幅度。     

大数据时代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兼论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

网络技术发展促成了网络代际更迭。在大数据为核心的Internet 3.0阶段,网络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变化,网络的刑法属性由传统的犯罪对象、工具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场域空间和存在方式。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也随之演化,在传统犯罪网络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出现了人工智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态。在对比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危害性评价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将网络犯罪区分为三种类型：危害性评价等价于传统犯罪的网络犯罪类型、线上线下危害性评价背离的网络犯罪类型、以网络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网络犯罪,后者尤以人工智能犯罪为代表。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冲击着以人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也给刑法提出了新的命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新的风险时代的到来。刑法对以网络为工具和对象的犯罪进行了有效立法应对,但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犯罪规制不力,对以“网络为空间”的犯罪应对不力,对以“网络为存在本质”的犯罪尚未作出实质回应。刑法缺乏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风险机制,一是对大数据系统安全、算法安全和数据与信息安全为内容的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应对不足,二是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瑕疵带来的刑事风险缺乏应对。同时,在立法规制网...     

我国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的规定述评

破产界限是破产法中最基本、最关键的核心问题之一。各国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的规定有列举主义、概括主义、折衷主义三种立法体例。我国破产法采用概括主义立法体例,符合现代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立法体例的主流趋势。我国新破产法规定的破产界限为支付不能并且债务超过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十分严格。这一规定摒弃了我国旧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规定的弊端,实现了不同所有制各类企业法人破产界限的统一;既借鉴了西方国家破产界限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概念,又创造性地突破了传统破产界限的立法规定,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正确的立法价值取向,有利于协调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阶层体系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在当下刑法学界关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论争中,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因其富有层次感和逻辑性的构造深受追捧。但其能否成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重构的基石和核心,亟待司法实践的检验。     

计算机犯罪与刑法完善初探

给出了计算机犯罪的概念。简单介绍了目前我国刑法中对计算机犯罪的惩治规定。分析了新形势下计算机犯罪的特点、危害和发展趋势 ,指出我国刑法中对计算机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当前计算机犯罪的形势相比已经严重滞后。在此基础上 ,结合我国刑法 2 85、2 86及 2 87条有关计算机犯罪的规定 ,从计算机犯罪的主体、客体、依法定刑等方面提出了完善计算机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议。包括将计算机犯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 ,将破坏计算机硬件后果严重的行为纳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范围追究刑事责任 ;计算机犯罪的主体应增设法人犯罪 ,同时计算机犯罪的客体应进一步完善 ;在量刑方面 ,提出对计算机犯罪及计算机关联犯罪应从重处罚 ,并增设财产刑和资格刑     

论个人破产与参与分配的衔接——基于深圳地区1371件个人破产案件的实证分析

个人破产是为保证自然人在符合条件时退出市场竞争诞生的,而在其应用之前就已经存在参与分配程序发挥着替代破产的功能,为促进二者的相互衔接,汇总近两年深圳破产法庭受理的个人破产案件,总结个人破产案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特点;将个人破产和参与分配的法律条文对比,探究二者在理论上的各自优势。在此背景下构建“一般执行—参与分配—个人破产”的衔接逻辑,并对其中的流程节点、总体思路、衔接细节和冲突规则进行推演,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计算机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完善

计算机及其网络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但与之相伴随的计算机犯罪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稳定的社会秩序。如何有效地规制计算机犯罪，已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文章从计算机犯罪的概念着手，重点分析了计算机犯罪的特点，进而在剖析计算机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评述了我国刑法中关于计算机犯罪的立法．并提出了部分建议。     

犯罪既遂、未遂与我国刑法分则之规定——以盗窃罪为视角

犯罪既遂、未遂是故意犯罪发展阶段中的停止形态,各国刑法对未遂犯处以与既遂犯不同的处罚原则,我国刑法也不例外.我国刑法分则采取了定量、分阶段的立法模式,即对于具体犯罪,在犯罪既遂的基础上,根据危害程度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刑罚.从罪刑相适应、主客观相统一出发,应当将刑法总则对于未遂犯的处罚原则贯彻于这种立法模式中,而不仅仅是既遂犯与未遂犯在刑罚适用上的区分.     

完善我国期货犯罪立法浅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期货犯罪立法缺陷的分析,结合国外期货犯罪立法的经验,提出我国刑法中应增设"期货欺诈罪",并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刑法对期货犯罪处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论新破产法对我国破产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新破产法所确立的一系列破产法律制度相对于旧的破产法具有很大的创新和发展。企业一体规范,扩大了破产法的适用范围;确立统一的破产标准,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引进破产人管理制度,有利于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和保全,减轻了法院的负担;规定破产重整制度,有利于挽救破产企业,避免生产力的浪费。     

我国破产和解与整顿制度的立法完善

当今社会许多国家的破产立法，其重心日益向破产预防制度转移，破产清算已不再是破产法立法和司法的惟一主题而越来越成为特定情况下才加以适用的特别措施，相应地，各国关于破产预防制度的设计日趋完备和精细。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关于和解和整顿制度的规定仅有6个条文的内容和篇幅，无论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科学性方面，还是在制度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在对我国现行破产预防制度进行评价的基础上，粗略地勾画了破产和解和破产重整制度的改革思路。     

关于构建我国跨境破产管理人制度的思考

跨境破产管理人制度是国际破产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保证跨境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跨境破产管理人制度还不够完善,涉及该内容的破产法也不多。文章介绍了国外跨境破产管理人制度的有关内容,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我国设立跨境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基本途径。     

论刑法修正案(四)对刑法的立法完善及其新增犯罪

为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行为,刑法修正案(四)对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完善。对刑法修正案(四)所修改、增加的内容,有必要对它进行探讨、研究。     

互联网时代计算机病毒犯罪的刑法完善

计算机病毒犯罪以计算机病毒为攻击工具,严重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具有危害面广、隐蔽性强、破坏力大、随意性强的特点。我国刑法将本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存在明显错位,应将本罪独立成罪并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未成年人和单位也应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对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同样应定罪处罚;在刑罚上,应考虑增设财产刑和资格刑。